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決策出臺
●毛澤東說：“第一是喫飯，第二是市場，第三是建設。”
●毛澤東提出：“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首先是要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
●毛澤東再三強調：“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把浮誇、官僚主義、不摸底這些東西徹底克服掉。”
● 決策出臺
共和國故事·調研之風毛澤東倡導實事求是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是中國北方最冷的一個時期。
在北京，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這是一次爲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做準備的會議。
由於當時政策的一些失誤，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毛澤東痛定思痛，再一次大力倡導實事求是。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首先討論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
在會議中，毛澤東先後聽了5次彙報。參加彙報會的，除中央常委外，還有彭真、譚震林、曾希聖、陶鑄、王任重、宋任窮、歐陽欽、劉瀾濤、張德生、李雪峯、烏蘭夫、劉子厚、李井泉、廖志高等。
毛澤東一面聽彙報，一面插話，不斷做出指示。別的人也有一些插話。
在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前，大家頭腦都比較冷靜，能夠面對現實，和衷共濟地爲克服暫時困難而共謀大計。
毛澤東當時的許多指示，反映了他對當時農村形勢的估計和一些政策思想。
其實，在12月23日，即會議正式開始的前一天，毛澤東就先聽取了第一次彙報。
毛澤東在聽取彙報的過程中，他插話對全國縣、社、隊的情況和幹部隊伍情況作了一個分析。
毛澤東說的話主要意思是，就全國來說，按縣、社、隊爲單位，大體是三、五、二的比例，即30%是好的，50%是中間的，20%是壞的。在壞的中間，有若干單位領導權被人家拿去了。
毛澤東把幹部分成6大類，他說：
第一類，五類分子，這是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又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情況不明，頭腦不清，不知道甚麼是三級所有、隊爲基礎，不知道甚麼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個人所有，不知道價值法則、按勞取酬、等價交換，不知道甚麼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總之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共產風”很少或者沒有。
毛澤東還說：
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前三類在湖北佔30%，問題嚴重的地區甚至佔百分之幾十。對於壞人，要奪權。有些是借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國民黨統治那麼久，土改只不過幾個月，就搞得那麼幹淨？國民黨是不容易消滅乾淨的。但大多數人是好的。就是爛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對於好人，要幫助他們，幫助他們弄清楚問題。對於前三種人，要由羣衆撤他們的職，不要只由上級去撤。河南信陽地區的光山縣，把壞人撤了，羣衆不相信，後來開羣衆大會又撤了一次。
毛澤東還強調，在這些地方，一定要發動羣衆，搞階級鬥爭。
在談到退賠的時候，毛澤東再次強調：一定要堅決退賠。
在說到自留地的時候，毛澤東希望多留一點，他說：“5%是否少了？7%怎麼樣？”他要大家議一下。
對養豬問題，毛澤東重申要實行公私並舉、私養爲主的方針。
最後，毛澤東說：“中央和省兩級要擔一些責任。幫助下邊，幫助好人。”
12月27日，毛澤東聽第二次彙報的時候，他談到了整風整社的問題。
毛澤東說，摸底排隊很重要，不然心中無數。毛澤東肯定縣、社、隊的幹部90%基本上是好的，10%是壞的，包括打進來的、變質的和死官僚。
關於死官僚主義分子，上次聽彙報時，毛澤東把他們列入敵人；這次改了，說他們同一、二類有所區別，是人民內部問題。
講到糊塗人，毛澤東還饒有興趣地講起了一個故事，他說：
楚莊王當皇帝，3年不管事。有一個大臣向楚莊王說，有一種鳥，3年不鳴，一鳴驚人，3年不飛，一飛沖天。楚莊王聽了這話，覺悟了，開始振作起來。可見糊塗人也是可以振作起來的。
毛澤東還說：
廬山會議後，有些事情沒有想到是刮‘共產風’。去年幾個大辦，如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大搞商品生產基地，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誰也沒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調，如果想到就不會那麼辦了。
貴州省從農村調出來100萬勞動力，這就是一平二調的“調”嘛。北京大學500多學生去修鐵路，苦戰20天，回來後又不休整，結果100多人發高燒，患浮腫病，後來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見不要隨便搞甚麼不斷革命。
毛澤東在聽取彙報中，他肯定江蘇省一個報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甚麼反甚麼，有多少反多少。毛澤東還說“這是個新辦法”。
其實，毛澤東早在1948年就說過：
反對黨內“左”、右傾向，必須依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
中國共產黨勝利地領導和推進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時候，就是這樣做的。它體現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它能夠防止反傾向鬥爭中的片面性和絕對化，避免給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巨大損失。
毛澤東爲甚麼說是“新辦法”呢？所謂新，實際上就是對廬山會議後一味反右的一種修改。
毛澤東對這次整風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說：
只要把整風整社搞好了，轉變局面、爭取豐收並不困難。他認爲戰勝災荒、爭取豐收有許多有利條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戰3年的經驗，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
