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二、深入調查
●劉少奇用地道的寧鄉腔懇求道：“我給大家行個鞠躬禮，敬請大家對我講點真話，反映點真實情況好不好？”
●周恩來聽了很受感動，說：“二廷，你是我下來遇到的第一個敢講真話的人。你們批評很對，我很難過。上邊不瞭解情況，下邊亂指揮，搞得你們減了產，生活困難，怎麼不難過？”
●朱德在信中說：“食堂辦不好，生產隊受影響；領導還叫幹，羣衆有意見。”
● 深入調查劉少奇在湖南家鄉調查
在毛澤東的帶動下，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從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先後深入農村社隊進行調查研究。
1961年3月，廣州會議一結束，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就帶領工作組，在湖南長沙、湘潭、寧鄉等縣農村作了44天的調查。
在此期間，劉少奇連續召開各種座談會，找人個別談話，瞭解幾年來農村的真實情況。
劉少奇先是在長沙、寧鄉，聽取中央調查組的彙報，聽的情況雖比在北京多了一些，但仍是真真假假。
於是，劉少奇又親自來到長沙縣當時樹立的一個典型大隊作實地調查。哪知這個大隊被人統一了口徑，前來參加會的人，都異口同聲，歌功誦德地說假話。
在會場上，人們數着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樣好、那樣好。羣衆說着，劉少奇聽着。
可這和看到的並不一樣，在來湖南的路上，目光所及，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羣，婦女們在田地裏挖野菜，老人孩子在樹下采樹葉。會場上卻又聽到這個大隊的幹部、黨員言不由衷，睜着眼睛說假話，劉少奇心裏非常的不是滋味。
劉少奇從桌邊站起來，摘下青呢帽，露出滿頭銀髮，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個躬，用地道的寧鄉腔懇求道：“我給大家行個鞠躬禮，敬請大家對我講點真話，反映點真實情況好不好？”
會場霎時靜下來，大家面面相覷，眼裏盈滿淚水，卻不知所措。儘管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禮，可在那樣的年代裏，沒有人敢說出更多的不是。面對人民，他感到了惆悵，更感到了責任的重大。
帶着疑慮的劉少奇，於5月初回到了闊別40年的家鄉寧鄉縣花明樓炭子衝。他沒有驚動區社幹部和鄰里鄉親，就在自己出生的房間裏，搭起了一個臨時牀鋪，把一張陳列用的舊木桌，收拾了一下，當辦公桌。
第二天，劉少奇讓隨從人員請來了老朋友成二爺和黃老伯等一些鄉親，讓他們談談家鄉情況，說說心裏話，
這一天，在炭子衝劉少奇舊居的堂屋中，坐滿了男女老少一屋子人。他們是當地的農民和基層幹部。劉少奇把鄉親們迎進屋，給他們讓座、遞煙。問道：“田裏忙不忙？”
幾個農民答：“正在插秧。”
劉少奇說：“我將近40年沒有回家鄉了，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不起你們。”
講到這裏，劉少奇停了一下，又接着說道：“鄉親們談談看，社員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還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產比以前降低了！是這樣，就承認這個現實。”
農民一致說道：“生產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劉少奇說：“甚麼原因呢？爲甚麼生產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說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災，恐怕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錯誤，工作做得不好。是不是完全怪生產大隊幹部呢？也不能完全由他們負責，上邊要負主要責任。根子還在中央。”
劉少奇又問：“你們食堂散沒散？”
農民們回答：“散的多。”
劉少奇說：“食堂情況，以前我們也不清楚，講食堂有優越性，可以節省勞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麼回事。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了。食堂一散，有些社員有困難，沒有鍋子、鏟子、罈罈罐罐，回家做飯怎麼辦？要趕快生產這些東西。”
