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晚期，女友爲我搶到極稀缺的新藥名額時，我以爲自己能活。
直到簽字前夜，我隔着門板聽到她與同事的爭執。
“名額轉給裴硯辭的兒子吧，材料我來改。”
“改數據是要吊執照的，你瘋了？”
楚雲舒聲音嘶啞：
“裴叔當年替我母親擋過債，人沒了，我得還恩。”
“那祈安呢？他閉着眼都能背出入組標準，你騙得了他？”
“還有別的保守方案”，她停頓良久，“他一向理性，會體諒的。”
我確實理性。
理性到早就把自己的片子看了無數遍。
三處轉移，除了這款新藥，任何方案都只是安慰劑。
第二天她拿着文件進來，笑得比哭還難看。
“祈安，入組標準臨時改了，你......不符合。”
“我再找找海外的名額。”
我沒有拆穿這拙劣的謊言。
“辛苦了。”我接過筆，平靜地簽下名字，“門帶上，謝謝。”
她身形一僵，眼底滿是無處躲藏的愧疚。
最終她甚麼也沒說，像個狼狽的逃兵般倉皇關門。
她走後，我撥通一個號碼：
“上次談的生前告別會，場地檔期還空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