過去一搞就是幾個大辦。看來大辦只能有一個，大辦這個就不能大辦那個。過去我們大辦工業，現在要大辦農業，由大辦工業轉變到大辦農業，工業發展速度要壓低。
當有人彙報說，去年農業書記會議強調發展社有經濟有問題的時候，毛澤東斷然說：“大辦社有經濟，必然刮‘共產風’。”
毛澤東在插話中提出，有些地方，縣合併得太大了。從有利於抓好農業生產着眼，以小縣製爲好。
隨着會議對問題討論的逐步深入，毛澤東的認識也在逐步發展。
談到價格問題時，毛澤東提出，要提高糧食價格。這個問題，毛澤東是經過反覆考慮的。
其實早在1959年10月，上海市委領導曾向毛澤東提出，恐怕要考慮糧食提價問題。
在當時，毛澤東就斬釘截鐵地說：“甚麼東西都可以漲一點價，糧食不能漲價。”毛澤東還說：“我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但是一提到這個問題就是牽動太大，棉農加城市人口有一億多。”
當時，毛澤東主要考慮的是喫商品糧的一億多人口的穩定問題，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穩定問題。
現在，毛澤東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不影響社會穩定，又能照顧到農民的利益。只提收購價，不提銷售價。他算了一筆賬，提收購價而不提銷售價，每年差價只有10億元，問題不大。
毛澤東還說：“這樣，可以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工農業產品不等價的問題。我們很大一部分積累是來自農民，是不等價拿來的。”
關於退賠，這一次毛澤東講得更嚴厲，更堅決。他說：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爲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一定要堅決退賠，賠到甚麼東西都沒有。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
“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縣、社幹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羣衆的滿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痛一下，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
毛澤東贊成退賠要有政策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情況下平調的，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退賠。
講到這裏，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現在看來，建設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
談到“共產風”時，毛澤東再次承擔了責任。在彙報中涉及省委作檢討的問題，毛澤東說：“刮‘共產風’，中央是有責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責任擔起來了。”
時任農業部部長的廖魯言說：“搞豐產田、大辦水利是有關部門提的。”
毛澤東說：“過去這些事情是專管部門搞的，可是有我們看過的，批准的，如大辦水利、大辦副食品基地、養豬等。我們有責任，這樣才能總結經驗。”
在彙報中，有人說，整風過後，還要講講大辦的成績，還是要從“一個指頭”出發。
對此，毛澤東卻說，先講“一個指頭”好不好？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
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問題，多年來已經成爲估計形勢的一種思維定式，一種既定的思想框框。這次毛澤東突破了這個框框。
聽完彙報，毛澤東專門講了一下總結經驗的問題。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助長了“共產風”，不是矛盾嗎？廬山會議時以爲，“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右傾又壓下去了，加上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原來估計1960年會好一些，但沒有估計對。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還厲害，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從農業上調勞動力過多。
毛澤東接着說：
0我跟好多外國人都講過，我們搞經濟工作沒有經驗。我們搞革命，搞階級鬥爭有經驗，搞建設沒有經驗。他又說，3年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要真正地好好地總結3年經驗。把這幾年的經驗總結起來，接受過來，就可以把消極因素轉化爲積極因素。信陽專區就是一個證明。爭取明年形勢好轉是有條件的，有辦法的。
最後，在討論來年日子怎麼過的問題，一個關於中國經濟建設的長期指導方針被提了出來。
毛澤東說：“大家對明年要有精神準備，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當災年過，這一條很重要。”
陳雲接着說：“明年情況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爲要抓三條：一是做好精神準備、思想準備、工作準備。二是今冬無論是人還是牲畜，都要多休息，養精蓄銳，準備明年春耕。三是進口糧食，能進多少就進多少，我以爲要‘喫飯第一，建設第二’。”
這時，有人補充了一句：“市場第二，建設第三。”
最後，毛澤東概括爲：
第一是喫飯，第二是市場，第三是建設。
1960年12月31日，是這一年的最後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同與會人員在北京飯店聚餐，除舊迎新。
毛澤東特地囑咐，請張平化、劉建勳、楊尚奎、葉飛、江華、江渭清、黃岩、陶魯笳、黃火青、周林、閻紅彥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們談話。因爲他們沒有參加彙報會，毛澤東想直接聽聽他們的意見。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第一項議程已經結束，從即日起，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
在晚上，毛澤東聽取第四次彙報。
首先由李富春彙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李富春說：“去年計劃有四條經驗：一是計劃不全面，是工業交通計劃，忽視了農業；二是計劃指標偏高；三是權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對計劃的執行檢查不夠。”
毛澤東指出：“不僅沒有注意農業，而是擠了農業，工業戰線過長，面過寬。”
