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 “紅丸案”要了新皇帝的命

萬曆帝駕崩時，皇太子朱常洛三十八歲，在古代，這已算是半老之人了，到這時才熬出了頭，當了皇帝。這個新皇帝，是東林一派官員前赴後繼保了幾十年才保下來的，廷臣對他寄的希望當然很大。那麼他即位之後，實際作爲怎麼樣呢？

提不得，太讓人啼笑皆非！

萬曆帝於七月二十一日死，常洛於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爲泰昌元年。然而這位泰昌皇帝卻沒能活到“明年”，只活了二十九天就死了！成了明朝在位時間最短的一個皇帝，差點兒連年號都撈不着。

怎麼死的呢？病死的。因爲甚麼致病的呢？太好女色！

朱家老皇帝的遺傳，恐怕真是有點兒問題，走了一個貪財的，又來了一個好色的。

因爲他死得太窩囊，所以後世對他評價不高。其實事情也有兩面，他要是不那麼好色，很可能將來就會有一番作爲，弄得好，倒可能會保住大明的一條命。

可惜，天不佑大明。說起來還是因爲——萬曆雖死，陰魂不散。泰昌皇帝即位之初，哪怕有個像葉向高那樣稍稍果斷一點兒的首輔，也能制止一些事情，躲過這一劫。但是沒有，上上下下，就這麼眼睜睜地看着新皇帝被“謀害”死了。

從父皇駕崩，到泰昌皇帝即位的這幾天，以新帝頒佈的詔令來看，他還是試圖振作頹局的——

發內帑犒勞邊防將士，兩次共撥付二百萬兩，可見他是不吝惜銀子的。

罷撤礦稅，將礦稅太監全部召回，看得出他是不想擾民的。

補上各地巡按等缺額五百多位，還是想讓國家管理正常起來的。

將過去因建言罷礦稅而被斥逐的諸臣盡行起用，還是想恢復監督體制常態的。

他還下詔誠懇求賢，要求一旦發現卓異人才，要立即破格使用。看來，是想盡快提振官員隊伍士氣的。

而且一反乃父的懶惰，剛一當了皇帝，就開始視朝！

萬曆帝，那可是近三十年不視朝了。歲月漫長，近三十年不上朝是個甚麼概念，恐怕絕大多數官員都不知道該怎麼上朝了。所以開頭幾天，朝堂上一片亂哄哄。泰昌帝很有看法，要求百官務要十分“敬慎”。他吩咐糾儀官，要是再抓住亂來的，一定要重重懲辦。

看起來，朝政就要有個新氣象了。百官們心中歡喜：萬惡的舊時代總算過去了，棘手的事情，就一件一件來解決吧。

但他們沒料到，新皇帝即位才五天，最大、最棘手的問題就來了——泰昌帝的“龍體”出了大問題！

事情是從那位影響了朝政幾十年的鄭貴妃引起的。萬曆在世時，鄭貴妃是壓在太子常洛頭上的一座山，現在萬曆不在了，當了皇帝的常洛，一時還改不了敬畏鄭貴妃的心理。

萬曆死前的遺囑，有一條，是要常洛晉封鄭貴妃爲皇后。常洛呢，也太不爭氣，一個大活人，居然有點兒怕死人，不得不傳諭內閣，表示要執行這一遺囑。

目前萬曆後宮的形勢是：正宮王皇后，在萬曆駕崩之前的幾個月，已經去世了。常洛的生母王貴妃，也早在九年前就鬱鬱而終了。這兩位在名分上高於鄭貴妃的女人不在了，那麼鄭貴妃一旦晉升爲大行皇帝（剛死的皇帝）的皇后，就意味着她將成爲泰昌帝的皇太后，在名分上仍然壓着泰昌帝。

