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三、調整政策
●周恩來說：“江西對國家的貢獻是大的，特別是這幾年困難時期，又多支援了國家糧食，應該受到人民的表揚。”
●李富春在會上指出：“如果不採取堅決措施，把過高的生產建設計劃落到實處，國民經濟全面的被動局面就不能扭轉過來。”
●陳雲說：“要下決心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個決心早下比晚下好。雖然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有困難，但城市人口過多也帶來了許多困難。”
● 調整政策李先念領導全國緊急調糧
1960年開春後，針對京、津、滬、遼等地的糧食庫存大幅度減少、供應緊張的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糧、油、棉調運指揮部，由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李先念負責，並有國家經委、鐵道部、交通部、糧食部主要負責人蔘加。
面對這種糧食危機的嚴重局面，李先念及時地把全國糧食危機的狀況，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彙報，並提出瞭解決意見。
1月13日，李先念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報告說：
據部分省區反映，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覈算單位中，約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糧。
2月18日，李先念就立即突擊調運糧、油、棉問題，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報告，建議採取緊急措施。
報告如下：
中央並主席：
今年糧食情況總的說很好，現在的問題是災區和大城市急需調進糧食。目前有的災區，春荒已露苗頭；京、津、滬、遼的糧食庫存還很薄弱，急需調糧補充。爲了爭取主動，必須抓緊時機，立即開展一個緊急調運糧食的突擊運動，以便迅速地把糧食調到這些地區。對於食油和棉花也應該加強調運工作。經過同有關部門研究，擬採取以下緊急措施。
一、當前的糧食調拔計劃，已經在這次財貿書記會議上討論決定，有關各省、區和鐵道、交通部門必須保證按時、按量完成調運任務。
二、在突擊運糧期間，對於糧食的運輸應該儘可能憂先安排。外貿出口的糧油，除大豆外也應暫時適當讓路。
三、對糧食調出任務較大的省、區急需調集一些運糧汽車的問題，經過同經委及有關部研究，原則上確定：60年原計劃分配給這些省、區的汽車儘可能地提前撥給；去年向這些省、區借調的外貿提成進口汽車4月份以前全部歸還。具體分配數字和撥車時間由經委和交通部專門安排。這樣安排的結果，對其他省份60年分配的汽車就要晚一些撥給。我們認爲，這樣安排是必要的。
四、爲了安排好短途運輸，各省、區除應加強人民公社的專業運輸隊以外，還應該根據運輸任務的需要，組織必要的副業運輸隊參加突擊運輸。對於民間運輸工具所需要的維修材料，各地應該妥善安排供應。
五、請各有關省、區黨委把突擊完成糧、油、棉的調運工作，作爲一項緊急的政治任務，加強對這一工作的領導，充分發動羣衆，組織各部門之間的協作，並充分利用機關、企業、人民團體、部隊、學校等單位的汽車，協助運糧，發揮地方運輸潛力，鼓足幹勁，力爭完成當前的糧、油、棉調運任務。
遵照中央的指示，我們已成立了糧、油、棉調運指揮部並已開始辦公，除了中央指定由我負責以外，還有經委、鐵道部、交通部、糧食部的主管負責同志參加指揮部的工作。建議各有關省、區也應成立相應的機構或者在原有的運輸指揮部或交通委員會內加強糧、油、棉調運工作的工作，並指定一位省長或副省長專門負責這項工作。各地糧、油、棉的調運情況，應該經常同中央糧、油、棉調運指揮部取得聯繫。
李先念
1960年2月18日
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李先念的報告，要求各地立即研究執行。
批覆如下：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黨組：
中央同意李先念同志關於立即突擊調運糧油棉和成立調運指揮部的報告。現在轉發給你們，請立即研究執行。
中央要求，凡是有糧食調出任務的省份，應當緊急動員起來，掀起一個調運糧食的突擊運動，堅決保證完成當前的糧食調運任務。
中央
1960年2月21日
4月16日，李先念又給毛澤東寫報告說：
截至4月5日，糧食入庫高潮已過，但全國糧食庫存517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13億斤，而銷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李先念在報告中着重說明糧食管理方面發生的重大變化和糧食購銷任務的艱鉅性：
過去，國家主要是管理糧食的購銷，負責城市人民和農村一部分缺糧人民的糧食供應；現在已經發展到，國家必須把六億幾千萬人民的糧食消費都要更加具體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來，國家對於人民羣衆的喫糧夠不夠喫、喫飽喫不飽，負有十分重大的責任。
這一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過了幾天，毛澤東約李先念到住處談工作。
李先念來到中南海豐澤園時，毛澤東正靠在牀上看書。毛澤東笑着對李先念說：“杞國人來了，請坐下。”
言下之意是李先念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是杞人憂天。
毛澤東接着說：“你是怎麼搞的，報紙上講形勢大好，你老是潑冷水，講甚麼都不好，你是怎麼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學杞國人啊！”
李先念看到毛澤東並無嚴厲批評之意，心情也就放鬆下來，平和而又認真地對毛澤東說：“我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擔心全國幾億人喫不上飯呀！主席你不擔心嗎？你不要聽報紙上吹的那一套，形勢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點也不好，老百姓在捱餓，已經餓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說糧食大豐收，另一方面向我寫報告要救濟糧。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和糧食部長陳國棟等同志商量，調糧搞救災，原來一列車糧食準備調山東，結果山西來電報說他們餓死的人多，又把這一列車糧食運到了山西。當前老百姓沒糧食喫，只好挖野菜、捋樹葉度日。”