農民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戶？”
劉少奇說：“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戶不行。有些零星生產可以包產到戶，如田膛，可以包產到戶。”
劉少奇問農民們：“荒地是不是可以包產到戶？”
農民說：“包產到戶要好些。”
劉少奇說：“收入要交一點給生產隊，剩下的是自己的，社員有了就好。”
談話中，農民們流露了對房子的關心。劉少奇非常體諒地說道：“一個屋場住那麼多戶，沒地方打竈。房子不確定，社員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養豬餵雞也難辦，廁所也不好定，生產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佔用的房子，如銀行、供銷社、學校、公社和大隊辦公室、工廠、豬場等，都要擠一下，把多佔用的房子退出來給社員住。
我的舊居紀念館，我幾次寫信說不要搞，結果還是搞了。這個房子應該退出來，分幾戶到這裏來住，我家的親屬不要來住。”
劉少奇還談了農民十分關心的退賠問題。
劉少奇說：
關於退賠問題，《十二條》講了，到底退賠得怎樣？我看一般是差得很遠。聽說你們有一條規定，丟失的東西要有證明才準登記。搞亂了，哪裏去找證明呢？這個賬要一戶一戶地結。這個賬要記住。賠清以後，立塊碑，或寫一個大單子，掛在公社裏。不要半途而廢，馬馬虎虎了事，要紮紮實實算一回賬，算得疼一點，疼幾年。這次教訓很深刻，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後再也不要犯這個錯誤。
劉少奇還問道：“大隊有沒有管理委員會？”
農民回答說：“有。”
劉少奇又問：“主要是支部管事還是管理委員會管事？開過管理委員會嗎？”
農民回答：“開過。”
劉少奇說：“兩個都要管事，辦事要講民主，我同幾個人談過話，看來他們不大敢講話，不知是甚麼原因。整人，這個風氣不好。人都不敢講話，那怎麼能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呢？
要實行真正民主，就要社員當家做主。幹部是社員的勤務員，應該好好爲社員辦事。要記住，多數社員認爲不能辦的事，就不要辦。”
接着，5月8日，劉少奇從炭子衝老家步行10多公里，來到了趙家衝看望大姐劉紹德。
劉少奇只有這一個姐姐。有一次，她給劉少奇寫信說：“我在塘邊，一邊打水一邊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這裏打水。”
劉少奇在回信中說：“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勞動，靠勞動生活，我感到光榮。”
這次來到姐姐家，看到姐姐的生活也不如意，但他還是鼓勵姐姐作一個勞動者。
劉少奇在姐姐住的趙家衝，遍訪了那個屋場所有社員的家庭。他看到農民家中的油鹽罐裏只有鹽沒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腳搓開路旁一攤已經風乾的人糞，看看裏面究竟是些甚麼，發現裏頭很多是粗纖維，這是糧食喫得少、野菜喫得多的結果。
他調查旱情，詢問他年輕時熟悉的一些水塘一年來水位的高低，和過去比，知道旱情並不嚴重。他聽說許多社員因辦食堂、養豬場而多次搬家。很感慨地說：羣衆連個安定的住處也沒有，這怎麼行呢？我們是共產黨啊！周恩來到河北邯鄲調查
1961年4月年下旬，周恩來來到河北省邯鄲專區農村調查。周恩來原先曾多次到過邯鄲，但此次邯鄲之行卻是他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邯鄲位於河北省南部。1961年春天的邯鄲，比想像的還要貧窮得多，連路邊的樹都只有樹枝，沒有樹葉。
在邯鄲專區武安縣的伯延公社，周恩來問：“樹葉哪兒去了？”
陪同的幹部擔心總理操心太多，不忍實話實說，就說：“被羊吃了。”
正巧這話被路邊一位放羊的女孩兒聽到了。女孩兒反駁：“羊能上樹嗎？”
無需再說甚麼了，周恩來沒有批評陪同的幹部。三年自然災害對於一個建國10年、百業待建的大國而言，無疑於雪上加霜。
其間，中共中央有規定，在經濟狀況沒有好轉之前，領導人帶頭不喫肉、蛋、禽，武安的公社幹部們不敢破這個規定。但總理來了，他們一是不忍心讓總理喝玉米麪糊糊，另一方面又擔心挨批評。於是公社食堂拿出最好的糧食招待總理：午餐桌上有饅頭、紅薯和麪條，另有幾個素菜。這樣的待遇在當時來說是豐盛的了。
