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有兩本相冊。
哥哥那本從出生拍到十六歲，每頁都有日期和手寫備註。
我的那本只有七張照片，全是在醫院拍的。
六個月打卡驗血型，一歲做HLA基因檢測，三歲第一次骨穿。
每張照片背面都寫着同一句話：
“與大寶匹配度99.8%。”
十五歲那年做完骨髓移植，我在病牀上躺了五天。
哥哥康復出院時，爸媽在客廳掛了橫幅：
“歡迎寶貝回家。”
我還在醫院打退燒針，沒人接我。
我自己打車回去的。
進門看見哥哥靠在沙發上喫車厘子，媽媽給他剝蝦。
我說我還有點暈。
爸爸頭也不抬：“年輕人恢復快，別矯情。”
那天晚上我翻到了媽媽的日記本。
第一頁，日期是我出生前兩年。
上面只有一句話：
“醫生說最好再生一個，自體家庭供者成功率最高。”
後面每一頁都在記錄哥哥的病情，而我的存在只出現在“供體”一欄。
十五年了，原來我不是兒子，而是處方箋上的一味藥。
既然藥到病除，那這味藥，也該從藥櫃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