而且最要命的是，這個女人一旦成爲皇太后，就有可能垂簾聽政，主持廢立！

這是萬曆爲他心愛的女人所佈下的最後一個局。

這當然於禮不合，禮部右侍郎孫如遊立即上疏反對。泰昌帝覺得問題不好處理，就留中不發，把執行遺囑的事擱置了下來。

鄭貴妃卻不能停止活動。她目前的身份，不過就是先帝的妃子，以往皇權對她的保護屏障，實際上已經消失。如果泰昌帝要報復前嫌的話，那她的前景就非常不妙。

鄭貴妃不想坐以待斃，於是盯住了一個人——李選侍。這是常洛當太子的時候就寵幸的一個姬妾。

這個“選侍”，是個甚麼名堂呢？原來，太子的大老婆叫太子妃，小老婆依次爲才人、選侍、淑女等。

常洛一向所寵愛的有兩個選侍，無獨有偶，都姓李。爲了區別，時人稱她倆爲“東李”和“西李”。常洛最愛的，也就是鄭貴妃現在想打主意的“西李”。

這個“西李”李選侍，大約也是個素質不高的女人。鄭貴妃和她臭味相投，很快達成了交易——由鄭貴妃推動請封李選侍爲皇后；而李選侍則投桃報李，提議封鄭貴妃爲皇太后。

小人物登上高位的爲禍之一，就是把國家大事當成商鋪交易，他們是不管江山牢固不牢固的。

兩人以此結好，互相引重，給泰昌帝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最後是內閣首輔方從哲主張：乾脆把此事壓下，不說不辦，也不說辦，讓它不了了之。

鄭貴妃接連碰壁，覺得情況不是很好，與現任皇帝的關係必須解決好，於是改變了一下思路。小人物出身的政治人物，往往適應力都極強，她這一次，要打的是泰昌帝的軟肋。

據《明史》記載，泰昌帝即位後，鄭貴妃因爲福王常洵的緣故，怕泰昌帝銜恨，便向泰昌帝進珠寶，又送了八名侍妾投其所好。

這八個人，是鄭貴妃從自己的宮女中選出的八個大美女。這批禮物，顯然有神奇功效，泰昌帝欣然接納。

泰昌帝的爲人，鄭貴妃早就看透了。這一槍，果然就打中了要害。

常洛貴爲龍子，但命卻出奇地不好。

在做皇長子和太子的時候，備受萬曆與鄭貴妃的壓抑，戰戰兢兢不敢有所閃失，心情自然苦悶。爲紓解壓力，漸漸地就轉向了聲色之癖。久而久之，身體被掏空，在即位之前就很虛了。

萬曆死後，多年的壓迫與約束消失，否極泰來的泰昌帝，有如窮兒乍富，渴牛暴飲，於女色方面就益發放縱。現在，又有鄭貴妃送上的八名美女日夜“圍剿”，那就更不堪重負了。

另一方面，他即位之後，每天都要處理大量朝政，力圖清理父皇留下來的積弊。以他的年齡，處理常規的政務應該不算難事，但他的體質，已弱不禁風，這點兒事務簡直要了他的命。

八月初一，他勉強支撐病體，完成了即位大典。接下來的幾天裏，由於驟然“日理萬機”，精神立刻感到萎靡不振。

在政務和美女的兩面夾擊之下，弦兒一下就繃斷了！

這一天，泰昌帝擺酒設宴，宴會上羣姬載歌載舞，泰昌帝心旌搖盪，把持不住。飯局散後，把“女樂”留下來。據《三朝野紀》上說：“是夜，連幸數人，聖容頓減。”而《先撥志始》上則說：“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體由是大劇。”總之是應付得太多了，導致體力崩潰。

八月十日，泰昌帝病倒，召醫官來進行了診治。十二日還強挺着視朝，羣臣見皇帝病容加劇，都大爲喫驚。第二天，就完全沒法兒坐朝了，又召醫官陳璽等人前來診治。十四日，鄭貴妃見機插手，她讓太監崔文升爲泰昌帝開了一個藥方。

