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走的那年，我十九歲，弟弟七歲。
我把大學錄取通知書壓在箱底，進了電子廠。
流水線上站了四年，腰椎落下了病根，到現在都沒治。
弟弟上初中，我去工地扛過鋼筋。
弟弟上高中，我在超市理貨，一站十二個小時。
弟弟考上大學那天，我蹲在出租屋的地上哭了一整夜。
不是傷心，是覺得他終於有出路了。
他念法學院那四年，我每月雷打不動往他卡里打三千。
自己喫兩塊錢一袋的掛麪，就着白開水。
他研究生畢業典禮上穿了一套筆挺的西裝，站在臺上致辭。
我坐在最後一排，手心都拍紅了。
我以爲這輩子喫的所有苦，到這兒就全值了。
直到三個月後的傍晚，快遞員把一個信封扔在我出租屋門口。
不是感謝信，是法院傳票。
原告那一欄，寫着我弟弟——林遠舟。
他要我把爸媽留下的那套老房子的拆遷補償款，一百六十萬，全部讓給他。
理由是我在房子裏白住了十九年，佔夠了便宜。
他還說，撫養他是法定監護人的義務，不是恩情。
法律面前，不談感情。
他用我供他念的法律，把刀尖抵在了我的胸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