關於1961年鋼產指標，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問題，討論得最多。
李富春彙報說：“開始想搞2150萬噸，後來逐步下調，現在降到2000萬噸。”
毛澤東說：“是否搞那麼多，能不能辦得到？首先要保證農業，而後鍊鋼。”
……
毛澤東最後說：“這三年都是指標定高了，後來退下來。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從9月開始大搞，1959年廬山會議整風反右以後，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這三年大搞鋼鐵，擠了農業。因此，我懷疑就是1870萬噸，是否也會緊張。”
毛澤東接着問李富春：“今年的方針是怎麼提的？”
李富春回答：“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毛澤東又問：“這個方針是甚麼意思？”
李富春說：“調整就是調整各方面的關係，有調整、充實，才能鞏固、提高。”
毛澤東說：“是四面八方了，你這個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隊在兩個戰役之間的休整一樣。”
毛澤東又問大家：“大躍進的口號能不能在1961年提？”
鄧小平說：“今年元旦社論，沒有提大躍進，提的是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毛澤東說：“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養生息。”
毛澤東又談到糧食定購問題。他說，有人送給他寶坻縣一個生產隊的材料。那個生產隊經過整風，幹部作風轉變了，社員生產情緒提高了，生產增加了，只要他們有餘糧，還是要賣給國家的。
從這個材料，毛澤東得到一個啓發，他希望各省、市、自治區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個生產隊，心中就有數了。
毛澤東說：“現在整風是整頓那些壞的單位，最好摸一個有曲折發展過程的單位，如寶坻縣那個生產隊，刮過“共產風”，後來糾正了，生產又上去了。”
李富春繼續彙報。當講到搞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時候，毛澤東說：“這句話說了好幾遍了，就看靈不靈。要收回一些權力，把權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區三級，下面收縮一下，這樣，就不會層層加碼了。”
陳雲接着說：“我們不是講共產主義風格嗎？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僅省、市、區要通盤考慮，中央局也要通盤考慮。”
最後，毛澤東要李富春把當天講的那些事情，要求第二天在全體會議上再講一下，讓大家議一議。
1月9日，毛澤東在聽取第五次彙報的時候，他向會議印發了胡喬木起草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要各組討論。
鑑於當時幾年來幹部隊伍中存在嚴重作風不純的情況，毛澤東要胡喬木仿照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制定一個適用於黨政幹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毛澤東對胡喬木起草的草案不太滿意。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寫得簡單明瞭，使人容易記住，同時要避免起負面作用。毛澤東自己又改寫了一下。
“三大紀律”，胡喬木寫的是：
1、有事同羣衆商量，永遠同羣衆共甘苦；2、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後報告；3、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
毛澤東修改爲：
1、一切從實際出發；2、提高政治水平；3、實行民主集中制。
其中第二條，經過會議討論後，修改爲“正確執行
黨的政策”。
毛澤東的修改確實簡單明瞭，看一條就留下一個印象，使人容易記住。
毛澤東在解釋第一條時指出：
我們幹部的作風問題，主要是不從實際出發，工作中主觀主義很多，要整主觀主義。
對“八項注意”，毛澤東改得更簡明瞭。每一項四個字、六個字，至多九個字。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加了一項“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是沿用他1930年提出的一個口號，此時重提，顯得格外重要。
毛澤東說：“要強調調查研究。現在調查之風不盛行了，對很多事情發言權有了，言也發了，就是沒有調查。其實，調查材料不在多，一個好材料就可以使我們瞭解問題的實質。整風整社有過海口的經驗，現在又有信陽的經驗，就解決問題了。調查材料搞了一大堆，會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於1961年1月27日正式下發。
毛澤東在劉子厚彙報河北省在整風整社中揭發出兩個縣的嚴重問題時，他再次強調：“在三類縣、社、隊不能依靠原來的幹部，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前年廬山會議，沒有意識到有20%的縣、社、隊爛掉，被篡奪了領導權。”由此，毛澤東提出不要爲假象所迷惑。
毛澤東還說：
河南1959年就說有450億斤糧食，實際只有240億斤，210億斤是假象，我們被這種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們腦子裏，要加以分析，去僞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裏，由此及彼，抓住本質。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要被現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觀實際。
這幾年，我們在許多工作中缺乏一種謹慎的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爲某些現象所迷惑，值得我們注意。當然，我們的認識只能大體上接近客觀實際，力求縮小同客觀實際的距離。
經過5次彙報會的討論、醞釀和思考，毛澤東關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思想逐漸形成。
在中央工作會議最後的一天，即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爲主旨的講話。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開得比過去幾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一些。比如關於冷熱結合這個問題，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這一次結合得比過去有進步，對問題有分析，情況比較摸底。當然，現在有許多情況，就中央和省一級來說，還是不摸底。