周恩來心中有數，第二天他要求到一個大隊的食堂去喫飯，由於公社幹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周恩來他們去時，社員們全都提前打了飯走了。結果大隊這頓飯喫的和公社一樣。
第三天周恩來又換了一個食堂，幹部們在沒準備的情況下，把總理帶到先鋒街大隊的第六食堂，在同食堂的炊事員聊天的過程中，周恩來掀開鍋蓋一看，只有一點喫剩的玉米麪糊糊。於是周恩來盛了玉米麪糊糊就着鹹菜吃了起來。
5月4日下午，周恩來召開了由先鋒、勝利兩個大隊幹部及部分小隊幹部和社員代表參加的座談會。
當時，社員羣衆最關心的問題是食堂。開座談會時，社員們不敢說食堂不好，不少人都違心地說食堂好，因爲當時把食堂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標誌，誰說食堂不好，就是挖社會主義牆角。
周恩來看到這種情形時說：“我叫周恩來，你們看跟牆上掛的像一樣吧？這次來就是要聽你們的心裏話，有話只管說，有問題只管提，錯了也不要緊的。”
周恩來問坐在一邊的張二廷：“你叫甚麼名字？怎麼不說話？”
張二廷猛地站起來說：“總理，你叫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當然是說真話。”
“要說真話，那剛纔說食堂好的那些話，都是假話。食堂好，食堂喫不飽。”
周恩來問：“爲甚麼喫不飽？”
張二廷說：“總理你算算，一共幾兩指標，司務長、炊事員多喫點，他們的孩子老婆爹孃老子多喫點，幹部再多喫點，還能剩幾兩？最多剩三四兩，還能喫飽？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湯湯水水就能糊弄飽。你別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們又多，我也願意自己做着喫。”
周恩來對張二廷的話很讚賞。
座談中羣衆談到，喫不飽，不少人浮腫，勞動沒有勁，牲畜瘦得風能颳倒，幹部作風浮誇，生產搞得不好，周恩來細心地傾聽。
張二廷對總理說：“總理，這樣糊弄下去，你再遲兩年不下來，連你也喫不上飯了。”
聽了這話，周恩來好像受到很大刺激。他仰起頭，好一會甚麼話也沒講，會場格外寂靜，一聲咳嗽都沒有。
過了一陣，周恩來問二廷：“你爲甚麼說再過兩年不下來，我也沒飯喫？”
二廷說：“我們喫不飽，幹活沒有勁，地裏就不打糧食，長的那點糧食還不夠俺生啃着喫，哪有糧食交國家？一年不交，國庫有。兩年不交，國庫有。三年不交，國庫也就沒有了。國庫沒有了糧食，你還能不捱餓？”
周恩來聽了很受感動，說：“二廷，你是我下來遇到的第一個敢講真話的人。你們批評得很對，我很難過。上邊不瞭解情況，下邊亂指揮，搞得你們減了產，生活困難，怎麼不難過。”
周恩來又說：“我周恩來走南闖北很少有人說住我，今天你算是說住我了。好，二廷，咱倆交個朋友吧。”
座談會散後，有人對二廷說：“你的嘴沒把門，亂放炮，總理在沒事，總理走了，還不把你抓起來？”
二廷聽了這些議論，心裏很不自在，第二天早飯後躺在炕上，想心事。突然總理來了，他趕緊爬起來：“總理快請坐。”
周恩來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躺在炕上的幾個孩子，一邊撫摸着孩子的頭，一邊問：“二廷，幾個孩子？”
“4個”。
“大的大，小的小，夠累的。”
二廷連聲說：“不累，不累，總理管國家大事才累呢。”
“你又當爸，又當媽，顧不過來，這樣吧，我給你帶走個女兒，養大後再送回來。”
二廷忙說：“總理，哪能麻煩你，我養得過來。”說着說着，不由掉下淚來。
這天下午開座談會，二廷上自留地栽紅薯，去得晚了些。
周恩來說：“二廷，你來得晚，要好好說。”
二廷說：“我感冒帶疲勞，讓別人說吧。”
周恩來說：“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勞，我看你是有了糊塗思想啦。得先給你治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說了。”
二廷說：“是啊，總理光叫我說。你走了，區、公社幹部還不給我小鞋穿？鬧不好，還不去推磨(即勞改)？”
“那不行。”
“那怎麼不行，他們不抓我現在說的話，抓別的事，也能整我。”
這時，周恩來面向公社書記韓玉林說：“我以後每年都要派人來，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朝你要人。”
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這麼評價張二廷的話：
這段話對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動，當時在場的地委幹部聽了以後說這個人是落後分子，我跟他們說，這個社員說得是真理！一個農民能把我們看做他自己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針見血！
