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人員的圈子，沈恪的名字永遠都和“循規蹈矩”“不講情面”這幾個詞綁在一起，從不例外。
我與他在千禧年結成夫妻，到二零零五年，已是第五個年頭。
這五年足夠讓旁人看清，也足夠讓我認命。
我是他妻子，但從來不是那個能讓他破例的人。
在使館的第一個新年招待會，我穿着精心挑選的旗袍，在風中站了許久等他合影。
最後卻只等來他的副手：“沈大使說......場合太正式，您這身不合適。”
在異國我遭遇持槍搶劫，驚魂未定打電話求助他，希望他能幫幫我。
那頭卻只傳來翻動文件的輕響：“我在開會，非緊急情況不得干擾外交議程，你難道不知道？這種情況你應該先聯繫當地警衛隊。”
在戰亂區，我的弟弟做志願者失聯三天，他都不聞不問。
直到我衝進大使館會議室，求他動用衛星電話聯絡當地軍方。
沈恪才推開厚厚的外交備忘錄，看向我：“非建交地區通訊需通過第三國中轉，這是國際公約。”
我語無倫次的哭着說那是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了，況且他去戰亂區做志願者是爲了我。
他只冷冷扔下一句：“別以爲你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