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歲，班主任在全年級家長會上唸了我的日記。
他說這是心理隱患排查，需要公開討論。
日記裏寫的是我爸酗酒打我的事。
禮堂裏，充斥着笑聲，嘆氣聲和竊竊私語。
我爸當場扇了我一巴掌，說我編故事丟他的臉。
班主任站在臺上，表情悲憫又體面：
“這孩子心理有問題，建議家長儘早干預。”
沒有人問我那些傷疤是不是真的。
我被轉學三次，每一次檔案裏都跟着一句。
“該生存在嚴重心理問題”。
後來我考上政法大學，畢業後輾轉基層，辦了九年未成年人保護案件。
三十二歲，我被任命爲教育巡查專員。
上任第一個案子，是一所中學的教師侵害學生事件。
舉報材料最後一頁，附着校長的求情信。
校長的名字，我盯了很久。
就是當年那個班主任。
他升得很高，履歷光鮮，年年師德標兵。
他託人帶話，說想約我私下聊聊，語氣還是那麼熟悉：
“那孩子有心理問題，鬧大了對他也不好。”
我把求情信放進碎紙機，對調查組說：
“所有涉事人員，列作重點監察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