這個崔文升，原是鄭貴妃宮中的親信太監，泰昌帝即位後，被提升爲司禮監秉筆兼御藥房太監。把這樣一個來歷的太監，提爲內廷的二把手是何用意？不可考。反正泰昌帝的警惕性，實在是太差了。

崔文升診過脈後，說是邪熱內蘊，應該清火去熱。於是把大黃、石膏等通便的瀉藥，都列入方中。

此時，泰昌帝的身子，虛得遇風就倒，哪裏禁得起這番猛瀉？不服藥還好，一服下去，立即腹痛難忍，接着一夜連瀉三四十次，眼見得小命就要完！

十五日，首輔方從哲聽說皇上起不來了，大驚，連忙帶領諸臣趕到宮門問安。皇帝傳出話來，只說是：“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碗。頭暈目眩，身體疲軟，不能走動。”吃藥的事，他沒有告訴大臣。

但宮中的太監與宮女們早已傳開：崔文升給皇上服瀉藥，出了大事！外廷也很快知道了內情，一時人情洶洶，都說崔文升是受了鄭貴妃指使，這裏面，肯定有異謀。

由於鄭貴妃在萬曆臨終前的一段時間裏，已意識到後萬曆時代馬上就要開始，遂開展了對常洛全方位的籠絡。常洛的性格又過於軟弱，在金錢美女的攻勢下，完全捐棄了前嫌，與鄭貴妃相處甚融洽。他對鄭貴妃未加任何戒備，即位後，也沒對宮內和外廷的人事進行果斷的清理。

內閣的首輔方從哲，由於政治淵源上的關係，也沒有提出建議切斷鄭貴妃與當前皇權的所有聯繫，以保障新皇帝的人身安全。甚至連他本人是否與鄭氏暗中合流，也是一大疑問。

看來，在人身依附色彩非常強烈的皇權制度下，新皇帝上臺，不果斷清理舊的人事關係，也是禍患多多。

陰謀就在皇帝稀裏糊塗時，已悄悄展開。常洛的東郭先生心腸，使他自己陷入了十分險惡的境地。

此時鄭貴妃已是大行皇帝的遺孀，按制應該馬上搬離乾清宮，但她爲了與新住進來的李選侍聯絡方便，尚未搬走。泰昌帝一病不起，引起了多方面的焦慮。其中外戚王、郭兩家，發現鄭貴妃與李選侍圖謀不軌，便到處拜見朝中大臣，泣訴泰昌帝面臨的險境。他們說：“崔文升如此用藥，絕非一時之誤，而是故意。皇長子由校每每私下裏哭泣，父皇體力尚健，何由轉眼至此！鄭、李謀求由她倆照管皇長子，是包藏禍心。”

這個情況，引起了廷臣的普遍不安。大好形勢來之不易，這個鄭貴妃還要繼續爲禍朝政，真是豈有此理。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在朝中首先倡議：“鄭貴妃當移宮（搬家）。”

十六日，吏部尚書周嘉謨召集勳戚、文武大臣，會商此事。此時鄭國泰已死，大臣們把鄭貴妃的內侄鄭養性叫來，責問他：“先朝數十年不定國本，你的姑姑罪過大焉！先帝遺囑要封你姑姑爲皇太后，你應出面堅辭纔對。爲何鄭貴妃還住在乾清宮不走？又向皇上進獻珠玉、美女，不是有非分之念嗎？這樣貪得無厭，一旦事發，你們鄭氏一門將後患無窮，還是小心一點兒爲好！”

這番話雖是威脅，但說的也是實情。鄭養性聽了，不由得心虛，失魂落魄而退。諸大臣的意思，是讓他將此話傳給鄭貴妃。果然沒有幾天，他就上疏，請皇上收回封鄭貴妃爲皇太后的成命。