毛澤東聽到李先念這些話，感到喫驚，便讓李先念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嚴峻情況。
不知不覺到了喫飯時間，毛澤東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喫飯，邊喫邊談。
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瞭解到全國糧食購銷的實際情況。
李先念從毛澤東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就全力以赴抓全國人民的喫飯問題。
4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批轉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緊急調運糧食的幾項措施的報告》，要求在新糧上市前的50天到兩個月內，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糧食和交通運輸部門,必須全力以赴，採取各種措施保證完成第二季度56億斤糧食的調運任務，其他物資的運輸要暫時爲調運糧食讓路。
在當時,糧食庫存很少，只能是夏秋將南方早熟的糧食運往北方，冬春將北方晚熟的糧食運往南方進行調節，以緩燃眉之急。
在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李先念就糧食問題，先後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6個報告，在10次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有兩篇報告和兩次講話作爲中央文件下發。
李先念在這些報告和講話中，指出了糧食購銷和調運的緊急狀況，提出應急的方針政策和措施，並且嘔心瀝血地組織實施，使全國人民能夠喫上飯。
李先念還親自到農村基層進行調查研究。
在6月至7月，李先念到河南信陽地區調查。他發現，光山縣是信陽地區的一個重災區，搞浮誇也最嚴重，縣裏幹部竟然宣稱畝產高達萬斤。
李先念又到鄭州，聽取了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彙報。這位負責人仍然不能面對現實，還滔滔不絕地說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
李先念聽得不耐煩，直截了當地說：“算了吧，不要再說了，你講的不是真實情況。”
李先念回京後，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彙報了河南信陽的情況。
6月，京、津、滬三大城市和遼寧省的10個主要城市的糧食供應緊張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7月5日，李先念和譚震林向毛澤東、中共中央提交報告，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來報送了糧食調運情況不好的緊急報告。
報告說，7月份應調出糧食20億斤，但到10日止，只調運出219億斤。
周恩來看到報告後，十分焦急，爲引起各省負責人嚴重關切，立即批示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請他把報告印發給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
由於各地糧食供應不斷告急，時銷時斷，有些糧店已沒有存糧。情況十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於7月25日給鄧小平、毛澤東和中央寫報告。
報告中說：
今年五月份以來，京、津、滬、遼糧食庫存極少，面臨脫銷危險，不斷告急，現在已經到了不可終日的地步。
李先念經常接到各地省委負責人打來的告急電話。當產糧省調不出糧食，而缺糧地區又向李先念告急時，李先念不得不讓糧食部同鐵道部協商，把原定調往某地區的糧食在運輸途中轉向，限時調往糧食脫銷的地區。
李先念還從中國南北地區糧食收穫季節不同的實際出發，在調運糧食方面採取了“早濟晚”和“晚濟早”的辦法，即把南方夏季收穫的小麥、早稻等運到東北，接濟東北秋糧登場前的市場供應；把東北秋天收穫的糧食運往關內缺糧地區，以便度過春荒。
時任國家財政部部長助理、預算司司長、糧食部副部長的楊少橋後來回憶說：
爲了安排好糧食調撥，往往是先由糧食部黨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協商，然後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談，最後由周總理親自定案。1959年以後，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計劃也由中央安排下達。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調撥計劃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執行。這些計劃，都在先念同志那裏研究好了後，才報請中央審定下達。
李先念不僅坐鎮北京指揮，解決全國糧食調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還到各省市甚至專區、縣裏瞭解糧食的實際產量，同省市負責人協商糧食調運工作。
9月5日，爲貫徹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討論城鄉糧食消費標準和糧食購銷情況。
農村口糧的標準，怎麼制定，這是關係到農民生活的大問題。中國地域廣闊，各地區自然農業生產條件不同，人們的勞動強度、生活習慣等也不相同。同時，由於口糧標準是按原糧計算的，南方是稻穀產區，華北是雜糧產區，東北是生長期短的農作物產區，原糧加工所得的成品糧大米、麪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農村口糧標準不能一刀切。
李先念經過反覆研究，提出設想：
