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京麗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把我放倒在牀上時,我大腦突然短路一片空白。而後一剎那全身的血液迅速衝上大腦。我一個鯉魚打挺迅速站了起來,揮舞着乾瘦的拳頭,朝高出我半個頭的她一拳打過去。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與人動手。
曾經看到一則新聞。一輛轎車與一輛公交車因超車引起刮擦。轎車男司機一怒之下拿起一把車鎖跑上公交車毆打女司機。吃了虧的女司機拋下一車乘客飛奔下去……最終女司機被男車主打得昏死過去送往醫院。現場目擊者都說,爲此芝麻小事大打出手,這兩人不是腦子進水就是吃錯藥了。
我當時腦子裏不是進水,是進了一腦子血——“腦溢血”,所以跟這位公交車女司機一樣,完全不知道自己當時在做甚麼,身不由己地行使了暴力。
我與鄭京麗的打鬥看似爲雞毛蒜皮,其實背後另有隱情。
那是20世紀下半葉某個年代,祖國的改革開放浪潮尚未興起。那時我是一名參軍不到半年的小女兵,是一位“白衣天使”——青藏高原某野戰醫院的護士。
事情發生在一個“乍暖還寒”的早晨。西伯利亞的冷空氣還沒有從青藏高原撤退,寒風依然嗖嗖地肆虐着。懸掛在遙遠天際的太陽似乎也被包裹了一層厚厚的冰霜,蔫不拉幾地散發出奄奄一息的光芒。
剛下大夜班的我,與同宿舍的卓瑪喫罷早餐拿着飯碗朝宿舍走去。
卓瑪的全稱是尼/瑪/卓瑪——一她名字的含義是“太陽公主”,多麼美好的寓意啊,我不得不佩服勤勞勇敢的藏族人民的想象力。
卓瑪來自近年因地震而聞名的玉樹藏族自治州,她是特招的文藝兵。因爲宣傳隊編制一直不能落實,所以文藝兵們“暫時留守”在醫院,捎帶着體驗一把當護士的滋味。
雖是藏族出身,可卓瑪既沒有藏族普遍的“高原紅”臉蛋兒,也沒有藏族結實寬厚的身板。她是一個皮膚白皙身材嬌小的女孩兒,與江南美女沒甚麼差別,只是鼻翼兩旁有幾粒淡淡的雀斑。我想大概上帝造人的時候正打瞌睡,一不小心把卓瑪放錯了地方。
我們宿舍是院內很不起眼的一排排小平房裏的一間。門口種植的那一溜小白楊,正在早春的冷風中左右搖擺瑟瑟發抖。
推門進去,正面是與煤爐相連的“火牆”——那是平房裏特有的“土暖氣”。若沒有它,青藏高原零下30度左右的嚴寒準會把人凍成冰棍兒。
隨着我開鎖的聲音,火牆後面露出半個臉。隔壁房間的鄭京麗,正跟我對面牀的藍茹嘻嘻哈哈聊天呢。
鄭京麗身高1.66米。顧名思義,出生於京城的她,足夠健康美麗。此外,她那墨黑的長腳吊眉和微翹的豐滿紅脣,更顯示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兇悍。生氣的時候,她那直勾勾的眼神攝人心魄,彷彿兩顆上膛的子彈,隨時準備發射出去狠狠地擊中對方。
……
這次打鬥過後,我很快就後悔了。而且“腸子都悔青了”。
這是因爲,打架對我的“進步”可是大大地不利啊。
我到醫院當兵之前,曾給老爸立下了“軍令狀”——到了部隊,一定要努力再努力,爭取早日加入中國***。
那年月,入黨是每個要求進步的年輕人首先要邁上的第一個臺階。像如今高中生幾乎人人都要讀大學一樣,是個必須經過的“門檻”。不入黨就意味着你沒有“政治生命”,那你不就是一個渾渾噩噩的行屍走肉嗎?
老爸是“老八路”出身,劉鄧率領的第二野戰軍麾下的一名基層指揮員,想當年由北到南解放全國久經沙場戰功累累。對***忠誠得一塌糊塗的他,希望女兒繼承他的光榮傳統,在解放軍這座大熔爐裏千錘百煉,做一個處處爭先事事拔尖的響噹噹女兵。
況且,在我之前入伍的哥哥梁楚雄早已入了黨,我必須步其後塵儘快進入黨溫暖的懷抱。玉溪和楚雄是雲南的兩個縣,老爸爲了紀念當初解放大西南的輝煌戰績,大筆一揮把這兩個地名安在了我和哥哥頭上。
老爸喜歡喝點小酒。記憶中,他總是用哪種細高細高的陶瓷小酒壺溫酒。用最小的陶瓷酒盅一點一點的抿着喝。
酒酣之際,他總會把自己打仗的光榮歷史擺一擺。說到解放雲南的時候,他免不了就會問我們兄妹倆:“知道你們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嗎……?”
