妻子林清晏是翻譯官，婚後我跟着她飛了很多國家。
但是妻子的每一處住所的第二把鑰匙，都在她助理溫嶼手裏。
我問她要過，她低頭整理腕錶，語氣平淡：
"溫嶼需要隨時送文件，這樣方便。"
從此家裏便有了第三個人。
我不在家的時候，他在。
我在家的時候，他也來。
冰箱裏永遠有溫嶼買的牛奶。
衣櫃裏永遠有溫嶼熨好的西服外套。
我告訴自己，這是她的工作，是翻譯官的世界裏必須容納的那一部分。
第七年，上級通知林清晏即將去德國，只有一個名額隨任。
我以爲丈夫隨任，天經地義。
直到她在飯桌上斟酌着開口：
"這次溫嶼一起去，他德語好，對接更方便。"
我問她需要多久，她說大概一年。
我放下筷子，七年來第一次認真看她。
忽然明白，我不是在跟她搬家。
我是在跟他們搬家。
我是那個被反覆打包、運輸、拆封的行李，而溫嶼纔是和她一起站在每個機場出口的人。
看着碗裏那碗涼透的湯，我輕輕把筷子擱在碗沿上。
然後拿起手機，在餐桌下給律師發了一條消息：
"我想諮詢離婚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