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婚第五年，裴硯臣將一紙血契推到我面前。
窗外暮雪無聲，銅爐裏的藥煎得正沸。那張薄薄的紙壓在鎮尺下，邊角蓋着太醫院的朱印。
契書寫得清楚。
取我三寸脊髓，換給我的雙生姐姐謝明珠。
我若僥倖活下來，可能終身畏寒、雙腿失力；若運氣不好，便會血崩死在換髓臺上。
裴硯臣卻只將筆遞給我。
“風險沒有你想得那麼重。”
我看着他的手。
十年前，就是這雙手將我從燃燒的藥閣裏抱出來；五年前，也是這雙手握着我的手，一筆一畫教我寫下自己的名字。
那時我喉脈盡毀，說不出完整的話。
所有人都替我作主。
只有裴硯臣告訴我：
“無憂，不願意的事便搖頭。”
“哪怕逼你的人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夫君，你也有資格說不。”
如今，教會我拒絕的人坐在對面，等着我親手簽下一份可能送命的血契。
我壓住發疼的喉嚨，艱難開口：
“如果......我不願意呢？”
裴硯臣握着筆的手停住。
他的眼神有一瞬複雜，隨即被冷靜覆蓋。
“明珠的寒髓症撐不過這個冬天。”
“你們是雙生姐妹，血脈最爲相近。換髓之後，你只是傷些元氣，她卻能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