周恩來調查中發現，不少社員對公社食堂很不滿。
5月7日3時，周恩來在下榻處給在上海的毛澤東打電話彙報了調查的情況。周恩來在電話中說：
我到邯鄲之後，聽了3天彙報，就到武安縣伯延公社，現在已經5天了(即總理從3日至6日在伯延4天，因打電話已是7日凌晨3時，故稱5天)，5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隊、小隊的幹部和社員羣衆談了話，開了座談會，現在有下面4個問題簡要地向主席彙報一下。
1、食堂問題。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我正在一個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員回家喫飯的問題。
2、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現在社員正在展開討論。
3、社員羣衆迫切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但是要有發展。辦法是：包產到小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因此，這個辦法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羣衆的生產積極性。
4、邯鄲專區旱災嚴重，看來麥子產量很低，甚至有的顆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還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復社員的體力和恢復畜力問題。
毛澤東當天就閱讀了周恩來報告的電話記錄，隨即批示向各省、市、自治區轉發。朱德在四省調查食堂問題
1961年3月24日，朱德積極響應中央開展調查研究的號召，不顧已是75歲的高齡，離開廣州前往四川、陝西、河南、河北省視察，公共食堂問題再次成爲他這次調查的重點。
朱德對辦公共食堂一直很不贊成。
早在1959年2月，他到廣東江門調查時，就對當地的負責同志說：“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喫一樣的飯菜，像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生活如果長期這樣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係到幾億人口喫飯的大問題。”
同年6月16日，朱德在聽取了中共吉林省委負責同志的彙報時，又對食堂問題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
朱德說：
喫飯不要錢不行。要把糧食分給個人，由個人負責調劑，加點菜和薯。過去我們說食堂問題不大，是因爲把糧食分到社員家裏，自己掌握。一辦食堂，就會造成很大浪費。不喫大鍋飯，可以節省很多東西出口，換回來更多的鋼鐵、機器。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
朱德對幾個省的第一書記，更是三番五次地講這個道理。
7月9日，朱德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說：“喫大鍋飯，我一向就擔心，這麼多人的家是不好當的。如果去年不刮那麼一股風，不知能出口多少東西。”
7月11日，朱德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願爲原則。把糧食分到戶和節約糧食結合起來。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試驗了一下，他們知道在家喫飯比在公共食堂喫飯好，可以把糧食節約起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樣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
“這兩年我們只強調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在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願意多生產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
“你不這麼搞，他就不生產。去年喫大鍋飯把東西喫掉了，這是個極大的教訓。”
