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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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租三個月，林嶼甚麼都好。

安靜、愛乾淨、從不帶人回家。

唯一的規矩：他的房間，永遠上鎖。

我開始只是好奇。

直到上週他出差，我幫忙找開鎖師傅。

門開的瞬間，師傅倒吸一口冷氣，拉着我就往外走：

“姑娘，這屋裏全是你的照片，從三年前開始拍的。”

可三年前，我根本不認識他。

......

走廊盡頭那扇門開了。

開鎖師傅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他幹這行少說也有二十年，甚麼陣仗都見過。

但他提着工具箱，先我一步推開門的時候，他停住了。

一隻腳懸在半空，沒有踩下去。

他側過頭看了我一眼，臉色肉眼可見地發白。額頭上的汗珠在走廊昏暗的光線下反着光。

“姑娘。”他的聲音打着明顯的哆嗦，”你確定這是你室友的房間？”

“確定。”

“你認識他多久了？”

“三個月。”

師傅深吸了一口氣。胸腔劇烈地起伏了一下。他把門往回拉了一點，只留了一條縫。他把工具箱合上，金屬搭扣發出一聲刺耳的脆響。他站起來，拉着我的手臂往後退了兩步。手心全是又冷又膩的汗。

“你看一眼，然後我們馬上出去。”

我走過去，湊近門縫。

我的臉。牆上全是我的臉。

照片貼滿了三面牆。大的是海報尺寸，小的是拍立得。有的裝在廉價的實木相框裏，有的直接用透明膠帶粘在牆皮上。房間裏沒有開窗，空氣是不流通的，瀰漫着一股很淡的灰塵味，混雜着打印機墨水的酸澀氣味。那是一種常年不見天日的、病態的味道。

我推開門走了進去。師傅在後面急促地叫了我一聲，我沒理。我走到正中間那面牆前。

最中間的一張，是我在廚房切蘋果。

照片的角度是從下往上，拍攝位置應該是在對面的樓裏，或者是用無人機懸停在窗外。

照片的右下角寫着日期：上週三。

我看着那張照片。那天我下班早，買了一袋紅富士。林嶼當時就在客廳看書，他甚至還抬頭問了我一句，今天的蘋果甜不甜。

我當時笑着回答他說，挺甜的，你要不要喫一塊。他擺擺手說不用，然後繼續低頭看書。

照片裏的我在笑，照片外的我站在這扇門前，手腳發涼。

這說明，上週三他坐在客廳看書的時候，那個偷拍設備就在工作。

而他一邊和我閒聊，一邊在心裏欣賞着鏡頭裏我的臉。

我往左邊看。這裏的照片顏色最舊。最左上角的一張，邊緣已經泛黃捲曲。照片裏的我穿着藍色的長款羽絨服，手裏端着一杯熱豆漿，站在公交站牌下。右下角有打印的日期：2022年12月14日。

那是兩年前的冬天。

我記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整座城市的交通都癱瘓了，公交車晚點了四十分鐘。我在站牌下凍得發抖，不停地搓手。

而他，當時就站在某個我看不到的角落，舉着長焦鏡頭，看着我發抖，看着我喝豆漿，看着我因爲寒冷而皺起的眉頭。

我繼續往右看。照片越來越密集。2023年春天，我在公園的長椅上看書，風吹亂了我的頭髮。2023年夏天，我換了短髮，在商場試口紅，嘴脣塗得鮮紅。2023年秋天，我提着兩袋重重的貓砂走在小區裏，累得停下來喘氣。

2024年春節，我一個人拎着速凍餃子從超市出來，眼神有些落寞。

每一張照片都按時間順序排列。這不是隨意的抓拍，這是一場漫長而嚴謹的連載。

每一張照片下面，都貼着一張黃色的便利貼，上面寫着密密麻麻的字。我湊近去看：

“她今天穿了白襯衫，鎖骨很好看。”

“她買了兩杯咖啡，另一杯是給誰的？去查清楚那個男同事的名字。”

“她今天加班到晚上十點，走路的腳步很重，看起來很累，真想把她抱回家。”

“那個送外賣的男人多看了她一眼，該死，他那雙眼睛該被挖出來。”

我看着這些字，字跡工整，一筆一劃。每一句話都在向我宣告一個事實：我被人像獵物一樣盯着，整整三年，但我從來沒有察覺過。

書桌上放着一臺銀色的筆記本電腦，旁邊是一個黑色的馬克杯，杯子裏還有半杯沒喝完的涼水，水面上飄着一點細微的灰塵。馬克杯的旁邊，放着一個透明的玻璃罐。罐子很大，原本應該是用來裝醃菜的，現在裏面裝着一些零碎的東西。

我拿起來看：一根用過的黑色頭繩，一個空掉的迪奧口紅管，一張我已經丟掉的電影票根，一團帶血的卸妝棉，甚至還有幾根長頭髮。全是我扔進客廳垃圾桶裏的東西。他把它們撿了回來，洗乾淨、晾乾，像收藏稀世珍寶一樣裝在罐子裏。

胃裏一陣翻江倒海，酸水直衝喉嚨。我想吐，但我咬緊了牙關，硬生生嚥了回去。

從小到大，我都是個聽話的人。媽媽常說我太好說話了，沒有一點脾氣。別人提要求，我總是說”好的”。

三個月前，林嶼搬進來，他指着這扇鎖了的門說：”這間是我的雜物室，裏面放着我公司的機密硬件，你永遠別進。”我當時微笑着說”好的”。

那個回答說得太順口了。

總是習慣性地退讓，習慣性地迴避一切可能產生摩擦的衝突。

但現在，我看着手裏這罐屬於我的”基因垃圾”，看着滿牆的病態注視，我不想說”好的”了。

我連退讓的念頭都沒有。

我要弄清楚，這個和我朝夕相處了三個月的男人，到底是個甚麼怪物。

拿出手機，打開攝像功能，從左邊的牆開始，緩慢地、勻速地錄像。我拍下了每一張照片的時間和畫面，鏡頭推近，拍下了那些噁心至極的便利貼，拍下了電腦的型號和位置，拍下了那個裝滿我毛髮和垃圾的玻璃罐，拍下了整個房間的密閉佈局。

我的手很穩，心臟在胸腔裏跳得像擂鼓，但手腕沒有一絲晃動。

遇到這種事，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有證據可以把人送進監獄。

錄完視頻，我退到門口，反手帶上門。

“師傅，多少錢？”我問，聲音平穩得連我自己都有些驚訝。

師傅擦了一把汗，連連擺手：”不要錢了。姑娘，你聽我一句勸，你趕緊報警。”

他提着工具箱，像逃命一樣快步走向電梯，按亮了向下的按鈕。

電梯門一開就鑽進去，看都不敢再看這層樓一眼。

我站在空蕩蕩的客廳裏，下午四點的陽光從陽臺斜斜地照進來，打在林嶼搬進來那天買的那盆綠蘿上，葉片綠得有些刺眼。

撥通了110：”你好，我要報案。有人非法潛入我的生活，證據確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