第一種類型：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蘇南部、安徽南部、四川、雲南、貴州、新疆等13個省區，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400斤；
第二種類型：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內蒙西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陝西、青海、甘肅、寧夏等11個省區，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320斤；
第三種類型：吉林、黑龍江、內蒙東部三省區，按照400斤左右原糧安排，遼寧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糧食銷量，則從上年度的590億斤減少到550億斤，減少40億斤，但對降低城市居民糧食定量也沒有一刀切。
爲此，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糧每人每月降低15斤到2斤；但是高空高溫、井下作業工人和其他重體力勞動工人的口糧標準沒有降低；規定城市郊區的口糧標準向一般農村看齊，近郊區的菜農要求適當照顧，但規定要與遠郊區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壓縮城鄉居民口糧標準，是當時迫不得已採取的一項臨時性措施，目的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能保障城鄉廣大居民最低的生活需要。
10月8日，李先念根據中央指示，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
“低標準”，“瓜菜代”，要下決心至少搞三年再說。
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開會，討論如何糾正問題。
李先念參加了會議。會議還討論了嚴重而暴露較早的河南、山東兩省的問題。
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彙報了信陽事件，大家十分震驚。會議對這位負責人進行了批評，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嚴重的錯誤。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懷下，中共信陽地委積極開展了整風和生產救災工作，並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
毛澤東閱後，於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兩次批示，將此報告發給在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
隨即中央將此報告批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引起各地重視，不再發生類似問題。
11月29日，李先念給毛澤東、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寫信，正式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
在此之前，陳雲曾向糧食部提出進口糧食的意見。李先念在信中說：
面臨着明年春荒的困難，必須堅決克服這個困難。克服這個臨時困難的辦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針政策之外，考慮進口12億斤糧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糧食是必要的。拿到這批刀口上的糧食，對爭取國內糧食局勢的基本穩定，度過災荒大有好處。
周恩來於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審閱了全信，用毛筆批示：
已告先念同志照辦。
毛澤東於12月12日晨用鉛筆批示：
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進口二十億斤，更好。
經李先念、葉季壯反覆研究，報請中共中央批准，在外匯有保證的條件下，決定進口400萬噸糧食。
進口糧食絕大部分只能用於供應13億城市居民。光靠進口糧食、壓低城鄉居民口糧標準，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糧供應。
陳雲、李先念經過認真調查研究，認爲必須減少城鎮人口。
陳雲從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減少城鎮人口是克服糧食和市場緊張的好辦法。他於1961年4月提議，把1000萬到1200萬職工下放到農村。
李先念同陳雲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發現，1961年到1962年全國糧食的收支盤子虧空150億斤左右，即使進口糧食100億斤，還有50億斤的缺口。怎麼解決缺少的50億斤糧食呢？
經過調查研究，李先念於1961年5月17日就糧食問題給毛澤東寫信，並附有陳國棟關於河北省石家莊地區藁城縣糧食問題的調查材料。
李先念在信中寫道：
爲解決50億斤的糧食缺口，可以有兩個方案供選擇。第一個方案就是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所決定的糧食徵購880億斤不減，地方上調糧食120億斤到130億斤任務不變，城市人口維持現狀；第二個方案是：糧食徵購任務減少到840億斤左右，地方上調任務減少到100億斤，減少相當數量的城市人口。
李先念還指出：
反覆考慮，還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把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採用第二個方案可能好一些……
這樣做，工業的發展速度暫時會慢一些，但從長期看，對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是有利的。把農業搞上去，有了糧食，有了原料，工業就比較容易上去。只要農業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採納了李先念採用第二方案的建議，決定減少城市人口2000萬。制定調整經濟的八字方針