7月16日，朱德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說：“參加農村食堂，還是要實行自願原則。想回家喫飯的也要允許。對他們不要歧視，不要戴帽子。在家喫飯，有自留地，喫菜、喫薯、喫糧食的保險係數比公社包起來還大。即使食堂都垮了，也不影響公社的鞏固。讓農民自己建家和管家，老的、小的，都由他們自己管。靠公社管就下不了臺。”
“在家喫飯還可以發展副業生產，燒炕取暖也方便。成立食堂靠黨團員帶頭，退出去也要靠黨團員帶頭。”
1959年7月23日，朱德在廬山會議小組的發言中，再次申明瞭自己關於食堂的看法。
朱德說：“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爲甚麼還緊？主要是喫大鍋飯喫掉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
事隔兩年，當朱德去農村調查時，對食堂問題更進一步作了深入地剖析，並在5月9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專門反映了這個問題。
朱德寫道：
我在成都時，四川省委對食堂問題還沒有深入研究。就我們在農村看到的情況來說，那裏的社員喫飯是“兩道煙”。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員打飯回家再加工一道，對人力物力浪費不小。
一到西安，陝西省委對食堂的反應就十分強烈了。據他們彙報，多數羣衆願意回家自己做飯，羣衆說食堂有“五不好”：
1、社員喫不夠標準；2、浪費時間；3、浪費勞動力；4、下雨天喫飯不方便；5、一年到頭喫糊塗面。
幹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會開砸了；3、把批評挨砸了；4、把臉傷砸了；5、把上級哄砸了；6、把羣衆整砸了；7、把勞動力費砸了；8、把樹砍砸了；9、把牲口草燒砸了；10、把鍋打砸了；11、炊管人員把鬼日砸了。
朱德接着寫道：
河南省委在榮陽縣賈峪公社大彥灘生產隊進行了調查。
大彥灘食堂是一個較好的食堂，曾得過縣委的錦旗，公社還在這裏開過幾次現場會。這次經羣衆深入討論，全村36戶中，除2戶“五保戶”和2戶單身漢願在食堂喫包飯，其他32戶都要求回家喫飯。他們認爲食堂的問題是：
分散領導力量，大量佔用勞動力，浪費工分，僅食堂所費工分即佔生產隊包產總工分的473％，使勞動工分值降低，社員收入減少。
對病人、老幼和來客照顧不到。貧農朱遂山說：“在食堂喫飯確實有許多不方便，像我們老年人，有的就喫不下，有時候有點小病或來了客人就沒有辦法。小孩子不到晌午，餓得光哭，看着心裏怪不好受。”
對羣衆不方便。這個生產隊在山區，居住分散，道路高低不平，一到颳風下雨，喫飯就更加困難。禹縣幹部反映，在食堂問題上，費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氣，捱了不少罵，作了不少難。
朱德在信中最後說：
食堂辦不好，生產隊受影響；領導還叫幹，羣衆有意見。
現在河南省委對食堂問題，是堅決按照羣衆意見辦，即羣衆要辦的堅決辦好。羣衆願意回家做飯的，將糧食發給羣衆，讓羣衆回家做飯。對“五保戶”和單身漢適當安置。據豫東地區調查，允許羣衆回家做飯不到一個月時間，浮腫病即下降40—50％。鄧小平、鄧子恢在地方調查
1961年4月到5月上旬，鄧小平和彭真直接領導調查小組，到北京的順義和懷柔縣搞調查。
5月10日，鄧小平和彭真聯合寫信向毛澤東報告了調查的情況。指出：
要進一步全面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就需要對供給制、糧食徵購、餘糧分配、三包一獎、評工記分、食堂、所有制等制度加以改進，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三七開的供給制辦法，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幹部羣衆都主張取消。
關於食堂問題，他們在信中說：
食堂問題在北京近郊比較複雜，居住分散的隊不辦，常年食堂一般主張不辦。至於農忙食堂，羣衆意見很不一致。
北京市各縣、區向羣衆宣佈：喫食堂、不喫食堂完全根據自願；喫食堂、不喫食堂都好，都光榮；喫食堂、不喫食堂都給以便利。結果遠郊區的食堂大部分都解散了。
5月10日，毛澤東閱信後批示：此信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供參考。
廣州會議後，鄧子恢到家鄉福建漳州和龍巖作了一個多月調查。
1961年5月13日，鄧子恢在寫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中說：