崔文升用藥之事，也有人開始追究。楊漣於二十日上疏，論崔文升胡亂用藥之罪。他說：“醫家看病，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傷之餘，一日萬機，正宜清補，文升反投下相伐之劑，遂令聖上病情加重。而且還煽動黨羽，胡說皇上是爲女藝人所蠱惑，不加檢點。他就是想以此掩蓋自己的陰謀，既加重了皇上的病，又污損了皇上的名，罪過大了。請將此人收監，以平息輿論！”

在這道奏疏裏，他還非常有眼光地提出，鄭貴妃的名分和對她的安排，是事關治亂的大事，一定要果斷處置。他說，封鄭貴妃一事，尤爲違反典章制度。她算甚麼？既非皇上的嫡母，又非皇上的生母。請皇上還是將秩序整頓一新，嚴格名分，以杜絕某些人的僭越窺伺之心，不負天下之望。

輿論壓力非常強大，時勢畢竟已與往日不同，鄭貴妃就是再戀戀不捨，也不敢將事情激化，經過考慮，便乖乖移往慈寧宮去了，這纔是她該去的地方。

這一番風波，在泰昌帝那裏也有了回應。八月二十二日，他召見方從哲和新任內閣大學士劉一、韓（kuàng），還有其他一批大臣。其中，給事中楊漣也在列。叫一個小小的言官到他的病牀前，顯然是因爲幾天前上疏的事。諸臣見皇帝同時還召來了錦衣衛的校尉，都以爲是楊漣的上疏太不留情面，觸怒了皇上，今日只怕是要有打屁股的事發生。

惶恐之下，大家急忙囑咐方從哲快跟皇上求情。方從哲沒有應承，反而勸楊漣自己去跟皇上認個錯。楊漣不幹，說：“死即死耳，漣有何罪？就是今天穿胸爛骨，也還是那些話！”

這個硬骨頭的言官，無怪乎後來能青史留名，他是大明官員中能把孔孟之道堅持到底的極端典型。從道理上來說，臣僚人人都該把孔孟之道堅持到底，但那只是紙上文章，實際上這樣的人不僅少到萬里挑一，而且幾十年才能出一個半個。

這次召見，與衆大臣想象的正好相反，不僅沒見到甚麼廷杖的跡象，反而充滿了平和之氣。

皇上見了衆人，心平氣和，只是說：“朕自去年七月起，身體不適，到今年五月纔好。即位後，政務不敢閒暇，以至病發，久久不好。”

他好像並不覺得宮內的事情，有外界猜測的那樣險惡。孫如遊說起李選侍封皇后的事，泰昌帝評價說：“她伺候朕有好幾年了，甚爲小心。”並不認爲李選侍參與了甚麼陰謀。

方從哲提起，皇長子由校應該搬到慈慶宮去住。

泰昌帝說：“朕不忍離。”

劉一建議皇上以醫藥爲輔，以保養爲主。泰昌帝這才點頭稱是：“藥沒甚麼功效，已停了十多天不吃了。”

周嘉謨趕緊附和道：“藥還是第二義的，唯有清心寡慾，則不用藥也能好。”他委婉地勸諫泰昌帝不要那麼好色了。

皇上對此也不惱，見該說的都說了，就叫侍立在身邊的皇長子由校也說一說。

由校會意，便說：“宮中沒有甚麼事，先生們請跟外邊說，不要聽信流言。”

這句話，纔是皇上此次召見要表達的中心意思。諸臣當然有些疑惑，不過，倒也沒有爭執，宮中沒事就好。

泰昌帝最後發了話，將崔文升斥逐出宮，鄭貴妃封皇太后的事，也收回成命，算是對羣臣的意見做了部分採納。

他的態度，之所以沒有跟着羣臣的思路走，原因就在於，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體是怎麼回事，不願諉過於別人，因此也就拒不接受鄭貴妃有異謀的說法。

