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心外科主任顧凌霜結婚後，我生病想讓她陪，必須先過疼痛評級。
三級以下，不許打擾她，五級以上，可以打電話，到了八級，她纔會來。
“醫療資源有限，你是醫生家屬，更該懂事。”
結婚四年，我連急性胃穿孔疼得渾身發抖時，也只敢給她發一句。
“今天好像到七級了。”
她隔了六小時回覆。
“主觀感受不能作爲判斷標準。”
甚至結婚紀念日，我急性闌尾炎被同事送進她任職的醫院。
護士替我打電話，她也說正在會診，不能走。
可推進手術室前，我看見她蹲在走廊盡頭，託着實習生泛紅的腳踝。
清俊的少年眼眶泛紅。
“其實也沒那麼疼，你是不是小題大做了？”
顧凌霜替他擦掉眼角的淚水。
“你覺得疼，就已經很嚴重了。”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她的疼痛評級只是我不配擁有她私人綠色通道的藉口。
我終於決定放過自己，也放過這位永遠缺席的顧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