一開始我們倆聽得津津有味。後來他重複的次數多了,就覺得無趣。每當他問這句話時,話還沒說完,我們就趕忙截住他提前答道:“知道知道。你參加瞭解放雲南的戰役,解放了這兩座城嘛。”
“小溪,既然你要去當兵,就得當出個樣來。別以爲當女兵容易,要做好喫苦受累的準備哦。”我當兵離家之前,老爸語重心長地教導我。
“嗯。”我一邊看書,一邊漫不經心地答應着。女衛生兵不外乎在病房裏打打針發發藥,能喫多少苦嘛。我心裏頗不以爲然。
“你哥哥入伍不到一年就入黨了。現在已經是排長。你得向你哥看齊啊。”老爸繼續給我施加壓力。
“爸,你放心吧,到了醫院我一定會努力表現,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自信滿滿地對老爸說。
可是……可是我當兵剛過半年,就跟人打了一架,若因此背個處分,對我的進步該是多大的諷刺啊。
這可能意味着我原先所有的努力都前功盡棄,這或許讓我成爲各級領導眼中的一名“調皮搗蛋兵”?如此一來我的黨票恐怕就虛無縹緲了……
……
下班後喫過晚飯,我老老實實待在宿舍裏,咬着筆桿琢磨檢查該怎麼寫,哪些詞語能感染和打動老主任護士長他們,讓他們覺得我“認識錯誤深刻”,不必在檔案裏給我放上一個污點啦。
“樑子,寫檢查了哈。”老齊的大嗓門隨着推門的聲音,頃刻間在我耳邊響起。
“嗯哼。”我一邊答應着,一邊揮手讓老齊在我牀鋪上坐下。
“諾,給你的。”老齊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零食遞給我。
我接過來一看,頓時眼前一亮。我手裏有兩隻透明玻璃紙包着的果丹皮,還有幾粒大白兔奶糖。
“謝謝老齊。”我一邊剝了一粒大白兔塞進嘴裏,一邊笑嘻嘻地說。老齊真厚道。她總能收到來自上海的零食包裹,並且毫不吝嗇地分給朋友。
老齊其實一點都不老,只比我大兩歲。她大名齊康平,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教授的女兒。雖說在大學校園裏長大,她全然沒一點斯文淑女模樣,不但外貌像“小子”,性格也跟男生差不了多少。
老齊之所以得了這麼個雅號,一是源於她那1.7米的身高和高大的體魄,二是由於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和粗嗓門。在一幫嘰嘰喳喳高分貝的小女兵羣裏,她絕對稱得上“老齊”。
老齊從來不喊我大名梁玉溪,也不像其他人那樣叫我“小梁”,而是喚我做“樑子”。一開始我有些不習慣,覺得這個稱謂未免粗俗,辱沒我“才女”的身份。後來漸漸習慣了,覺得這個稱呼其實蠻好的,很親切。
我跟老齊相識於入伍第一天。那是元旦過後一個北風呼嘯的日子,我和她差不多是那一年最後走進醫院大門的新兵。
我們那一批新兵來源可謂廣泛,既有來自“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也有來自“老少邊窮”的。大家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軍隊子女或軍人的親戚。也不知哪位高層領導下的命令,這家醫院像水庫開閘一般,呼啦啦一下子招進來百八十個女兵。那年頭全國各地的大學還沒開始招生,當兵無疑是年輕人最好的出路之一。
由於我當兵一事純屬臨時起意,又因爲當通訊兵還是衛生兵糾結了一陣子,以至於磨磨嘰嘰過了元旦之後纔來醫院。最早一批的鄭京麗她們是頭年十月底來的,我和老齊跟人家相比晚了兩個多月。
老爸原本想讓我去總參所屬某通信部隊。
“讓咱閨女到她大奎叔那邊去吧。當通信兵搞雷達,能學技術。”當我跟父母提出要當兵時,老爸說出了他的想法。
“那可不行。大奎那種雷達兵整年鑽山溝溝,不能讓我閨女受這個罪。再說了,他們說走就開拔老換地方,今後我想見我閨女一面那可難了。”老媽立即舉出充分理由全面反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