事情如果到此爲止，真的也就沒事了。泰昌帝就算是身體從此垮了下去，那也是自然規律，不關乎政治陰謀。

大臣們心裏鬆了一鬆。

哪知道，幾天後就有大事爆發，而且在朝中掀起了極大的風波！

這件事，就是對晚明政治發生了重要影響的“紅丸案”，三大案中的第二個。

本來，衆大臣已經將鄭貴妃逼出乾清宮，將她與皇上隔離了開來，使她不至於在治病問題上動手腳，這可以說是萬全之策。

大臣們潛在的想法雖沒明說，但內心對鄭貴妃的“異謀”，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鄭貴妃雖已失去了實質性的權力資源，僅有一個不太過硬的名分，但她手裏還有兩張牌：一是，如果泰昌帝死了，那麼福王也有被擁立爲皇帝的可能性，雖然機會很微小。二是，鄭貴妃已經籠絡住了李選侍，如果泰昌帝一死，起碼她不用懼怕有朝一日泰昌帝再記起前仇來。且李選侍在鄭貴妃的唆使下，已牢牢抓住了皇長子朱由校。泰昌帝一死，小皇帝即位，這兩個女人就可以實行某種程度的垂簾聽政了。

如果這樣，那就是大明的不幸，更是大多數“反鄭派”官員的不幸。

可是泰昌帝常洛的命運確實不好，他當皇帝，沒搞死過一個人，卻總有人前仆後繼地要來搞死他。

禍端起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一個六品官員——鴻臚寺丞李可灼，便是這個事件的肇事者。

八月二十三日，這個李可灼跑到內閣，說是要向皇上進呈仙丹。這一天，剛好是新任閣臣劉一、韓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幾位閣臣聽了李可灼的要求，都沉吟不語。最後方從哲表了態，他考慮到崔文升胡亂用藥，曾引起了一場大風波，費了好大力氣才平息，這種事，還是不做爲宜。

首輔的這種考慮，無疑是正確的，於是兩位新閣臣就叫李可灼走了。

但李可灼不死心，不知他是想立大功呢，還是別有甚麼企圖，偏要百折不撓地把這藥呈送上去。過了六天，他乾脆跑進宮裏，找到太監，想通過太監這個門路，把藥送給皇上。

鴻臚寺是負責朝會、儀禮和接待外賓的衙門，皇上有病，本不關這個衙署官員的事，可是李可灼卻熱心得令人起疑。

太監們這時候也很小心，不敢擅自做主，先行通報了內閣：“皇上已病危，現有鴻臚寺丞李可灼到思善門來，說要進藥。”

又是這個傢伙！方從哲等閣臣這次更警覺了，堅決制止，告訴太監說：“他說是仙丹，所以我們不能信。”

就在這一天，泰昌帝預感自己來日無多，強撐着召見了十三位大臣，皇長子朱由校也在場，這顯然是有臨終顧命的意思。

在乾清宮的病榻上，泰昌帝說：“朕的病，好像不行了。”他看着三位閣臣說，“國家事，請三位愛卿盡心。”

然後，又對部院大臣們說：“卿等要爲朕分憂，好好輔佐皇長子，務必讓他成爲堯舜之君。”

他又讓朱由校說幾句，皇長子說得很得體：“先生們勞苦了，請記住父皇的話。”

接下來，泰昌帝談到了棺槨和陵地的事。方從哲還以爲說的是萬曆帝安葬的事，就說：“皇考的陵墓匠作，正在次第進行。”

泰昌帝搖搖頭，指着自己說：“朕壽宮也。”

方從哲等人大驚，連忙勸慰道：“聖壽無疆，哪裏就到這個地步！”

泰昌帝神色黯然，說了幾遍此事重大，便閉目傷神。

衆臣都不由哽咽起來，伏地不忍仰視。

大事交代完畢後，泰昌帝忽然問起：“鴻臚寺有個官來進藥，他人在哪裏？”