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後，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
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毛澤東還提出：
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首先是要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
毛澤東還說：
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當然不是講我們過去根本一點也不實事求是。
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
毛澤東還講到具體的調查方法：
調查就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寫，要談話。談話的時候還要會談，不然他還欺騙你。要看情況，究竟你那個糧食在甚麼地方，究竟是增產還是減產，要看這個人的面色，羣衆究竟是面黃肌瘦，還是糧食相當夠，還是很夠，這是看得出來的。毛澤東再次闡述調查研究
196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鄧小平關於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
大家表示，完全贊同這次會議所一致通過的聲明和告世界人民書。
全會還聽取李富春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
全會指出，1961年全國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爲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輕工業部門，應當努力增加生產，儘可能地保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重工業方面應當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1961年1月18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的講話中，再次講到調查研究問題。他說：
在民主革命時期，黨犯過幾次“左”傾和右傾錯誤，右的不做調查研究，“左”的也不做調查研究。民主革命時期情況比較單純。勝利後，有了全國政權，8億人口，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近幾年來我們也做一些調查研究，但比較少，對情況不甚了了。沒有調查研究，對情況不明，決心就不大。比如，1959年反對“共產風”，由於情況不明，決心就不大。中間又夾了個廬會議“反右”，把糾“左”打亂了，“共產風”又大刮起來。
大家回去實實在在地幹，要老實算賬搞計劃，要做調查研究。希望1961年成爲調查研究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在實踐中去做調查研究，專門調查也可以。
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即將結束時，毛澤東意外地得到了他30年前寫的一篇題爲《調查工作》的小冊子。
《調查工作》是毛澤東1930年5月在閩西根據地時爲反對教條主義而寫的，早已丟失。195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建館時，在福建龍巖收集文物時找到，藏於館中。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中國革命博物館借到這本小冊子。
1961年1月中旬，毛澤東的祕書、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得知此事後，立即把這本小冊子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喜出望外，如獲至寶。
3月11日，毛澤東專門爲這本小冊子寫了一個批語：
這是一篇老文章，爲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還沒有“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夏，已經30年不見了……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
接着，毛澤東又在3月廣州會議的兩次講話中提到這篇文章。
3月13日毛澤東說：
找出30年前我寫的一篇關於調查研究的文章，我自己看還有點道理，別人看怎樣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並不喜歡，這篇我是喜歡的。
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斗爭寫出來的。1929年冬天，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對這場鬥爭作了結論。這以後，也就是1930年春天，寫了這篇文章。前幾年到處找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來了。請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見，哪些贊成，哪些不贊成。如果基本贊成，就照辦，不用解釋了。
毛澤東在3月23日又說：
這篇老文章，現在拿了來有些人可能會不懂。這篇文章看來有些用處，不是講全部有用。我說有一些用處，就是講文章中心點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那個時候也是調查研究空氣不濃厚。建立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不容易的。
這篇文章是1930年寫的，總結那個時期的經驗。寫這篇文章之前，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
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記不得了，這兩篇文章我總是記得的。忽然找出來了，我是高興的。
毛澤東還介紹說，這篇文章是爲了解決民主革命的問題而寫的，是爲了取得民主革命勝利要做調查研究，要做典型調查研究。現在不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一定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地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爲兩者是兩回事。
毛澤東還指出：
研究要從個別問題深入，瞭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全國瞭解兩個鄉，南方一個，北方一個，對中國農村就有一個基本概念了。工業不同，要分行業。工業這個東西比農業複雜一些。深切地瞭解一個地方或一個問題，往後調查別處地方或別個問題，你就容易找到門路。
毛澤東最後說：
