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冬奧決賽，我嘔血倒在距離金牌一步之遙的冰面上，確診胰腺癌晚期。
熬過剔骨般的化療，我終於等到了那萬分之一的靶向藥臨牀配型。
可就在手術前夜，虛掩的門縫外傳來主治大夫壓抑的低吼：
“供體轉給南風？司硯那邊怎麼交代！他等不起了！”
我那曾視我如命的未婚妻溫時雪，聲音透着發緊的偏執：
“就說供者反悔，讓他先用保守方案頂着。”
“我會砸錢，一定能再找個配型。”
推門進來時，她大衣上還沾着顧南風慣用的雪松香。
“阿硯，配型出了點狀況。”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將同意書遞來：
“先保守過渡幾天好不好？就籤個字，我保證很快會有新的。”
我看着這個曾單膝跪在冰面上求婚的女人，連質問的力氣都沒有。
我只是伸手接過筆：
“好，簽完你就去陪顧先生吧。”
她嘴脣一抖，眼底劃過倉皇，僵立許久才顫抖着替我掖好被角。
等她走出病房，我撥通了國外的電話：
“您好，我想諮詢一下。”
“安樂死的申請流程，最快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