在我國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的情況下，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錯誤，初步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在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措施。
其實，早在1960年8月間，在討論研究冶金工業、交通運輸、農業和經濟問題的時候，李富春就集中大家的意見，多次提出對經濟實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問題。
周恩來表示贊成，並且加了“充實”二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這個方針很快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和同意。
9月30日，在中央批轉的經周恩來審定的國家計委《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1961年，我們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八字方針”。
爲了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我國的情況，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八屆九中全會。
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83人，候補中央委員87人，另有中央有關部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同志23人列席了會議。
會議着重討論了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貫徹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和農村整風整社等問題。
全會聽取了李富春作的《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
全會討論並通過了李富春的報告。
關於國民經濟問題。全會根據我國當時經濟工作中出現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調和嚴重不平衡問題，決定從1961年起，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這個方針以調整爲重點，適當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和發展速度。全會要求在編制國民經濟計劃工作中，要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經濟，即先安排農業，再安排工業；先安排輕工業，再安排重工業；在安排重工業時，又必須先安排好與農業生產有直接關係的重工業。
全會還要求，要儘可能提高農業的發展速度，提高輕工業的發展速度，適當控制重工業的發展速度，特別是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同時適當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
全會鑑於農業生產連續兩年遭到重大的自然災害，嚴重減產的情況，確定1961年全國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爲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在農村中，切實安排好社員的生活，幫助社員渡過困難時期。
全會指出，輕工業部門，應當努力克服由於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難，開闢新的原料來源，增加生產，儘可能地保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
關於市場商品供應問題。全會指出，由於農業歉收和輕工業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場商品供應的暫時困難，是一個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全會要求各有關部門迅速採取措施，幫助輕工業、城鄉手工業、家庭副業和郊區農業的發展，增加各種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產；同時改進商業工作，活躍農村市場，以便逐步改善商品供應狀況。
關於農村問題。全會在聽取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關於各地開展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情況的的彙報之後，通過了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產生的《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
紀要肯定了貫徹《十二條》緊急指示後，農村的形勢開始好轉，並決定在農村深入貫徹《十二條》，繼續進行整風整社。紀要指出，在整風整社運動中，要徹底檢查和糾正“五風”，特別是“共產風”；必須徹底清理對農民的平調賬目，並堅決退賠。
毛澤東在全會上的講話中也強調指出：不能剝奪農民，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剝奪勞動者，只能剝奪剝削者，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
紀要還根據農村的生產形勢，決定提高糧食、食油、生豬和禽蛋等項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增加農民的收益。決定社員自留地的比例調整以後，20年不變。確定養豬政策，以私養爲主，並鼓勵社員發展小規模的家庭副業。
會議批准了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關於成立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6箇中央局的決定。
