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相”張居正去世的時候,給萬曆留下的,是一個殷實的家底。由於“一條鞭法”利國便民,到萬曆十年(1582),太倉(國家倉庫)糧食可支用十年,國庫存銀近八百萬兩。在政治、軍事等方面,也是一派大國氣象。官吏勤於政事,“四夷”無不賓服。從那時候起,萬曆帝要是稍有一點兒明君的樣子,就算他說出“真想再活五百年”的狂言,也不是太離譜。
但是,大國運祚,也如逆水行舟,只要有二三十年國主不謀正事,國勢眨眼間就會稀里嘩啦地垮下去,任你使了喫奶的勁兒,也是回天乏術。
萬曆後期的大明,君臣乾的都是不太正經的事,國家也就漸漸生出了三大毒瘤。
哪三個呢?一是“黨爭”,二是“礦稅”,三是“遼事大壞”。
這三大毒瘤,由內到外,由上至下,把如日中天的大國搞得千瘡百孔、不堪一擊。
國運走下坡路的時候,往往就是黨爭起、賦稅重、民怨興、外患至。內憂外患,就像兩個持刀的孿生兄弟,至於誰砍下了最後那要命的一刀,其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明這個爛透了的龐然大物,已經到了一刀就足以斃命的程度了。
在這裏,我們稍微先費一點兒筆墨,把這三大毒瘤分別說一說。
明末的黨爭,主要指東林黨與浙黨、閹黨之間的鬥爭。萬曆十年(1582)以前,控制朝政的,或是強勢皇帝如嘉靖,或是強勢首輔如高拱和張居正,哪會有人敢鬧小派別?
萬曆十三年(1585)後,皇帝不大管事了,朝政日益敗壞,廷臣也就有了門戶之別,這就是所謂黨爭。這裏所說的“黨”,與現代社會的政黨含義不一樣,指的是官僚的派別。
明末黨爭裏,最重要的一方是東林黨,之所以名爲“東林”,得名原因很有些風雅。萬曆三十三年(1605),吏部郎中顧憲成被革職,隨後與志同道合的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家鄉無錫東門外的東林書院講學。
他們這種講學,不是爲了普及《論語》,也不空談心性,而是重在“經世”,也就是想着怎麼樣能夠治國。他們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道,以天下清流自居。這個姿態,在當時很得人心。《明史·顧憲成傳》裏說,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和下野官員,都紛紛跑來投靠——可算找到“精神家園”了。據說,當時把東林書院的客舍都給住滿了。
顧憲成這一批精英,號稱“東林八君子”。在他們的帶領下,江浙一帶的文士,集會立約,互稱“同志”。東林同志們的活動,得到了淮陽巡撫李三才的支持。朝中有些官員,如趙南星等人,也願意與之結納。
與他們相對立的官員們看不慣,指其爲朋黨,詆譭他們是“東林黨”。
所以東林黨這個稱呼,一開始是個惡名,後來叫開了,才慢慢變香了。
東林一派的官員,一開始聽着也嫌刺耳,於是反脣相譏,按地域給人家取諢名,斥對方爲齊黨、浙黨、楚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