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聿說他的抑鬱症是我害的那天，全家開了一場審判會。
客廳沙發上坐着爸媽、大姐、女友，對面只有我一個人。
證據是哥哥的病歷本，他手腕上深淺不一的疤，以及一段錄音。
我說“你演技真好”那句話被單獨截了出來。
媽媽哭着扇了我一耳光：
“他是你親哥哥！”
爸爸把一份財產分割協議拍在桌上：
“房子車子存款，你哥想要哪個你就給哪個。”
大姐林婉茹攥着我的手腕把我按在椅子上：
“簽了就沒事了。”
女友蹲在我面前，像哄小動物：
“乖，就當是爲了這個家好。”
我把協議撕了。
第二天清晨我被兩個陌生人從牀上拖走，塞進一輛沒有標識的白色麪包車。
那家醫院的走廊裏全是慘白的燈，沒有一扇窗。
“你家屬簽署了治療同意書。”
一輪又一輪的電擊過後，我連恨是甚麼都不記得了。
出院那天，哥哥戴着我的限量版腕錶，開着我的車來接我。
“叫聲好哥哥，我就帶你回家。”
我站在原地，面無表情，聲帶振動發出標準的音節。
“好哥哥。”
他歪頭看了看我的眼睛，笑了：
“這下終於不跟我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