皇帝是如何知道這個消息的？顯然是近侍太監傳的話。

這也是易於被人忽視的一個細節：內閣已經否決了的意見，怎麼又告訴了病中的皇帝？是無心爲之，還是李可灼走了門路？此案從這一刻開始，謎團重重！

方從哲連忙照實稟報：“鴻臚寺丞李可灼，說過他有仙丹，但臣等未敢輕信。”

這個話，等於把大臣們的態度說得很明白了，但泰昌帝還是命人宣李可灼進宮，讓他來診視一下自己的病情。

李可灼很快趕到，給皇上號了脈，望了氣色，然後談了他的判斷和療法。泰昌帝聽了，很信服，命他馬上把藥調製好呈上來。

方從哲立刻委婉地表示異議，提出是否與御醫們商量一下再說。劉一則對衆人說，在他的家鄉，有兩人服過此藥，效果是一好一壞，可見不是萬全良藥。

衆人疑慮重重，但就是不敢把話挑明。皇帝的旨意，還是傳下去執行了。

泰昌帝是否迷信或服過仙丹，史書上沒有記載。包括萬曆帝，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明朝十六帝（因英宗兩次面南，也有說明朝十七帝）中，最迷信丹藥的有兩位，即憲宗皇帝和嘉靖皇帝。尤以嘉靖皇帝在這方面搞得空前絕後，到晚年迷信得近乎白癡。

這次泰昌帝執意要服仙丹，一是求生的本能，二是內心的絕望。“死馬當作活馬醫”“病急亂投醫”等，他也是知道的。

其實，在這樁離奇的案件中，要負最大責任的，恰恰是受害者泰昌帝本人。他此時的主要身份是患者，要用甚麼藥，應該聽內閣和御醫的，但他偏要行使皇帝職權。諸大臣由於明哲保身，又不敢力阻，於是事情便向着不可控的方向，急劇地發展了下去。

到中午，李可灼調好了紅色藥丸一大粒，送到了御榻前。估計這東西，起碼有一顆李子大小，主要成分究竟是些甚麼，到頭來誰也沒弄清楚——這藥，就是所謂的“紅丸”，此案便以此物而得名。

泰昌帝是一個很懂人情道理的君主，他怕大臣們不放心，特地把他們都叫進寢宮，讓大家看着他服用紅丸。把這東西吞下去之後，感覺很不錯，連聲誇讚李可灼道：“忠臣，忠臣！”

諸臣懸着的心，這才略略放下，都退至便殿守候。不大一會兒，太監出來傳話說：“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暢，想喫東西喝水了。”

衆人一陣歡呼，終於徹底放下心來，便都從宮中退出了。

到了傍晚時分，李可灼匆匆從宮中出來，到內閣求見方從哲，說有情況要通報。

他說：“方纔皇上怕藥力減弱，想要再服一丸，然御醫都說不宜再服。”

方從哲忙問服了沒有。

李可灼表示，上意難違，且催促很急，只好遵命，已經服了第二丸。

聚集在這裏尚未散去的衆大臣，都圍了上來，急切地詢問皇上目前的狀況如何。

李可灼很有信心地答道：“聖躬安適如前，平善如初。”

可是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初一的凌晨五更天，情況突變。宮內太監慌慌忙忙跑來緊急宣召，說皇上不行了！

方從哲等一批大臣連忙趕到宮中，可是遲了，皇上已經昇天了。

可憐的泰昌帝，登基時是八月初一，剛滿一個月。

消息傳開，舉朝震驚。皇上昨天傍晚才服的藥，怎麼會天一亮就駕崩了？衆臣心頭立即疑雲大起——那李可灼是何人？彼輩並非醫官。那紅丸又是何物？所呈並無藥方。

此事太過於弔詭！

人們不能不將一連串的事情聯繫起來看：先有鄭貴妃進美女，耗損皇上身體。又有崔文升用瀉藥，致使皇上病倒。現在又來了一個李可灼，進呈紅丸。這不是合謀弒君又是甚麼？

“擁長”一派官員的心頭，充滿了悲憤：國本之爭三十年，好不容易將常洛擁上了皇位，僅僅一個月，就一命歸西，這不是太殘酷了嗎？而且，一系列的異常跡象，與鄭貴妃的干係甚大。可憐的常洛，到死也沒擺脫父皇的陰影！