各中央局分別代表中共中央加強對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以便保證黨中央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隨後並相繼決定：陶鑄爲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爲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爲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爲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峯爲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爲華東局第一書記。
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此後，我國國民經濟進入了調整階段。這是1958年以來經濟指導工作的一次重要轉變，是戰勝1959年到1961年國民經濟嚴重困難而採取的重大決策。它對於後來大規模的經濟調整工作起了巨大指導作用。
“八字方針”貫徹執行的結果，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克服了嚴重困難，取得了新的進展。
周恩來從江西緊急調糧
1961年9月17日，周恩來在廬山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他在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總理羅瑞卿陪同下，來到南昌視察。
雖然經過一天跋涉，但是，周恩來的精神還是很好，他的興致很高。在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感慨萬千地說：
從八一起義到現在，已經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騰不出時間。這次給了我舊地重遊的機會，我要住幾天，好好看看這座城市的變化。
在18日的晚上，周恩來一行同江西省委負責人楊尚奎、劉俊秀等共進便餐，大家邊喫邊談工作。
周恩來無心用餐，在交談中，他又說到糧食問題，他說：“你們不是有個《江西是個好地方》的歌子嗎？這個歌兒不錯，江西確實是個好地方，三面環山，還有鄱陽湖，既是魚米之鄉，又是革命老根據地。這些年，你們工作抓得不錯，糧食也比較多嘛！”
“總理，我們工作做得還很不夠。”楊尚奎等謙虛地答道。
長期負責農業生產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劉俊秀比較活躍，他站起來，將酒杯高高舉起說：“南昌是總理領導八一起義的英雄城，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總理離開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視察工作，我們心裏格外高興，爲總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劉俊秀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都一齊叫好，請總理喝下這杯酒。
周恩來也很高興，他站了起來，雙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拿酒杯。像以往一樣，他不談南昌起義，更不談自己在其中的功績，也沒有談教訓。今天他轉移了話題說：“江西對國家的貢獻是大的，特別是這幾年困難時期，又多支援了國家糧食，應該受到人民的表揚。”
周恩來的目光裏含着一種欣賞，又暗含着一種機智。他轉向劉俊秀，話裏有話：“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個條件。”
劉俊秀對周恩來的酒量早有耳聞，他以爲周恩來要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幹，他有些緊張，連忙問到：“甚麼條件？”
周恩來叫服務員拿酒來，親自斟上一杯茅臺酒。
這一下，劉俊秀也以爲“壞了”，總理與他較上勁了。等到周恩來一開口，他就更加爲難了。
周恩來說；“咱們倆乾一杯酒，要增加外調糧食一億斤！”
“如果幹兩杯呢？”
“那當然是增加兩億斤了。我們幹三杯，就增加三億斤，你看好不好？”
在江西素以豪爽出名的劉俊秀一聽，舉杯的手變得沉重起來。他十分清楚要拿出一億斤糧食的難度。他喃喃道：“總理啊，國務院給我們的外調糧食任務12億斤，我保證一粒不少，堅決完成。要再增加三億斤就是15億斤了，怕有些困難啊！……”
這時，譚震林給爲難中的劉俊秀打氣說：“老劉啊，總理多年沒有來南昌了，看到你們江西形勢比較好，心裏高興，你既然敬總理的酒，敬三杯，三億斤就三億斤嘛！”
羅瑞卿也開個玩笑，湊着熱鬧說：“老劉，你死腦筋，先喝了再說麼！”
其實，倒不是周恩來一時興起。他早對江西這年度糧食產量和人均口糧做過調查，他心裏有數，所以他很肯定地說：“我有調查，江西老表口糧水平比較高，還有儲備糧，比嚴重缺糧的晉、魯、豫好多了，增加三億斤雖然有困難，但還是可以增加的！”
劉俊秀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知道，總理要不是因爲糧食困難重重，也不會在這種場合提這個要求。既然總理開口，就是不喝酒，他又怎麼好拒絕呢？於是他將杯子舉到了總理面前，說：“好，就按總理的意見辦。總理的心情我們理解，國家有困難我們應該大力支援，三億斤就三億斤！”
在座的人一齊叫好。只聽得酒杯叮噹一響，周恩來酒杯挨近脣邊，一口抿了下去。三杯過後，周恩來面色略有些紅潤。
大家都知道，這並不是這點酒力的作用，而是總理的心裏十分地高興：三億斤糧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暫度饑荒了。
周恩來許久沒有這樣春風滿面了。
周恩來又舉杯向其他同志說道：“今天我很高興，請大家多喝幾杯！”
周恩來率先乾了杯，繼而開懷暢飲。大家見他情緒這麼好，都一起來助興。周恩來都痛快地—一干了。
行前受鄧穎超的委託，要好好照顧總理生活的羅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她說：“不得了了，水靜！”她搖搖水靜的手，耳語道：“總理今晚太興奮了，怕是要喝醉了。”
“這裏是他領導八一起義的地方，幾十年沒來，能不高興嗎？”水靜不以爲然。她曾和周恩來對飲過一次，兩人都各喝過一斤茅臺，誰也沒醉。