公共食堂是包括城鄉全體人民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我一回到龍巖邊境就有許多羣衆反映這個問題。當時龍巖縣委已宣傳了“六十條”，並允許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戶回家自炊，但絕大多數農民還要在食堂喫飯。
羣衆基本口糧從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兩到三四兩大米。但食堂實際上仍是乾飯加工廠。羣衆從食堂領回乾飯後，不僅要在家煮菜，還要自己加煮一點糧食，如大麥、地瓜之類；有的還要把從食堂領回來的乾飯和菜混在一起煮虛飯來喫。因此，羣衆認爲辦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是有害無利。
報告中，鄧子恢列舉了公共食堂有害無利的理由：
辦了食堂並未節約燃料，反而增加浪費。浪費勞力，一般100人的食堂要有六七個全半勞力爲其服務，而每日三餐每戶還要一個人負責做飯炒菜，並要到食堂去領取乾飯，一天來回六趟，走了許多冤枉路。人數多的食堂則更不方便。增加了社員負擔。一般食堂工作人員都由小隊計工分，影響到本隊勞動工分值降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員分擔；食堂種菜勞力也是從小隊抽出的，種的菜並不好。
食堂工作人員和大小隊幹部普遍多吃多佔。經過他們多吃多佔，社員口糧普遍比定量要減少10％以上。社員說：“大官大貪，小官小貪。”這是最爲羣衆所不滿意的。食堂工作人員之所以剋扣社員口糧，一是每個人的口糧標準都很低，多吃多佔一點，在所難免；二是食堂工作人員怕糧食損耗，要扣留一點，以免虧墊。可是，所扣糧食在月底有剩餘的，並未分給社員，而是由幹部私分，或作了夜餐。
食堂不僅剋扣社員口糧，而且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醬、鹽、魚、海帶、糖、火柴等。這些東西原由分銷店供應，社員憑證憑票購買。辦了食堂之後，取消了分銷店，改由食堂供應。商業部門把這些物品按人口發給食堂，社員參加食堂者由食堂供應，實際上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喫飯的則完全不供應，羣衆對此意見更多。
在調查中鄧子恢發現，辦食堂已成了妨礙農民生產和生活的最大障礙，羣衆紛紛要求解散食堂，大小隊幹部也贊成停辦食堂，但幹部又不敢做主將食堂解散，主要的顧慮是怕犯右傾錯誤。
幹部們說，鄭州會議後，各地的食堂曾經停辦過一段時間，但1959年冬的“反右傾”又把食堂恢復起來了。
這次“農業六十條”草案雖然提出了“自願參加”的原則，但其中有一句“積極辦好”，如果現在停辦，將來上級會抓住這句話來責備。
也有的幹部說，食堂是“社會主義的重要制度，如果不辦好，豈不是反社會主義嗎”
鑑於此，鄧子恢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建議：
在目前口糧緊、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應該全部停辦。當然大忙季節要辦農忙食堂，羣衆也有此要求，但也應採用由各戶自己拿米到食堂蒸煮的辦法。至於單身漢和孤寡老人，平時也要辦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組，不能將現有食堂這批人馬原封不動地留下，菜地也應該轉歸小隊所有，作爲商品菜地。食堂賬目應該清算公佈。陳雲在農村調查實際問題
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陳雲在上海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進行農村調查。
陳雲有一句名言：
我們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10％的時間決定政策。
陳雲常說，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分析而來的。有的同志卻反過來，天天忙於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很少調查研究實際情況，這種工作方法必須改變。片面性總是來自忙於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
