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拿到了回城指標,還端上了國營大廠的鐵飯碗。
妻子春花是個鄉下丫頭,每個月在生產隊掙不了幾個工分。
“我回城後,咱們就離了吧,咱們已經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了。”我頭也不回地說。
春花沒掉一滴眼眼淚,帶着破鋪蓋進城,給一戶退休老幹部當了倒尿盆的保姆。
十年後,大廠倒閉,我面臨下崗危機,廠長讓我去求總局新上任的一把手。
我咬牙借錢買了這兩瓶茅臺,忐忑地敲響了家屬院一號首長的防盜門。
門被人從裏面推開。
我剛準備好的諂媚說辭硬生生卡在喉嚨裏,眼珠死死瞪大。
……
開門的人是春花。
十年不見,她變了。
不再是那個穿着帶補丁的粗布衣服,滿手老繭的鄉下丫頭。
她穿着一身得體的灰色套裙,頭髮盤在腦後,露出光潔的額頭。
她的眼神很靜,靜得讓我心慌。
“你找誰?”她開口了,聲音陌生又疏離。
……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廠裏。
廠長辦公室的燈還亮着。
他見我回來,立刻迎了上來,滿臉期待。
“怎麼樣建國?見到李局長了嗎?她怎麼說?”
我看着他焦急的臉,嘴脣動了動,最終還是沒敢說出實情。
我不能告訴他,那個決定我們全廠幾千人命運的李局長,就是被我拋棄的前妻。
“見到了。”我含糊地說,“李局長說,她看過我們廠的資料,讓我們等通知。”
廠長臉上的笑容凝固了。
“就這?她沒說別的?”
我搖了搖頭。
廠長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喃喃自語。
“完了,全完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廠裏上班,或者說,是去等待宣判。
整個工廠都瀰漫着一股末日來臨的氣息。
上午十點,幾輛黑色轎車開進了廠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