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爲了不拖垮顧晚棠，我停了治腦癌的藥，留下一份離婚協議。
她卻發瘋般撕碎協議，遞來一份國外的手術名額，求我爲她活下去。
我拼命熬過折磨人的治療，終於盼到臨飛前夜。
滿懷希望地去書房找她，卻聽見她正在和助理交代：
“把那個唯一的納米手術名額給子珩吧。”
顧晚棠的聲音透着痛苦的掙扎：
“阿川這邊，就說藥物出錯，他被排到了下一批。”
助理不解：
“顧總，您賣掉公司湊錢，不就是爲了救先生嗎？”
顧晚棠的尾音微微發顫：
“最初成立這家醫療科技公司，本就是爲了子珩的遺傳病。”
“阿川的身體底子好，能挺到我湊齊下一筆錢的。”
我站在門外，腦中驟然發作的劇痛險些讓我站立不穩。
十分鐘後，她端着溫熱的牛奶走進臥室。
“阿川，國外那邊出了點變故，我們要再等等。”
她眼底滿是紅血絲，愧疚得不敢看我。
我沒有像往常那樣心疼地撫摸她的臉，只是平靜地接過牛奶：
“好。”
反正都是等死，不過是遲了兩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