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網膜病變確診的時候，醫生說我最多還有半年的光。
爲了不拖累沈嶼川，我開始背傢俱的位置，撞出一身淤青，也只是搖頭笑笑。
沈嶼川對此毫無察覺。
他總在奔波，說在替我聯繫德國最新的基因治療方案。
我體諒他，所以獨自嚥下了視力急劇惡化的恐懼。
直到那天半夜，我聽見他在陽臺壓着嗓子打電話。
"溫教授，名額給以晴。"
那頭是一個蒼老的聲音：
"但你妻子那邊......"
"我知道。"沈嶼川打斷他，像怕再多聽一個字就會反悔。
"以晴心思敏感，如果失明人生就毀了。”
"我老婆心態好，適應能力強，等下一輪臨牀試驗開放，我會第一時間報名。"
我扶着牆壁，慢慢蹲下去。
他不知道，我的右眼上個星期已經甚麼都看不見了。
第二天他牽着我過馬路。
"德國那個療法排期比較久，可能還得等一陣。"
我任他牽着，沒有抽手。
“沒關係，不急。”
他的五官我已經快看不清了。
那就這樣吧，讓他連同這最後的光，一起從我世界裏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