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跟着外婆，爸媽在城裏打工，一年回來一次。
外婆身體不好，我七歲就會蒸饅頭、換燈泡。
他們每月往家寄五百塊，我記在小本子上，一筆沒落下。
我給他們寫信，說家裏都好，不用惦記。
高考完，我把錄取通知書複印了兩份，一份給爸，一份給媽。
地址是我從舊信封上抄的，兩條街，隔了不到八百米。
先到的是媽媽的店，亮着粉色的燈，她正給客人做指甲。
“你來之前，怎麼不說一聲？”
我說想給你個驚喜。
她愣了一下，喊裏屋的人：“老周，倒杯水。”
一個男人出來，後面跟着個五六歲的小姑娘，探出腦袋看我。
後來我又走了五分鐘，到了爸爸的燒烤店。
他正在給一個小男孩擦嘴。
看見我，他把手裏的紙巾攥緊了：
“你媽那邊......你去了嗎？”
我說去過了。
他沒再說話，只是往我碗里加了兩串肉。
那天晚上我坐在回鎮上的末班車上，懷裏還揣着兩份通知書。
街燈一盞一盞往後退。
只是沒有一盞燈是留給我的。
外婆說過，天下沒有不愛孩子的父母。
我信了十八年，也該換個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