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媽從小按一套“精英體系”規訓我。
時間切成十五分鐘一格，喫飯如廁發呆都有限額。
他們每天的日常就是像看實驗品般批閱我的動態。
我以爲考上兩千公里外的大學就自由了。
但我媽給三個室友每人每月轉了“勞務費”。
“幫阿姨每晚拍他睡覺的視頻，發羣裏就行。”
讓室友翻我外賣小票，記錄我通話與發呆的時長。
我媽在羣裏發號施令：
“發呆超十分鐘，情緒下調，幫阿姨打斷他。”
他們甚至指使室友偷拍我抽屜裏的情書，打電話給那人：
“你誠意不夠，建議每天向我們報備行程。”
我手機也被裝了卸載不掉的定位器。
那一刻，我連呼吸都覺得窒息。
我崩潰了，打電話求她停下。
她哭着說：
“我含辛茹苦養你，連了解你的權利都不給嗎？”
我爸搶過電話：
“我們是你爸媽，關心你還有錯了？”
我摁滅了手機，站在天台，風很大。
如果落下去，那個定位小綠點會不會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