於是，廷臣們開始追問兩個問題：一是，紅丸究竟是個甚麼東西？二是，這麼做究竟由誰指使？

關於紅丸的性質，後世的人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觀點認爲，紅丸就是道家服食的丹藥，含有大量丹砂，所以呈紅色。丹砂又叫作“硃砂”，是一種棕紅色的彩石。新石器時代的先民，就曾應用丹砂做顏料，這是有文物可證的。丹砂的主要化學成分是硫化汞，在湖南、貴州、四川等地都有出產。古時以產在辰州（今湖南沅陵等地）的品質爲最佳，叫作“辰砂”，中醫拿它來做安神、鎮定的藥。

這一說法，根據比較充分。因爲李可灼自稱這是仙方，就是一個佐證。另外，泰昌帝服用以後的反應很安適，也是一個證明。在當時，一般持這種看法的人較多。

但這丹砂也有害，按中醫的說法是性熱，大概就像晉朝流行的“五石散”一樣，吃了會產生內熱，散發不出去，就要命。泰昌帝身體本來就虛，先是崔文升以性寒之藥大黃，瀉了一通，沒過幾天，又用性熱的丹砂加了把火。一冷一熱，把命給催沒了，是完全可能的。

況且，這丹藥裏邊，除了辰砂之外，還有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細菌超標害死了人，也說不定。

第二種觀點，說紅丸是春藥。明代諸帝大多好色，縱慾、服春藥，是相沿的習慣，因此大多壽命不長。明中葉以後，社會上講究奢靡，春藥大肆流行，宮廷裏就更甚。

第三種觀點認爲兩種都不是，說紅丸不過就是一般補藥。丹藥和春藥都是傷身體的，李可灼不可能不知道，他怎麼會有膽量進這兩種東西？除非他瘋了，要拿性命來賭。

關於藥是甚麼性質，當時大致有了一個定論，就是丹藥。接下來的問題是，指使李可灼這樣乾的幕後黑手是哪一個？

令首輔方從哲萬萬想不到的是，他本人竟然成了衆人懷疑的對象。

大家懷疑方從哲，是有一定根據的。他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入閣，次年就接替葉向高任了首輔，到現在短短几年間，經歷了三代皇帝。明末三案，也都發生在他任閣臣期間。就紅丸案來說，公平地講，他處置得不算太糊塗，但不夠果斷與聰明，結果惹禍上身。

他的從政與爲人，後世認爲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如果僅此而已，還不至於招罵。關鍵是無能之外，還兼貪婪。爲了保住位置，這類人所用的辦法，一般都是依附權勢。所以，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倒向鄭系一派的人物。

李可灼進紅丸惹了塌天大禍，輿論當然要懷疑，這多半又是鄭貴妃搞的鬼！方從哲心裏是向着鄭貴妃的，爲壓制輿論，就借擬遺詔之便，以大行皇帝的口吻誇獎了李可灼，並賜銀五十兩。

他想得有點兒太簡單了。他是想，既然泰昌帝信任李可灼，這是有目共睹的，那麼以死皇帝之口，封住滿朝活人的嘴也不難。可是，他想不到，再有威權的死人，又怎能壓服得了長了腦子的活人？

大家都恨不得將李可灼千刀萬剮，居然還有人要褒獎這個傢伙！

怒火立刻就集中到了方從哲的身上，他自己卻渾然不覺。先是御史王安舜上疏，論李可灼庸醫S人罪，其言洶洶。方從哲感覺到，輿論還是有些厲害的，便退了一步，票擬了對李可灼罰俸一年的處分，稍後又加重爲回籍調理。

