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難產大出血的那天晚上，給丈夫陸衍城打了二十七個電話。
最後一次接通，是他的祕書接的。
電話那頭人聲鼎沸，祕書的語速極快，透着焦頭爛額的忙碌：
“太太，陸總正在覈心併購案的最後簽約階段，一步也走不開。
更何況之前已經給您打了幾百萬了。”
我虛弱地哀求：
“我連叫救護車的錢都沒有了......”
“陸總，外方代表到了！”
電話裏傳來旁人的催促，祕書匆匆說了一句
“太太您別鬧了”，便掛斷了電話。
腹部的劇痛讓我幾乎痙攣，我顫抖着撥通了我爸的號碼。
“爸，救救我，我大出血......我快死了。”
“沈知衿，你這種‘狼來了’的把戲還要玩幾次纔夠？”
我爸冷硬而不耐煩的聲音刺痛了我的耳膜，
”當初就說不讓你跟那小子走，是你自己選擇的路。”
“再說了，這都多少次了，都已經給你打了五百萬了！”
“爸，可我沒有......”
“夠了！別找我，我就當沒生過你這個女兒！”
手機再次掛斷。
而我真的沒有力氣再撥通下一個電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