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九歲那年，被賀家從福利院接走。
他們說，賀南川患有嚴重創傷後應激，需要一個安靜聽話的妻子。
二十一歲，我嫁給了他。
婚後五年，我學會了不穿紅色，不摔杯子，不在雷雨夜開燈。
因爲這些都會讓他發病。
可他依然討厭我。
他說我是賀家塞給他的監視器。
他說我笑起來虛僞，哭起來晦氣。
他不讓我進畫室。
那裏堆滿他燒壞的畫，也堆滿我不敢碰的祕密。
直到一個美術館策展人出現。
她穿紅裙，噴濃香水，笑聲清脆。
可賀南川沒有發病。
他給她畫像，替她擋酒。
甚至讓她坐在那間我連門把手都不能碰的畫室裏。
我終於明白。
他的禁忌從來不是紅色、聲音和氣味。
他的禁忌只是我。
那晚雷聲很大。
我把他的安定片放在牀頭，去找賀老爺子。
我說：「賀南川有人陪了，我想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