“要勸他少喝一點就好。”郝治平很是着急。“可又怎麼好勸呢？”
“這個時候，是不好掃他的興。”水靜嘴上這樣說，心裏也不踏實。因爲周恩來且飲且說，談談笑笑，話講得很多，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周恩來雖有幾分醉意，但並未過量，語言、神態和行動都沒有失控現象。飯後，他還和羅瑞卿、譚震林等，興致勃勃地觀看了省委安排的雜技表演。
晚會終了，周恩來便去看望演員，和他們親切交談，詢問他們來了多久，生活是否習慣等等。
“你們說江西好不好呀？”周恩來抱肘問道。
“好，很好……”演員們大聲回答。
“是的，江西是好。”周恩來說，“江西是毛主席親手創建的革命根據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對革命貢獻很大……”
一年後，毛澤東再次來到南昌。他一到南昌就召見劉俊秀、方誌純等幾位書記。
“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毛澤東說得並不緊張，“據有關方面提供的情報，蔣介石正從美、英等國大量進口新式武器，把島上的短程飛機也改造成能於海峽之間飛來飛去了，聽說還從日本買了大批血漿……”
毛澤東支起腿，點着煙：“我看蔣介石他不一定敢來。但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有備才能無患嘛！他若真的來了，你們江西糧食供應將如何打算？”
劉俊秀心裏有底：江西早稻種植面積在華東數省中是最多的，江西人口卻在幾省中幾乎是最少的，只比福建略多些。
所以，劉俊秀又一次拍了胸脯：“請主席放心，江西早稻馬上就要開鐮，確保200萬前線將士一年的糧食供應，沒問題！”
毛澤東豪邁地揮手一拍桌子：“行了，關起門來打！”
當毛澤東的專列又要啓程時，省委書記和省長們都來送行。毛澤東和他們—一握手，特別關照劉俊秀：“打起仗來，離不開革命根據地人民的支持啊！”
稍頃，毛澤東又說：“總理告訴我了，你們已經多拿出三億斤糧食外調，不容易啊！”說着，毛澤東伸出左手輕輕拍了拍劉俊秀的肩膀。中央制定各行業規章條例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討論糧食、財貿、教育方面的調整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通過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
這是由鄧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體組織，在深入調查研究、吸取工業企業各方面意見基礎上制定的。
早在1961年上半年，李富春直接領導由國家經委、中國科學院、中央黨校、一機部等單位和北京市委組成的調查組，前往北京第一機牀廠進行調查研究。
與此同時，李富春還組織領導了對北京另外9個工廠和單位的調查。
按照李富春的佈置，第一機牀廠調查組在五六月間，對這個廠的建設規模、人員管理、管理機構、生產技術、財務計劃、產品品種和質量、工具的製造和管理、物資的供應和銷售、財務和成本、工資和獎勵、企業管理體制、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兩參一改三結合、勞動競賽、技術政策、職工生活、思想政治工作等，都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和研究，爲草擬工業條例準備了豐富的材料。
6月間，對北京機牀廠的調查基本結束後，中央又指定薄一波接替李富春，把北京第一機牀廠和各部門的調查集中起來，進行研究。
薄一波帶領北京第一機牀廠調查組和國家計委等單位到瀋陽，在中央東北局的協助下，寫出了條例草稿。隨後又到哈爾濱、長春召開多次座談會，進行討論，廣泛吸收工業領導部門的意見，反覆修改後交中央書記處。
7月間，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工業條例草案進行了認真討論，並逐章、逐節進行修改，最後歸納爲“七十條”，提交8月下旬開始的廬山會議討論通過。
《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除總則外，共十章七十條。它全面地、系統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領導工業企業方面的經驗教訓，並根據當時實際情況，提出了我國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導原則。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手工業三十五條》），共分六章三十五條。
《手工業三十五條》對手工業單位生產規模、手工業者的歸隊、收益分配和工資福利、產銷價格、企業管理等作了具體規定，從而解決了手工業集中過多、限制過死的弊病。
6月19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簡稱《商業四十條》），共有八章四十條。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商業工作的經驗教訓，明確規定了商業工作的基本方針。
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國家科委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提出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即《科研十四條》）。
此外，中共中央還於1961年4月發出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即文藝八條），於9月發出了《教育部直屬高等院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條》）。
從1961年初以來，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倡導下，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后，在調整國民經濟中陸續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條例草案。
這些工作條例草案的制定和實施，爲穩定經濟形勢和國民經濟的好轉，創造了重要條件。毛澤東非常高興地說：“我們終於有了一套章法。”陳雲提出安排市場措施
