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出肝癌晚期那天，第一反應是拒絕家屬配型。
妹妹已經爲我割過一次肝。
我不能再害她。
九歲那年，我從手術室醒來，媽媽指着妹妹腹部的紗布告訴我：
“念念把肝給了你一半，這條命是她救的，你得報恩。”
從那以後，我再沒和妹妹爭過。
妹妹喜歡我的房間，我就搬進悶熱的雜物間。
妹妹想要學舞蹈，我就放學後洗盤子，替她掙學費。
妹妹考不過我哭鼻子，我就撕了清北通知書，去了本地的二本大學。
確診後，我沒告訴家裏。
一邊偷偷辦理休學，一邊把攢下的治療費留給妹妹參加藝考。
直到醫生調出十年前的手術記錄，疑惑地問我：
“誰說你接受過肝移植？”
“病歷上寫得很清楚，你纔是捐獻者。”
原來，十年前割下一塊肝的人是我。
被我從死亡線上救回來的，纔是妹妹。
當天晚上，我渾渾噩噩地回到家，卻意外聽見媽媽問：
“把捐肝的事反過來騙她，是不是太過分了？”
爸爸不以爲意：
“她那麼爭強好勝，不騙她欠妹妹一條命，她怎麼肯讓妹妹一輩子？”
我站在門外笑出了眼淚。
原來我用一塊肝救了妹妹，卻被他們騙着還了十年的債。
可我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再也等不到手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