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硯,市局重案支隊刑警,追“嶺鬼”追了三年。
六名死者,六處現場,兇手只留下一張孩子塗的紅人像。
死者互不相識,監控卻從沒拍到第二個人;隊裏要我結案,我卻在第二現場發現一枚七歲孩子的血手印。
技術科說那是拖拽留下的巧合,可第七張畫上,戴警徽的人被紅線勒住了脖子。
……
我在雪地裏撿到那張畫時,天已經黑透了。
紙是從松枝上刮下來的,邊角結着冰。畫上沒有山,沒有路,只有一間黑色屋子,屋門前站着七個紅色小人。第八個小人被塗成一團,像被誰用指甲反覆刮過。
卷宗裏,連環S人犯“嶺鬼”每次作案後都會留下一幅孩童塗鴉。紅人像,黑山林,畫紙背面有淡淡的消毒水味。
我把紙塞進證物袋,剛抬頭,越野車的發動機在風雪裏咳了兩聲,徹底熄火。
車載電臺裏全是沙沙雜音。我試着呼叫支隊,回應我的只有斷續的電流聲。副駕駛上攤着最後一份卷宗,死者照片被風從車窗縫裏掀起一角,照片裏那張紅人像正對着我,笑不像笑,哭不像哭。
手機沒有信號。前後山路都被雪壓沒了。我沿着車燈照出的白道往上走了二十分鐘,纔看見孤嶺旅店的招牌。鐵牌吊在檐下,風一吹,吱呀吱呀,像有人在樓上磨牙。
開門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瘦,背微駝,臉色像常年不見光。他看見我身上的警徽,眼皮跳了一下。
“住店?”他問。
“避雪。”我說,“順便借電話。”
他把門拉開半邊,屋裏熱氣夾着一股消毒水味撲出來。大堂裏坐着幾個人。刀疤男人靠着窗,指間轉着一把折刀。年輕女人低頭擦眼鏡。老夫妻並排坐在火爐邊,老太太攥着丈夫的袖口。角落裏,一個女人抱着小女孩,女孩穿紅毛衣,正趴在茶几上畫畫。
……
第二天早上,雪把一樓窗戶埋了半截。
我亮明身份,要求所有人報姓名和來路。老闆姓周,自稱守店十七年。刀疤男人叫耿烈,說是進山收木料,話裏帶刺,問我是不是見誰有疤就想銬誰。年輕女人叫溫知予,心理諮詢師,來山裏散心。那對老夫妻姓林,是退休教師。抱孩子的女人叫蘇晚,單親母親,帶女兒看雪,車壞在半道
每個人的說法都能填進表格,偏偏往前多問一步,紙面就空了。
我讓他們寫下身份證號。筆在幾個人手裏輪了一圈。蘇晚說證件落在車上,耿烈說錢包丟了,林老先生翻遍外套,只翻出一截粉筆。溫知予握着筆停了很久,最後寫下的手機號少了一位。老闆更乾脆,只在姓名欄裏寫了一個“周”。
我把卷宗攤在櫃檯上。三年六起命案,死者身份不同,現場都留下紅人像塗鴉。耿烈看見其中一張照片,折刀停在指間。蘇晚臉色白了,手掌蓋住稚稚的眼。
稚稚從她指縫裏看我。
“別讓她看。”蘇晚聲音發抖,“她晚上會做夢。”
“她畫過這些嗎?”我問。
蘇晚搖頭太快:“沒有。”
稚稚忽然說:“媽媽,你昨天說,那個人哭的時候也這麼捂臉。”
蘇晚的手僵住。
溫知予抬眼看了女孩一下,又很快移開。老林咳了兩聲,說孩子記混了,山裏陰氣重,別嚇着她。耿烈冷笑:“警官,你查案還是哄娃?”
我沒理他,轉向老闆:“周老闆,三年前第一起案子發生時,旅店有沒有接待過警方?
老闆擦杯子的手頓住:“沒印象。”
“你守店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