1961年1月19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提出，要“網開一面”安排市場。
所謂“網開一面”，其一是指進口糧食。陳雲對當時國內糧食的緊張狀況十分清楚。
陳雲說：
我們這個國家，在糧食問題上的立腳點，當然要放在自給上。但是，現在有進口200萬噸糧食的可能，已經快要籤合同了；如果能再多進口一些，我們也要。那末，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有些東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紅棗等，國內喫得就少了。
我們現在究竟要顧哪一頭？我看要顧進口糧食這一頭。如果顧那些零零碎碎喫的東西，是解決不了大問題的，還不如把這些有出口市場的東西都集結起來，換糧食進來。另外，每人減少1尺布，就可以多進口10億斤糧食。5美元一匹布，7000萬匹布恰好就是買10億斤麥子的錢。我看寧肯每人減少一尺布，多進口10億斤糧食。
陳雲對當時市場、物價和貨幣流通之間存在的矛盾瞭如指掌，即票子多、商品少，部分物價上漲。
陳雲還說：
糕點問題，看起來是個小事情，但卻是一個能緩和人心的問題。因爲現在的東西憑證供應，每個人買一份，有錢也不能多買，閒話就來了。
上海一個醫生說：“我和老婆兩個人每月工資400多塊錢，但是甚麼東西都買不到，發給我們沒有意思，還不如把工資還給公家。”
按人口憑證分配，這是一個辦法，但現在糕點供應緊張，應該實行‘兩條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實行票證供應辦法，有些商品應該是有鈔票就可以買。
出售糕點可以同時採取這兩種方法，一種是便宜的，5角或6角錢一斤，憑票供應；一種是高價的，你有錢就可以買。
在供應緊張的時候，總要網開一面。這樣做，既可以緩和人心，又可以使人們喫到一些東西，增加點營養，還可以收回鈔票。用這個辦法回籠貨幣，實在是打了一個大主意。
陳雲對高級糕點的質量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並對高級糕點、高級糖果的市場供求情況做出了預測。
談到有的同志對賣高級糕點、高級糖果不放心，怕大家搶購，供應不上時，陳雲還算了一筆細賬。
從1961年1月下旬開始，全國大中城市就對高價糖果和高價糕點敞開供應，到1月底，敞開供應的城市達40多個。
後來，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又提出繼續擴大高價糖果和高價糕點供應範圍的措施，在3月底以前，把高價糖果的供應範圍擴大到全國城市和鄉村，一律敞開供應。各地實行高價糖果和高價糕點敞開供應的辦法後，調節了商品供求矛盾，當年全國共回籠貨幣達33億元。
在陳雲“網開一面”安排市場的措施指導下，後來國家又做出提高自行車銷售價格的決定，以及提高各種名酒、用糧食釀造的白酒、啤酒銷售價格的決定。這些決定，對進一步安定人心、回籠貨幣起了重要作用。中央加速發展氮肥工業
1961年年初，中共中央宣佈成立以陳雲爲首的糧食價格小組。
1月15日，陳雲主持起草了《關於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的報告》。
《報告》提出，從1961年夏收起，全國糧食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0％，此外，1960年實行的對主要產糧食區實行加價獎勵5％的政策照舊不變。
此外，糧食的銷售價格暫不提高，提高油、肉、禽、蛋的收購價格，使提價農產品大約佔全部農產品一半左右。
陳雲認爲，提高糧食價格，從內在動力上激發農民的生產勞動熱情。但要使農業生產根本好轉，還要吸收世界上各先進國家的經驗，努力發展支農工業。
還是在1960年11月底，陳雲與當時浙江省的領導談話時說：“工業、農業兩頭，一個時期側重一頭是對的。去年、前年側重工業，現在國家要拿出投資側重農業。計劃部門過去只管工業、交通，是蘇聯的傳統，有其歷史原因。我主張管工業的同志一定管農業，管農業的同志管一管與農業有關的工業，如化肥、農藥、農機具等。”
接着，陳雲在視察黃淮河災區時又說：“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中，糧食增產60％，一半靠良種，一半靠化肥。日本人過去靠侵佔我國東北起家，戰敗後，他們就靠化肥發家。”
根據陳雲這個意見，中央決定把加速發展氮肥工業列爲支援農業的重要任務之一，並且成立了中央化肥小組，由陳雲任組長。
陳雲對發展化肥促進農業增產非常感興趣。早在1957年的時候，陳雲曾經研究比較過國外農業增產的途徑，概括爲兩種類型，一種是蘇聯和美國爲代表，人少地多，走的是擴大耕地面積之路，一種是日本和聯邦德國爲代表，人多地少，走的是擴大單位面積產量的道路。
陳雲感到，中國雖然國土面積大，但是人口也很多，人均耕地面積少得很，農業增產只能是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
於是，陳雲提出，發展化工和水利事業，可以對農業增產起很大作用，其中發展化肥是農業增產最快、最重要的一條。年產100萬噸化肥，只要10億元投資，可增產糧食300萬噸即60億斤。同樣增產這麼多糧食，用開荒的辦法，需要投資15億元開3000萬畝土地。
1957年以前，陳雲覺得發展化肥希望不大。蘇聯爲中國設計年產72萬噸的化肥廠需要建設5年才能投產，國內還不能製造設備。農用肥料主要只能是靠養豬積肥。
到1957年的時候，情況變了。化肥廠的重要機器和部件，比如高壓反應筒和高壓壓縮機，都試製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鋼材。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鐵礦、石膏和食鹽等，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都可以供應。
1957年2月，化工部提出大量發展化肥的意見以後，一個月前才成立的由陳雲當組長的中央財經工作5人小組就同化工部多次研究，並召開了各機械工業部門的會議，準備從當年下半年開始。
經過一年半的試製，做出成套設備的標準設計，1959年大批製造，1960年裝配，然後大量投入生產。發展化肥，促進農業增產的思想還寫進了農業發展綱要的四十條。
1959年和1960年在化工部的技術指導下，開始建設了一批年產800噸和年產2000噸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廠。到1960年底，年產800噸的廠已建成投產20多個，其中5個生產比較正常；年產2000噸的廠已建成投產7個，其中3個生產比較正常。