這幾年出現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我的責任在甚麼地方呢？爲甚麼到現在才提倡調查工作呀？爲甚麼不早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查。爲補過起見，現在我來提倡一下。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個方法是可取的。
毛澤東這些話，雖是因一篇“老文章”而引發的，但絕不是對這篇“老文章”的簡單複述，而是對其核心和靈魂，即實事求是的深刻闡述。田家英到浙江做農村調查
1961年1月20日，毛澤東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調查工作》這篇文章，請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各一份，註上我請他們修改的話，文字上，內容上。
二、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3個組，每組組員6人，連組長共7人，組長爲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每人發《調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討論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去搞農村。6個組員分成兩個小組，一人爲組長，二人爲組員。陳、胡、田爲大組長。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中間隊不要搞。時間10天至15天。然後去廣東，三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後，轉入廣州市做調查，調查工業又要有一個月，連前共兩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
毛澤東
1月20日下午16時
此信給3組21人看並加以討論，至要至要！！！
毛澤東又及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廣東、湖南、浙江3個調查組很快組成，分別由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領趕到調查地點。
21日，田家英調查組離開北京，22日到達杭州。
田家英根據當時的客觀形勢，向全體調查人員提出要求，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田家英說：“調查研究有兩種：一種是科學態度的調查研究，一種是主觀主義的調查研究。我們主張科學態度的調查研究，這就要了解實情，且要如實反映，而主觀主義的調查研究，比不調查更可惡，因爲它是摘取片斷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或者是迎合上級，不敢講真話。”
經與浙江省委商量，決定在嘉善縣選一個差的生產隊，魏塘公社的和合生產隊。在富陽縣選一個較好的生產隊，東洲公社的五星生產隊。
1月24日16時，冬日的餘輝暖暖地照着當時的魏塘公社社黨委書記的辦公室，當時的公社黨委書記張行方正激動地在屋裏踱着步等待着田家英、逄先知、石山等調查組人員的到來。
19時，在公社辦公室昏黃的油燈下，張行方就1958年秋後有關政策的執行情況作了真實、全面、長達6小時彙報，直至第二天凌晨，逄先知對彙報內容詳細作了記錄。
1月25日上午，張行方陪同調查組人員步行到和合生產隊，安排田家英在人稱“老模範”的貧農陳安生家住宿，在陳安生鋪對面的地面上鋪上稻草搭了一張“柴地鋪”，其餘人員安排在生產隊顧家浜機埠屋內，打稻草地鋪睡覺。稍作安頓，調查組就分南北方向出去串門，訪貧問苦。
調查組按照“打開腦筋”、“敢於發現問題”的指導思想和“同吃同住不同勞”，即當時正值農閒，調查組工作極爲緊張，所以不同勞。“敢想敢說不敢做”，不敢做主要是對調查瞭解的情況，不輕易表態，不指手劃腳的原則，緊張地開展深入、細緻地調查工作。
調查組從歷史到現狀，從黨的方針、政策貫徹執行，到農民喫、穿、住、用各個方面，或單兵作戰，或結雙成對等，原始地記錄農民的談話。
整個調查工作，進行得有聲有色，生動活潑，善良的和合生產隊社員把一切肺腑之言，都如實向調查組傾訴。每一位調查組的成員，都記下了厚厚的筆記。
在和合生產隊調查的過程中，有件事讓調查組的人員感到很奇怪。
在食堂化了的和合生產隊裏，沒有縷縷炊煙，沒有犬吠雞鳴，雖是將臨春節，這年春節爲2月15日，農民還是到時拿着臉盆、鉢頭去生產小隊食堂，量粥用膳，但一到晚上卻能聞到陣陣煙味，調查組百思不解，決定親自踏勘。
晚上，當調查人員在生產隊幹部的帶領下循煙味走入一戶農家，只見用磚塊臨時搭起的一口竈頭，支上鍋子在燒火。
田家英走上前去，揭開鍋蓋，看到鍋裏煮的竟是羊頭草，即農民餵豬的一種植物，還有胡蘿蔔等，加上食堂拿回的粥，燒成糊狀進行食用。因爲農民家中已無粒米可煮了。田家英去其他有煙的人家，也都是這種情況。
在往回走的路上，調查組的人員誰都不說話，一個個心裏都沉甸甸的。
有一天，田家英去專訪一個叫王老五的貧農。王老五當年44歲，是和合生產隊第四小隊副隊長，土改時爲貧農成份。妻子37歲，在生產隊畜牧場養豬，大兒子19歲已幹農活，次子15歲上小學五年級，有時幫食堂記賬，還有3個兒子分別13歲、9歲、6歲。
在1958年時，平調拆除了他家3間草棚，當時家裏僅有12平方米草棚一間，一張竹簾牀，一張地鋪，3條棉絮，一隻行竈，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無所有。
田家英低頭鑽進王老五家矮小的草棚作了專訪，既問情況又算細賬。從抗日戰爭前期一直問到1960年，足足長談3個多小時。田家英一邊問一邊作記錄，當時眼睛就溼潤了。
農民已經無米下鍋，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出現餓、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的現象。
調查組的同志瞭解情況後，提出出現這些嚴重問題的原因在哪裏？許多基層幹部講不清。
田家英在同嘉善縣委負責人談話時指出：
從和合生產隊來看，生產破壞是嚴重的。
爲甚麼生產連年下降呢？怪天，沒有災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
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甚麼民主革命不徹底，病根子是“五風”問題。
田家英一語道破了當時農村問題的癥結所在。其實，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同志，對此並非一無所知，只是因爲怕出政治問題，悶在心裏不敢說而已。田家英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說出了他們不敢說的話。
田家英摸清了和合生產隊的情況後，又到富陽縣的五星生產隊。
調查組剛開始在富陽調查了一個星期，糧食產量依然摸不清底細。田家英和調查組的同志分別找會計、倉庫保管員、生產隊員，和支部書記談心，大家才交了底、說出了實情，會計拿出了第二本賬。
這個生產隊的糧食生產沒有下降，人民生活比較富裕的原因是生產隊幹部、黨員和部分老農協商一致，採取了應付官僚主義的對策，有組織地抵制來自上面的瞎指揮。對糧食產量，採取兩本賬的辦法。田家英聽了他們的生動彙報之後，立即肯定了他們這套“防風林”的做法。
