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分了吧”的那個深夜。
我沒有挽留。
第二天清晨，我照常去畫室。
調色盤上的顏料又幹裂了幾塊，我握着刮刀清理畫板。
空調的風，燥熱。
洗罷畫筆，我調整了射燈的角度。
他工作室的燈還亮着，他總是畫到天亮。
我把素描稿理得整整齊齊，標上編號。
然後，我把那枚他送我的定情胸針，輕輕放進了他那件掛在椅背的牛仔外套口袋。
我再也沒找他。
他說“分了吧”的那個深夜。
我沒有挽留。
第二天清晨，我照常去畫室。
調色盤上的顏料又幹裂了幾塊，我握着刮刀清理畫板。
空調的風，燥熱。
洗罷畫筆，我調整了射燈的角度。
他工作室的燈還亮着，他總是畫到天亮。
我把素描稿理得整整齊齊，標上編號。
然後，我把那枚他送我的定情胸針，輕輕放進了他那件掛在椅背的牛仔外套口袋。
我再也沒找他。
我這人，沒甚麼長處，就一點，能忍。
追到陳暮，是我們美院那屆的傳奇。
我是壁畫系的助教，滿身都是礦物粉和松節油味。
他是畫廊力捧的新銳畫家，不羈，耀眼，帆布褲上永遠濺着新鮮的油彩。
人人都說我走了狗屎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