由紅丸事件，自然要牽起崔文升濫用瀉藥的事，於是又有御史鄭宗周，奏請“寸斬崔文升”！方從哲則票擬，交司禮監議處——讓太監們自己去管這事吧。

他的意圖，就是想把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是，想借這件事說話的人，滿朝都是，他怎麼能壓得住？這種拙劣的遮掩，立刻引起言路大譁。人們索性把他和崔文升、李可灼拴到了一起，都成了鄭貴妃那根藤上的瓜。很快，給事中惠世揚上疏，指名道姓指責方從哲是徇私枉法，有違人臣之道。

方從哲沒想到連自己也陷了進去，手忙腳亂之下，指使人出面爲崔、李兩人辯護，說他倆不過是用藥有誤，非要說成是謀害，豈不是將大行皇帝陷於“不得壽終”之列，凡屬臣子，於心何忍？

這一步，又是臭棋！大夥徹底被激怒了，謀害就是謀害，還敢拿死人壓活人？

新一輪發起攻擊的人，不僅有權位更重的言官，連大臣們也紛紛加入。發難者中，有大名鼎鼎的左都御史鄒元標、禮部尚書孫慎行等。先前的攻擊，還僅僅是指桑罵槐，這次乾脆撕開了臉皮，大家要明明白白論方從哲的罪，把他平日的那些惡德敗行，也一併給揭露。

其中，尤以禮部尚書孫慎行的話說得最狠。他說：“臣以爲，從哲縱無弒君之心，卻有弒君之罪，推掉弒君之名，也難免弒君之實。”掄完了大棒之後，又戟指怒罵道，“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

鄒元標也附和說：“元輔方從哲，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使自稱是無心，又何以向天下交代？”

這兩個人位高權重，素有威望，他們的奏疏，無疑是重錘落下，把方從哲打入“弒逆”一流，使其陷入了道義譴責的汪洋之中。

方從哲頓顯狼狽不堪，真是沒法向輿論交代了，只得上疏，自請削去官職，並表示願意遠流邊方，以謝天下。

此時，雖有一些內侍爲方從哲說好話，但形勢已極爲險惡。萬一哪根弦繃斷了，當了七年閣臣、六年首輔的他，就有可能步早年幾位首輔的後塵，身敗名裂。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有人站出來說話了。內閣輔臣韓上疏，如實講明瞭紅丸事件的經過，認爲與方從哲無關。他還建議，將崔文升、李可灼二人另行處治。

韓是在紅丸案發生前幾日新入閣的大臣，一向老成持重，並不是方從哲一夥。他的話，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此外，曾經對紅丸事件很瞭解的張問達與汪應蛟，也證實了韓的說法。

方從哲固然道德有虧，但絕無弒君的膽量和動機。在激烈的爭鬥中，有人能持這種公論，實爲不易。

三人的意見一出，方從哲總算解脫了出來。但泰昌帝之死，終究是他仕途上抹不掉的一個陰影。首輔這個位子，畢竟不那麼好坐了。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他經過六次請求，終於獲准致仕，回老家去了。

方從哲從萬曆末年國勢由盛而衰時起，曾長時期獨秉國政，因此後來有人認爲，他要對大明的滅亡負責。這種看法值得商榷，他固然沒起甚麼好作用，但還不至於有亡國之責。

在紅丸案中擔有很大嫌疑的崔文升和李可灼，最終的處理結果是：崔文升發往南京安置；李可灼判流戍。這都是按照用藥失誤來判決的，好歹還沒丟命。

紛紛攘攘的紅丸案，就此落幕，但在此案中對峙的幾大勢力沒有變動，換了一個皇帝，他們還是要鬥。因此，緊接着，就爆發了明末的第三大案——“移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