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那年在青海訓練營，顧時衍指着照片上的幺妹峯對我說，等我們五年後一起站上去看日出，就正式把彼此寫進後半輩子。
五年後的十月，我們如約來到四姑娘山。
衝頂前夜，我高反發作，被隊醫強制留在C1營地。
凌晨三點，我含着兩顆藥丸從睡袋裏爬出來。
我盼了五年，不想只在營地帳篷裏看雲。
翻上衝頂大本營的雪坡時，頭燈掃見兩個熟悉的身影貼在避風的巖壁下。
顧時衍正低頭吻着我的閨蜜沈知晚。
發小周硯和程野舉着運動相機，笑得肩膀都在抖：
“衝頂紀念留着以後你倆婚禮上放。”
沈知晚縮在他懷裏：
“那宋蘅怎麼辦？”
顧時衍替她把衝鋒衣的帽子攏緊，聲音輕得像雪：
“她惦記這座山五年了，我陪她登一次，算是給她一個交代。”
“往後每一次登頂，我只帶你上來。”
風把他們的話捲進雪裏，沒人回頭看石堆背後的頭燈。
我把他送我的那枚冰鎬吊墜解下來，掛在衝頂石堆的經幡上。
十八歲的時候我以爲，能一起登頂的人，就是能一起下山的人。
四千八的風教會我——雪線之上沒有見證，只有目睹。
而五年前的約定，也捂不熱一顆已經變質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