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樓處的VIP室裏，置業顧問第三次催促我們簽字。
可未婚夫周景川依然背對着我，和實習生低頭研究一份租房糾紛。
“景川，該籤婚房合同了。”我輕輕推了推那份文件。
“別吵。”周景川不耐煩地擋開我的手，連頭都沒抬。
“這裏的免責條款，你覺得該怎麼規避？”他轉頭去問實習生。
實習生嘆了口氣，像看無理取鬧的潑婦一樣看着我：
“嫂子，別自私了，我們在探討怎麼幫弱勢羣體維權。”
“買房而已，晚點籤怎麼了？去把物業費交了，別打斷周律的思路。”
說到激動處，兩人丟下我，匆匆趕回律所，撞翻了溫水。
水漬漫過合同，將我最後的一絲體面浸泡得泥濘不堪。
周景川和林曉曉都是政法大學的高材生，律政界的精英。
而我只是律所裏做飯、打掃、跑腿複印的後勤。
他們的世界是法典、庭審和正義，我的世界只有抹布、盒飯和催繳單。
相戀七年，爲了支持他創業，我卑微地伺候了他們三年。
可所有的隱忍，換來的卻是籤合同這天再次被拋下。
這一次，我沒再紅着眼眶擦合同。
我拿起包，對置業顧問笑了笑：“這套千萬大平層，我不買了。”
免費的保姆，我不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