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澤沒有食言,他很快就替我們辦了出院手續。
他扔給我一把鑰匙和一張銀行卡,語氣依舊是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這是你們的家。卡里有十萬,算是我這個‘朋友’,給你們最後的友情贊助。”
說完,他便決然轉身,高大的背影沒有一絲留戀,彷彿我們是甚麼避之不及的瘟疫。
我扶着行動不便的“丈夫”,按照鑰匙上的地址,找到了我們所謂的“家”。
那是一棟老舊居民樓裏的一間頂層出租屋,樓道里堆滿雜物,空氣中瀰漫着一股潮溼的黴味。打開門,狹小的空間裏只有最簡單的傢俱,牆皮剝落,露出灰黃的內裏。
這破敗的一切,與陸澤身上那件看起來就價值不菲的高定西裝,形成了無比諷刺的對比。
我將他安置在唯一一張還算乾淨的牀上,開始打量這個陌生的“家”。
在一個落了灰的牀頭櫃抽屜裏,我找到一個相框。照片上,我笑靨如花地依偎在一個男人懷裏,那個男人......赫然就是病牀上這個被毀容的他,只不過照片上的他,英俊、陽光。
我死死盯着照片,想要從裏面找出一點我們曾經相愛的證據。可不知爲何,照片裏我的笑容總覺得有些僵硬,而他摟着我的姿態,也透着一股說不出的疏離。背景像是P上去的,邊緣模糊得有些不自然。
但在我混亂的認知裏,在我被“贖罪”二字填滿的腦海裏,這一切都成了我嫌貧愛富、水性楊花的鐵證。我一定是愛錢,才笑得那麼虛假。
愧疚像藤蔓一樣將我的心臟死死纏繞。
從那天起,我開始了贖罪般的生活。
我給他取名叫阿默,因爲他不能說話。我每天爲他擦洗身體,小心翼翼地避開那些猙獰的傷口;爲他換藥,那層層繃帶下的血肉模糊,每一次都讓我心驚肉跳;爲他餵食,將食物一勺一勺地送進他被繃帶包裹、只能勉強張開的嘴裏。
他很安靜,從不給我添麻煩。我們之間唯一的交流,是一塊小白板。
每當我累得直不起腰時,他就會用那隻還算靈活的手,顫顫巍巍地在白板上寫下幾個字:“畫畫,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