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我替頂級家族處理過上百起跨境信託糾紛。
經手的資產，夠買下半座華爾街。
三十五歲過勞死後，我成了傅家最小的兒子。
這次我很清醒。
學不會商戰，就不用接班。
我故意掛科，拒絕實習，每天只研究怎麼買東西最貴。
爸爸氣得把我塞進家族辦公室，安排了一個閒職。
蓋章。
我每天上班十分鐘，月底領六位數工資。
哥哥怕我無聊，還給我買了一套紅寶石印章。
我摸着紅寶石手柄，覺得上輩子白活了。
直到爸爸突發腦出血，二叔突然帶人接管集團。
他拿出一份境外信託文件，宣佈我們一家已被永久剝奪受益權。
哥哥請來的律師看完，臉色慘白。
二叔坐上爸爸的位置，把我的工資卡折成兩半。
“養了你們這麼多年，該滾了。”
堂姐攔住哥哥，笑着晃了晃醫院的繳費單。
“留下來哄我高興，你爸的呼吸機就不斷。”
媽媽哭着求她，我卻看着文件上的信託名稱，慢慢坐直。
這個架構，是我上輩子設計的。
當年客戶嫌貴，有一條最重要的風險提示，他沒付錢聽。
堂姐伸手來拽我。
我把那枚紅寶石印章扣在桌上。
“等一下。”
“把這份文件的第十七頁，翻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