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尿毒症後，我成了家裏最大的包袱。
爲了給我湊透析費，爸爸去工地扛水泥，累出了腰椎間盤突出。
媽媽去給人家當保姆，因爲偷拿僱主的剩飯被趕了出來。
正在讀高三的哥哥，更是要把唯一的保送名額賣給富二代，只爲換一筆手術費。
全家人爲了我，卑微到了塵埃裏，受盡了白眼。
後來配型結果出來，哥哥的腎源和我完美匹配，他立刻就要籤捐贈協議，被爸媽死命攔住：
“你瘋了！你是家裏的頂樑柱，少了個腎以後怎麼娶媳婦？”
“你妹妹的命是命，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嗎？”
“這協議絕對不能籤！除非我和你媽死在這裏！”
哥哥跪在地上磕頭求情，額頭都磕出了血，爸媽就是不鬆口。
那天夜裏，我偷偷潛入醫生辦公室，在拒絕接受捐贈書上按了手印。
做完這一切，我如釋重負，推着輪椅想去病房告訴爸媽別擔心。
卻在走廊拐角，聽見爸媽壓低聲音的爭吵：
醫生說活體移植影響壽命，爲了這個拖油瓶廢了咱兒子值得嗎？”
“那咋辦？再養着也是浪費糧食。”
“停了她的藥，讓她自然死，剩下的錢剛好給兒子買房。”
我按在輪椅上的手青筋暴起。
默默調轉方向去了護士站，偷拿了一管高濃度的氯化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