田家英在富陽的時候，經常從富陽縣城步行到“五星”指導。有一次，“五星”調查小組向他彙報羣衆對公共食堂不滿，要求解散，還列舉了好多弊端。
田家英聽後吃了一驚，爲進一步證實，他於2月初兩次到“五星”深入調查，看到羣衆確實不滿，食堂難以維持下去，便馬上向毛主席如實彙報，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
對富陽環二村的調查原先計劃中沒有安排，而是從一個小乞丐那裏瞭解到嚴重情況後由五星村轉到這個村的。田家英在長滿野草的路上，看到村中無炊煙，聽不到雞犬聲，路上的百姓面黃肌瘦。一幕幕悽景使田家英心中難受。
在跟村民座談時，田家英號召大家儘快恢復生產，當講到“共產黨員看到這種情況是很痛心”時，他潸然淚下，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他兩次表示要向中央和毛澤東彙報，反映羣衆的呼聲，並嚴厲批評管理區中一些違法亂紀的幹部。
中央調查組在田家英的領導下，睡地鋪、喝稀粥，生活十分艱苦。但是，整個調查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如食堂問題、生產隊規模問題等都作了細緻調查，對調查材料進行集體分析討論，實事求是地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調查研究不僅要找出存在的問題，而且還要研究提出解決的辦法。田家英通過10天的深入調查，對和合、五星兩個生產隊的歷史和現狀有了比較清楚的瞭解，綜合兩個隊的情況後，他對人民公社工作做出了深層次的思考。毛澤東南下親自指導調查
1961年1月下旬，毛澤東離開北京到杭州，指導3個調查組的工作。他路經天津、濟南、南京時，在專列上先後聽取了河北、山東、江蘇省黨委負責人關於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八屆九中全會精神的彙報，包括調查研究問題，整風整社問題，人民生活問題，輕工業生產和市場問題，這些都是毛澤東當時最關心的問題。
毛澤東聽取彙報時，都有一些插話。毛澤東再三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他說：
今年這一年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沒有調查研究是相當危險的。水是渾的，有沒有魚不知道。
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把浮誇、官僚主義、不摸底這些東西徹底克服掉。
過去幾年不大講調查研究了，是損失。不根據調查研究來制定方針、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險。心中也無數，數字也許知道，實際情況並不知道。
成績、缺點要兩面聽，兩點論嘛。成績、缺點，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經認識了的世界和未被認識的世界等等，一萬年也是這樣。
三個省都彙報到一些縣、社、隊的領導已經爛掉了。毛澤東指出，這是反革命分子復辟。死官僚主義分子是他們的直接同盟軍，糊塗人是他們的間接同盟軍。
毛澤東指出：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爲人民服務，否則是國民黨作風。對羣衆沒有感情，對貧農下中農沒有感情，不顧羣衆死活，不瞭解情況，不聽羣衆的話，也不聽上邊的話，這種人不能做領導工作。
談到幹部問題時，毛澤東總是講浙江省的一個例子。這個省只有一個縣委書記能把三級所有制、按勞分配、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說清楚。這個例子對他觸動很大，所以他反覆強調要開辦訓練班，對幹部進行教育。
毛澤東指出：
我們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準備、輿論準備的。我們對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的精神準備、輿論準備是非常不夠的，對社會主義如何搞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如何搞法，缺乏研究。
毛澤東到達杭州時，浙江調查組已經做了一個星期的調查。
1961年2月6日，田家英在杭州劉莊向毛澤東彙報兩個隊的調查情況。在場的還有當時浙江省委的江華、霍士廉，林乎加、李豐平和薛駒等。
田家英着重談和合生產隊的情況，從歷史到現狀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彙報，並闡述了“五風”帶來的危害，尤其是和合生產隊位於杭嘉湖平原，屬富庶的魚米之鄉，水稻畝產由通常的600多斤，到1960年減至291斤，而上報畝產達2400多斤。
這些數字深深地觸動了毛澤東的心，他靜靜地聽着，深深地吸着煙，邊聽邊思索。
1961年2月8日，毛澤東再次與浙江省委負責人談話，除江華、林乎加之外，還有薛駒和田家英參加。薛駒當時任浙江省委副祕書長，自始至終參加了浙江調查。
毛澤東開頭就問：“有沒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風’，能不能達到你們的指標？落後的地方要找到落後的原因，是天災，是人禍？嘉興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產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風’瞎指揮，要去掉這些因素，恢復大概要兩三年。”
毛澤東又問：“退賠，有沒有決心？”
林乎加答：“決心退賠，破產退賠，哪一級決定的，哪一級負責。”
毛澤東說：“這個辦法好，誰決定的，誰負責賠。問題是中央、省、地、縣有沒有決心。單是中央和省有決心還不行，地、縣沒有決心就搞不好。地、縣有了決心，即使有些公社、生產隊沒有搞好，也是時間問題。要使他們真正懂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區別，等價交換，不能剝奪農民。我們只講過剝奪地主，哪裏講過剝奪農民。”
江華說，這種思想是反動的。
毛澤東加重語氣地說：“是的，是最反動的，不是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破壞社會主義。”
林乎加談到，瞎指揮有些是從省裏下去的。
毛澤東說：“也有從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開了一次農業書記會議，搞了一套文件，沒有批准就發了。我對譚震林同志說，三年不要開農業書記會議。春耕生產指示，一年一個，形式主義，誰人去看，農民要餓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種？”
林乎加講到自留地問題，說幾年來幾放幾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
毛澤東說：“這個道理，歸根到底，只能是一個道理，還是要給農民自留地，而且要把爲甚麼，反覆交代清楚，農民不相信，你變得太多了嘛！”
毛澤東說：“在反覆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們所說的餓、病、逃、荒、死。”
