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沈清梧結婚第六年，她申請去呼倫貝爾拍遊牧民族紀錄片。
每個月視頻通話，她背後永遠是茫茫草場和牛羊。
她說信號差，每次只聊五分鐘。
我攢了半年假，買了張機票，想去草原上給她過生日。
導航把我帶到一片扎滿彩旗的河谷。
蒙古包外擠滿了人，馬頭琴拉得震天響。
我以爲是當地牧民辦喜事，擠進去想討杯喜酒喝。
新娘穿着大紅色蒙古袍，正彎腰給新郎繫腰帶。
她轉過臉的瞬間，我認出了那道下巴上的疤。
是沈清梧。
新郎二十出頭，身材高大挺拔，笑起來透着草原漢子的陽剛。
他右腿膝蓋以下空蕩蕩的，拄着一副柺杖。
我站在人羣裏，手裏還攥着給她買的衝鋒衣。
攝影團隊的周姐第一個發現我，酒碗摔在地上。
“靳川？你......你怎麼來了？”
錄音師小李擋在我面前，滿臉通紅：
“川哥，你聽我解釋，清梧姐她......”
製片人王導最後才走過來，聲音很輕。
“事已至此，他們今天結婚，有甚麼回去再解決吧。”
馬頭琴還在響。
我拍了三十七個國家的戰地新聞，扛過流彈和瘧疾。
卻被一場婚禮，打得渾身發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