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腎衰竭那年，他的未婚妻沈清宴把一針麻藥扎進我脖子。
醒來後我已經少了一顆腎。
哥哥得知後無法面對我，撕毀婚約飛去了溫哥華。
爸爸只在意和沈家的聯姻，纏着沈清宴不放：
“我大兒子跑了，小兒子還被你摘了腎，你必須對他負責，跟他結婚！”
沈清宴依言和我結了婚，說她的餘生都用來償還。
可婚後哪怕她對我百般呵護，我始終不信。
直到我急性白血病進ICU，她連夜做了配型，把自己的骨髓移植給了我。
手術後，她握着我的手：
“你身體裏住着我一部分，我欠你的命也長在你血管裏。”
我終於心軟了。
之後十年，她爲我生了一女一兒，以爲我們真能走到終點。
直到小兒子四十一度高燒的那個雨夜，她接了個電話奪門而出。
我一個人打車去急診，病危通知書籤了兩回，她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天亮後我回家拿陪護衣物，卻看到她正摟着哥哥坐在沙發上：
“我贖了十年罪，夠了。”
我哥眼眶微紅地推她，說她已經是我的妻子。
她的聲音發抖：
“我會跟他講清楚。”
我站在門外，忽然笑出了聲。
原來這十年，我只是替哥哥，暖着一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