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死人。
他爲了和白月光雙宿雙棲，用一場假死污衊外婆殺夫。
外婆被關進監獄二十年，外公帶着外婆的嫁妝和那個女人逃去了香港。
一個成了大律師，在法庭上說正義。
一個成了慈善家，在閃光燈下談慈悲。
外婆則在牢裏生下了媽媽，一輩子揹着殺人犯的罪名。
媽媽靠百家飯長大，她沒有上過一天學，磨破了雙手也供我讀完大學。
兩代人，爛了兩雙手，把我一步步舉出大山。
五十年後。
我已經是港區最高院的常任法官。
坐在法官席上，面前是五個涉嫌謀殺案的少年。
前四個鐵證如山。
第五個男生，現場只有他的半截指紋，而且他有完美的時間證人，連警方都表示他嫌疑最小，謀殺罪名不成立。
我翻看他的資料。
家屬信息那一欄，霍禮韜，是我的外公。
看着他相似的眉眼。
在律師申請無罪當庭釋放時，
我輕輕敲下法槌。
“本席決定，駁回被告無罪申請，本席建議律政司以故意殺人罪正式起訴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