陳雲的調查別具特色，非常細緻，這與他長期主持經濟工作有關。他在調查中，聽取了公社黨委的彙報，就當時農村中重要的政策問題，召開了專題會，並親自到農民中間瞭解情況。
青浦縣原是個生活比較好的魚米之鄉，過去農民習慣每天喫三餐，農忙時加一餐。
陳雲到一個大隊去調查時，大隊正在開飯，看到一大鍋粥。膽子大的農民便憤憤地說：“農民喫不飽飯，把大隊種的作爲綠肥的紅花草都喫光了。”
這種情形看起來很讓人傷心，然而又是事實。
陳雲在青浦調查之後，又到浙江、江蘇農村進行調查。
陳雲在青浦調查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養豬問題。
早在去青浦調查之前，陳雲就對養豬問題十分關注。1958年秋的人民公社化時期，把一切都歸了公，包括養豬，也完全歸了公。到1959年春時，發現豬的存欄數下降很多，只好把豬發還給農民私養。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又把豬收了上來，這一次導致豬大量死亡。
1960年年中開始，再次把一部分豬交還給農民養。這次交還給農民時，提出的政策方針是“公養爲主、私養爲輔、公養私養並舉”，認爲公社和生產大隊養豬場子大，喂得多，既便於改進技術，提高生產率，又可以保證較高的商品率。
然而，陳雲這時一直在考慮：養豬以公養爲主，私養爲輔，只允許私人養很少的豬，這是不是最好的養豬辦法？爲了解決這個問題，1960年底，他專門召集一些具體部門的負責人座談。
座談會開了兩個星期，對這個問題做了細緻的研究。在座談會上，陳雲發言指出：“小豬剛生下來，除了餵奶以外，到甚麼時候該喂甚麼東西？長架子的時候該喂甚麼東西？架子長起來後，要育肥了，又該喂甚麼東西？一頭豬從出生到出售，一共需要多少糧食？多少精飼料？”
陳雲瞭解到，在集體養豬的時候，精飼料就只好糧食；在私養的時候，每家每戶都有泔水，都有剩菜剩飯，只是到了架子成了，要催肥的時候，需要一些糧食。
陳雲又問：“這麼兩相比較，國營養、集體養和私人養相差的糧食是多少？”
陳雲與參加座談的人一同算賬：國營養、集體養，要這麼多精飼料需要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錢。蒐集這麼多的精飼料需要花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錢；而私養需要花多少。經這麼一算，私養顯然要少得多。然後又算喂一頭豬要燒多少柴，農民私養燒柴，大人小孩從地裏回來順便帶一點就夠了。而要大規模地集體養豬，就要專門供應燒柴，或者燒煤炭。從用工來說，集體養豬要有專門人來幹，私人養豬就是老太太、小孩子，附帶着就幹了。
陳雲還算了一筆賬：私人養豬可以積肥，把這部分肥料賣給集體可以增加很多工分。陳雲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最後說，看來我們的方針應當是“私養爲主，公養爲輔”。
後來，陳雲根據這兩個星期的調查，主持起草了關於養豬應以“私養爲主，公私並舉”的文件。
當時，毛澤東看了陳雲主持起草的這個文件後說：“養豬問題，我贊成‘公私並舉，以私爲主’的方針。養豬今後可能會有多種形式，公有公養，私有私養，公私合養，公有私養。從豬的頭數算起，私養還是主要的，現在公養的豬還是要鞏固下來，不要又分散。人搬家三年窮，豬搬家會死的。”
1961年初，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文件，規定養豬方針是“私養爲主、公私並舉”。然而，“私養爲主、公私並舉”的養豬方針，主要是對公豬而言的。對母豬應當公養爲主還是私養爲主這個問題，當時並沒有做出明確規定。
事實上，大部分母豬還是由公社、生產大隊公養。
上海市明文規定，不準農民私養母豬。由於母豬隻準公養，不準私養，不但產苗豬大大減少，而且公養母豬的飼養員遠不如農民照顧細心，產苗豬少，苗豬死亡也多。因此，解決母豬私養問題，成爲養豬能否迅速發展的關鍵。
正是在這個時候，陳雲來到上海青浦。他把養豬問題作爲這次青浦調查的一個重點，專門就母豬私養問題開了許多座談會。
陳雲依據瞭解到的事實，說明母豬私養養得好，產苗豬多，苗豬成活率高，無論母豬還是肉豬，私養比公養好處多。母豬不下放，就不能恢復和發展養豬業。他在調查的基礎上，寫了《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的調查報告。
在一次老農座談會上，陳雲問老農：“把你們的豬沒收對，還是發還對？”
老農答：“上邊說沒收、發還都是對的。”
陳雲又問：“你們現在敢不敢養豬？”
老農答：“還不大敢，說不定哪一天又是沒收對了。”陳雲說：“沒收不對，發還纔對，以後再不會沒收了。”
老農聽了喜出望外，當天這個消息就傳遍了全村。
第二天是7月1日，黨的生日，公社宣佈放假一天。農民幾乎家家都到別的公社搶購苗豬，掀起了一個養豬高潮。
