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川破產那年，我收了他母親五百萬嫁給了別人。
八年後，他東山再起，強迫我留在身邊，卻不肯給我任何名分。
白天，我是他的私人祕書。
晚上，我是他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舊情人。
他身邊的女人換了一個又一個。
每個人都能得到房子、珠寶。
只有我，連請假去醫院，都要跪下來求他批准。
確診癌症晚期後，我只向他要了十萬，只爲了給自己買一塊墓地。
賀川卻把支票撕碎。
“當年拿五百萬還不夠？現在又來騙我的錢？”
他凍結了我的工資賬戶，還逼我替他和新歡籌備婚禮。
婚禮當天，我咳着血替新娘戴好頭紗。
賀川挽着她走過我身邊，連頭都沒有回。
他說：
“等婚禮結束，再跟你算裝病的賬。”
可我卻笑着搖頭。
賀川，這一次，我真的等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