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被綁架的一年內，綁匪每個月只允許我聽十秒她的聲音。
身爲談判專家的丈夫，一遍遍讓我不要衝動：
“你越是表現得無堅不摧，他們越覺得你有被壓榨的價值。”
精通犯罪心理學的閨蜜，也拿着心理畫像警告我：
“他們對錢的興趣，遠不如摧毀你的社會地位來得大。”
“如果你繼續維持高高在上的總裁身份，安安隨時會被撕票。”
婆婆每天在家裏以淚洗面：
“你賺再多錢有甚麼用？連自己的親骨肉都護不住！”
爲了綁匪隨時可能響起的電話，我搞砸了對賭協議，最終被董事會踢出局。
在巨大的壓力下，我從一個雷厲風行的女強人。
變成了連大聲說話都不敢的神經質女人。
家裏的大小事務，我再也沒有一絲話語權。
直到今天談判終於成功，我提前兩個小時趕到城郊。
隔着半掩的地下室鐵門，我看到女兒正坐在地毯上喫草莓：
“今天演完最後一場，媽媽是不是就能永遠在家裏陪我了？”
丈夫和閨蜜不置可否地點頭。
我胃裏一陣翻江倒海。
原來這場綁架，不過是他們爲了馴化我而精心打造的服從性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