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入殮師。
嫁給裴川那天，他說：“等我考上執業醫師，你就不用再碰那些死人了。”
我信了。
四年，我放棄醫院編制，靠這雙手供他備考。
他買西裝、請客喫飯、報輔導班，花的每一分錢，都是我跪在冰棺前，一具遺體一具遺體掙出來的。
可裴川他媽來的第一天，就把我的工作服扔進垃圾桶：
“這種晦氣東西別帶回家，我兒子是要當醫生的人。”
他讓我把工作服藏在單位，對外說我在醫院做行政。
我攢了半年錢給他報的名師輔導班，他把聽課證摔在我臉上：
“你讓我怎麼介紹你？說我老婆是給死人擦臉的？這錢是死人錢，我不要！”
我全忍了。
忍到他穿着那套花我錢買的新西裝，笑着對蘇曼說：
“等我好消息。進了醫院，就再也不用聞她身上那股死人氣了。”
他不知道，坐在面試席上的陳教授，就是去年冬天，我凌晨兩點跪了三個小時，替他父親修復遺容的人。
他更不知道，我已經簽好了離婚協議。
機場廣播響起的前一秒，我拔掉手機卡，扔進垃圾桶。
裴川，你說得對。
死人錢，我不再替你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