毛澤東再次談到生產隊規模太大，把生產小隊改成基本覈算單位的問題。
毛澤東說：“在這樣口糧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這是破壞農民的積極性……，原則是要增產，要把餓、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餓、不病、不逃、不荒、不死。當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難免要生點病，主要的問題是餓不餓的問題。”
最後，毛澤東又談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準備問題。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要抓緊幹部的教育，使他們懂得甚麼是共產主義，甚麼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自留地是個人所有制的尾巴，並不危險。不懂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道理，就會死人的。今年、明年兩年，要搞好一點，事情就好辦了。
就在這次談話中，田家英提出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建議，毛澤東採納了。
在這以前，1960年夏，鄧子恢受劉少奇委託，帶領工作組經過調查研究，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這個條例後來成爲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重要參考材料。
毛澤東聽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調查組彙報後，即離開杭州去廣州，準備在那裏與調查組會合。路經江西、湖南時，又聽取了江西省委的彙報，湖南省委和湖南調查組的彙報。
通過浙江調查，毛澤東對兩個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意見，一是社、隊規模要劃小，生產小隊的權力要擴大；二是食堂要多種多樣，有的人也可以不參加食堂。
1961年2月10日，毛澤東在江西向塘鐵路支線的專列上，聽江西省委負責人楊尚奎、邵式平、方誌純、劉俊秀彙報時，主要談的就是這兩個問題。
毛澤東認爲，江西的公社和生產隊的規模也都太大了，一個公社可以劃分爲兩個或者三個，以鄉爲單位，一鄉一社。
毛澤東說，現在看來，只有四川一個省按中央的政策辦事，他們的公社都是以鄉爲單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覈算單位也想搞大的。公社應當一律以原來的鄉爲單位，凡是以原來的區爲單位的，給它一個不合法。
關於食堂，毛澤東說：“辦食堂要滿足三種人的要求。比如沒有結婚的單身漢，或者結了婚沒有孩子的，他就願意常年喫食堂，就辦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農忙時願意喫食堂，農閒時願意在家裏自己做飯喫，就辦農忙食堂；還有一部分人不願意在食堂喫的，那就滿足他，可以不參加食堂。”
毛澤東在聽湖南省委和湖南調查組彙報時，集中討論的仍然是公社體制和食堂這兩個問題。另外還談到了整風整社。
談話是在長沙附近鐵路支線的專列上進行的。一共談了兩次。第一次是2月11日，與湖南省委負責人張平化、胡繼宗、周禮和湖南調查組的胡喬木談的；第二次是在2月12日，單獨與張平化和胡喬木談的。
關於人民公社體制問題。毛澤東說：“我看，你們這個社也大了，隊也大了。大體上一個社劃成3個社比較恰當，就是以鄉爲單位。”
胡喬木說：“開始提的是以鄉爲單位，後來不斷加碼，撤區並鄉，小鄉並大鄉，幾鄉一社。實際上，還是小隊的勞動爲基礎，大隊作經濟覈算，加以聯合，公社恐怕只是一個聯絡組合的形式。”
毛澤東又提出基本覈算單位放在哪一級的問題。
毛澤東說：
“究竟是隊爲基礎好，還是下放到小隊爲基礎好，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因爲現在隊下管的小隊多，而小隊就是過去的初級社。”
毛澤東還談了許多意見。他接着問：“你們有多少生產隊？”
胡繼宗回答：”15萬個。高級社時是5萬個社，公社化後劃成16萬個大隊。”
毛澤東說：“你們還是大體上恢復到高級社的範圍，5萬個。”
胡喬木說：“如果這樣，對羣衆才說得上民主，大隊幹部才說得上領導管理，不然經營不了。”
毛澤東說：“而且勢必實行平均主義，喫飯平均，工分平均。”
胡喬木說：“我去了一個好的生產隊，在長沙縣，叫天華大隊，那個大隊年年增產，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始終保持高級社的規模。公社的規模要縮小，它的權力也要縮小，權力跟責任都要縮小，這樣，事情就好辦了。過去幾年湘潭的情況比較嚴重，我們有個組在湘潭，到一個壞的生產隊，它的特點是從1957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壞，根本就是破壞。”
毛澤東說：“我看興起來也快。恢復原狀，就是過去的高級社，由若干高級社組成一個公社。”
第二天，再次彙報的時候，一開頭就談體制問題。
張平化說：“昨天談了以後，我們回去商量了一下，認爲對體制調整決心下得不夠。如果基本覈算單位就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全省可能有5萬多個大隊；現有的1100個公社可能變成3000個公社或者多一點。春耕之前，先解決基本覈算單位劃小的問題，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毛澤東說：“我看是羣衆的要求。你們既然叫大隊，底下就不要叫小隊，就叫隊。因爲一講小隊，這個‘小’字就有個缺點，它職權小。其實這個小隊有很多工作。就叫生產隊，上面叫生產大隊，是基本覈算單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隊、隊，不要這個‘小’字。”
張平化說：“好，原來沒有承認它是一級，現在承認它是一級，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級。”
毛澤東說：“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級。所以，有人懷疑，基本覈算單位究竟是小隊，還是隊。所謂隊爲基礎，哪個是基礎？”
這時，胡喬木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可以考慮把現在的公社變成區聯社，恢復區委，大隊變成公社。”
毛澤東說：“那麼小隊變成生產隊？”
胡喬木說：“叫小隊也可以，叫生產隊也可以。”
毛澤東立即糾正：“不要叫小隊，叫生產隊。”
關於公社體制問題，經過杭州、向塘、長沙多次談話，毛澤東的認識越來越明確了。可以歸納爲以下幾點：
第一，公社的規模，特別是基本覈算單位規模要劃小，分別恢復到原來的鄉和原來的高級社的範圍。第二，生產小隊的權力要擴大，把它作爲一級重要的核算單位，甚至是基本覈算單位。第三，生產小隊與生產小隊之間存在平均主義。這是毛澤東首次提出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廣州會議要求調查研究
