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被送進戒網癮學校的第三年，死裏逃生。
沒有報警，沒有回那個地獄般的家。
我直接去了市郊最偏僻的一家孤兒院。
院長看着我滿身的菸頭燙傷和電擊淤青，眉頭擰成了死結：
“孩子，你這麼大了，父母不管你了嗎？”
我坐在破舊的木凳上，平靜地看着窗外荒蕪的草坪。
“他們已經有別的家了。”
當晚，周建芳和吳志遠趕來了。
我名義上的父母，享譽全國的頂級教育專家。
他們穿着剪裁得體的西裝和旗袍，佩戴着金閃閃的勳章，衣冠楚楚，彷彿剛從某個全國先進個人的表彰大會上下來。
他們居高臨下地看着我，語氣裏是慣有的清冷和不耐：
“周藝，你又在丟甚麼人？逃學躲到這裏爲甚麼不聯繫我們？”
我看着他們，沒有像往常一樣，在他們失望的眼神中嚇得瑟瑟發抖。
我也沒有歇斯底里地質問他們，我從那個惡魔學校拼死打出的十八通求救電話，爲甚麼每一通都被他們親手掛斷？
我甚至沒有問他們，爲甚麼我在禁閉室被教官用電擊棒折磨到心臟驟停時，他們正豪擲千萬，在五星級酒店爲他們的養子舉辦成人禮。
我只是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淡漠的微笑。
“周女士，吳先生，您二位認錯人了。”
“我們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