陳雲深有感觸地說：“我們黨犯了錯誤，必須向農民承認，否則改正了，農民還不瞭解我們的正確政策。”
陳雲青浦調查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青浦應當種雙季稻和小麥呢？還是應當種單季稻和蠶豆？
青浦縣地勢低窪，地下水位高，歷史上只種單季稻，不種雙季稻，小麥種得也較少。可是在“大躍進”運動中，一些領導主觀地把“單改雙”作爲增產的主要措施，號召農民多種小麥，多種雙季稻，並規定播種指標，搞強迫命令。
農民喫不飽飯，可公社還要逼迫他們種雙季稻。再加上這裏無霜期不夠長，立秋前搶割早稻、搶種晚稻時，一晝夜彎腰幹16個小時以上，所以，農民對種雙季稻意見很大。
在調查中，陳雲找他認識的老農算了一筆賬，從中知道，種雙季稻比單季稻每畝多收稻穀220斤，但是，種雙季稻除了費勞動力外，還費種子、化肥等等，實際上並不能增產。
種雙季稻的各項損失加在一起，摺合310斤至330斤稻穀。兩相比較，種雙季稻顯然得不償失，實際收入還要減少。
在進一步調查的基礎上，陳雲指出：“作物安排必須因地制宜。歷史上長期形成的耕作習慣，不要輕易變動。”
爲了全面地瞭解情況，陳雲又到種雙季稻比較多的地區，瞭解到那裏多種雙季稻的原因是無霜期長，人均耕地少，勞力多，肥料足，且該地是半水稻、半棉麻地區，種水稻和種棉麻可以錯開時間。
陳雲由此得出結論說，種不種雙季稻，種多少，主要決定於無霜期長短，以及人口及耕地的比例等因素。
在長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區，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畝，可以種較多的雙季稻；每人一畝半左右，就只能種少量的雙季稻；如果每人二畝半左右，則不宜種雙季稻。
青浦縣小蒸地區的土質不適宜種小麥，歷史上農民多種蠶豆，少種小麥。縣委認爲，種麥子農民不能喫，而種蠶豆，農民補了口糧就收不上來了。
陳雲在調查中對有關領導說：“種蠶豆喫到農民肚裏，肥水不落外人田。農民吃了蠶豆，就少喫些糧食，算總賬是一樣的。蠶豆出口經濟價值很高，豆箕還可作綠肥增加土地肥力，農民當然願意多種蠶豆。”
陳雲還說：
最近幾年，由於多種小麥和雙季稻，少種蠶豆和紅花草，土地的肥力逐漸有減少趨勢。雖然由於多施化肥，使糧食的產量有些增加，但土質已不如以前那樣好。從長遠看，必須下決心把這種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變過來。
陳雲青浦調查要解決的第三個問題，是給農民多少自留地的問題。
青浦縣小蒸莊在高級農業社時期有自留地700多畝，佔耕地的3％。人民公社時把自留地全部歸公。
1959年春，在鄭州會議後，分了300多畝給農民作自留地，但當年秋後又歸公，自留地生產的糧食也折價歸公。
1961年3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下達後，又重新分給農民自留地726畝。
社隊幹部一方面認爲，多給農民分點自留地可以補充口糧，便於養豬積肥，使農民手裏有些零用錢；另一方面又擔心這樣會不會發展資本主義。
陳雲瞭解到這一情況後，極力主張給農民多分一些自留地。他認爲農民自留地不僅不應比高級社時少，應當多一點。
針對農村幹部的顧慮，陳雲指出：
我國集體生產的耕地還佔90％以上，決不會動搖社會主義的基礎。在當前農民口糧不足的情況下，農民最關心的不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而是“喫飯還是喫粥”。多分一點自留地，可以使農民多得一點口糧，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
調查結束後，陳雲寫了《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的報告，列舉了讓農民多種一點自留地的好處。
8月8日，陳雲寫信給鄧小平，談他在青浦縣農村的調查情況，並把3個調查報告附在後面。
陳雲的這些調查報告受到中央的重視。後來的事實表明，實行母豬私養以後，養豬事業發展很快，市場上豬肉供應也明顯好轉。
陳雲關於《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的主張，在當時推廣雙季稻的熱浪中，無疑是一副適合時宜的清醒劑。
中央也正是考慮到陳雲關於給農民留足自留地的意見，後來才決定，分給農民的自留地可以佔耕地面積的5％至7％。
這個決定，對發展農業生產，穩定人心，克服當時存在的嚴重困難，產生了明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