1961年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別在廣州和北京召開了“南三區”會議，即華東、中南、西南和“三北區”會議，即華北、東北、西北。參加會議的有各地區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同志。
毛澤東主持了“南三區”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主持了“北三區”會議。
會議討論和草擬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爲中央工作會議做了準備。
3月13日，毛澤東在主持“三南”會議時，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及參加“三北”會議的與會者寫信，他指出：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內部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的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後，自己並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羣衆的積極性的。
一些領導同志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於事務，不做親身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上聽或看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走馬觀花的調查。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毛澤東在信中特別強調：
我的那篇《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也請同志們研究一下，那裏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參加“南三區”、“北三區”會議的同志認真學習了他在30年前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着重研究瞭如何解決平均主義的問題。
3月14日，“三北”、“三南”兩個會議合併召開，在廣州繼續進行。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
這次會議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六十條》）。條例共計十章六十條，它對農村人民公社的性質、組織和規模，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人民公社中的黨組織，社員的權力和義務，社員的家庭副業，公社幹部等問題做了明確規定：
關於所有制，《六十條》申明：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以生產大隊爲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在經濟上，是各生產大隊的聯合組織。生產大隊是基本覈算單位。生產隊直接組織生產和生活。
關於公社各級組織的規模，《六十條》規定：公社一般相當於原來的鄉或大鄉；生產大隊一般相當於原來的高級合作社，但是也不要求強求一律。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都可以有大、中、小不同規模，由社員根據具體情況，民主決定。
……
《六十條》肯定了農村一些地區採取的“三包一獎”辦法；肯定了農村家庭副業是集體或全民所有制的助手，農副產品在完成國家交售任務後可以上集市進行交易。
廣州會議制定的《六十條》，是調查研究的成果。其中的各條規定，都是針對當時人民公社工作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提出的，對於確定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糾正社隊規模偏大，公社對下級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問題，起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
廣州會議後期，中共中央將《六十條》草案下發給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體社員討論，要求通過討論，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切實解決人民公社中的問題。廣州會議後，毛澤東又指示調查組把調查工作延長到5月，主要任務是瞭解《六十條》下發後羣衆的反應和參加《六十條》的試點工作。
3月19日，周恩來在這次會議的中南、華北小組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毛澤東同志這篇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講的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我們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讀它。這篇文章現在讀起來，還是對症下藥的。
3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說：
最近發現的毛澤東同志1930年春所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現在中央決定將這篇文章發給全黨高級及中級幹部學習。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都應該聯繫最近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深入的討論。
這封信還對有關政策所犯錯誤的原因及其教訓作了初步分析，指出：
這些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彙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看花，不求甚解，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斷和決定。在這段時間內，誇誇其談，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惡劣作風，又有了抬頭。這是一個主要的教訓，全黨各級領導同志，決不可忽略和忘記這個付出了代價的教訓。
實事求是的作風，我們目前所遇到的問題就一定能夠比較順利地得到解決，我們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夠得到迅速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