陳雲原來對年產800噸到2000噸的小化肥廠很感興趣。他曾派人到幾個小合成氨廠瞭解了情況。
1960年7月21日，陳雲在北戴河對化工部領導說：“現在看來，小合成氨廠有兩大革命，第一，不需要氨加工，而用氨水直接施肥，這樣就可大大節省硫磺或其他原材料；第二，這些小設備各省市都可以製造，便於推廣。”
但是，小化肥廠設計還沒有過關，當時已有人批評小化肥廠“太嬌氣”，碰不得，像王孫公子，像林黛玉。陳雲對出現的這些問題，也很擔心，他鼓勵大家進一步改進，不要怕失敗。他叮囑化工部每個月向他報告一次關於小化肥廠的工作情況。
陳雲設想大量地、普遍地建設小型氮肥廠，覺得小型氮肥廠需要的重要材料比較少，設備製造比較容易，省屬機械廠就可以承擔製造任務；適合農村分散的條件，易於滿足各地方對氮肥的普遍需要，有利於調動各級地方以至某些人民公社發展化肥的積極性；建設的時間短，發展快。
陳雲誇獎說：“看來800噸是好的，將大化小，照葫蘆畫瓢，這是別人沒有幹過的，想出這個辦法的人是絕頂聰明的，應當得‘勳章’。”
1960年9月間，陳雲不顧病體，前往天津、河北視察。10月間又視察河南、安徽和江蘇，所到省市，陳雲同各省市的書記、省市長，都作了詳細交談，對糧食減產情況瞭解得十分深入，對糧食減產的嚴重性作了重要闡述，並對各省市的負責人提出了農田水利建設和小化肥廠建設問題。
在這次視察中，陳雲對當時小化肥廠的建設情況，以及已建的南京、上海、蕪湖等地的建廠過程，用的哪個廠生產的設備和零件，是否好用，大化工廠如何幫助小化肥廠的建設，都瞭解得很具體詳盡。
10月末，陳雲去上海，隨同考察的王耕今回到北京，把跟隨視察的情況和陳雲的指示向國家計委黨組寫了報告，但報告中對陳雲講水利的東西講得多，卻沒有講小化肥廠的建設。
計委主任李富春看了這個報告後批示：
按陳雲同志指示辦。
隨着對情況更深入地瞭解，陳雲對小化肥廠的看法也有了改變。陳雲感到，經過一年多實踐的檢驗，證明自己當初關於小化肥廠建設的一些設想還缺乏充分根據。小型氮肥廠雖有它的優點。但是，由於技術上還沒有完全過關，還要繼續試驗，不斷改進。在沒有完全過關以前，不應該大量地、普遍地建設。
1961年3月4日到8日，陳雲在聽取化工部的工作彙報，談到小化肥廠的生產技術一直沒有過關時，陳雲說：“我們本來是想搞小的經濟，可是搞了許多都沒有搞成，反而不合算。小的可以繼續實驗，但不要搞太多項目了。”
當時化工部準備推廣一萬噸的中型化肥廠，要陳雲定奪、簽字。
陳雲說中型廠技術上也沒有過關，還不能立即大量推廣。
這樣，只能選擇上大型化肥廠。陳雲拍板：“大的過關了，搬的是外國的技術。現在搞大的和老太爺一樣，穩穩當當，我們要的就是實際，大化肥廠無非設備、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從進口方面解決。”
1961年4月4日至10日，陳雲在杭州主持召開有中央化肥小組一些同志參加的座談會，專門就大型氮肥廠的材料、設備定點製造、成套供應及建設規模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和部署。
陳雲說：
“真正增產糧食還是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見是多搞、快搞化肥。”
“目前最難解決的是重要設備所需的金屬材料。進口材料的建議是個大發明，是件大好事，是很重要的措施和保證。一個年產5萬噸合成氨廠需要的重要材料，約需外匯320萬美元。320萬美元只能購買45萬噸糧食，很快就喫完了，用來購買重要材料，建設一個年產5萬噸的合成氨廠，生產的化肥每年可以增產五六十萬噸。”
會議提出在三年內集中力量，陸續建設8到10個年產5萬噸的合成氨廠，以使每年形成20萬到25萬噸的生產能力。
這次座談會後，陳雲於5月16日代中央化肥小組起草關於加速發展氮肥工業的報告。這個報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作爲文件下發。
報告就有關發展化肥工業的兩個重大方針性問題提出了明確的意見：
一、氮肥廠的規模，過去搞了許多小的，但技術不過關，生產不穩定。在1962年到1964年的三年內，我們應該搞大型氮肥廠，不應該大量地、普遍地建立小型氮肥廠。
二、建設大氮肥廠，過去幾年由於項目多，十幾個大廠齊頭並進地搞，材料和設備供應不足，現在一個也沒有建成。我們不能把現在已經鋪開的十幾個大廠都列入年度計劃。
今後三年內，應當以每年新建四個到五個年產5萬噸合成氨的廠爲適宜。這些大氮肥廠在布點上，也不能齊頭並進，應當儘先在經濟作物集中產區和糧食高產區布點，然後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區布點。
在化肥工業布點問題上，報告建議，應該儘先在經濟作物的集中產區和糧食的高產區布點，然後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區布點。
陳雲指出：
過去的經驗證明，全面鋪開，齊頭並進，勢必把有限的材料、設備和技術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設期限拖得很長，不能按期形成生產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費。實行集中力量、分期建設的方法，正是爲了避免上述缺點，大大加快建設速度。
爲了具體落實杭州座談會建議，陳雲還專門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確保氮肥廠建設和生產所需物資問題。他還督促化工部組織人員出國考察進口材料，要求在材料上船到卸車入庫各環節都要派專人負責。
由於及時明確了化肥工業的發展方針，周密組織化肥廠的建設和生產，化肥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在糧食生產和發展中做出了重大貢獻。組織進口糧食幫助經濟恢復
1961年，外貿專業會議在北京召開。陳雲對糧食情況深感憂慮，他提出，擠出一部分外匯，進口糧食。
在這次會上，陳雲專門解釋了進口糧食的考慮。他指出：
穩定市場，關鍵是進口一些糧食。進口糧食，就要下定決心拿出東西來出口，先國外，後國內。把糧食拿進來，這是關係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進來糧食，就可以向農民少拿糧食，穩定農民的生產情緒，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用兩三年的時間把農業生產發展起來，國內市場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農民手頭的糧食寬裕了，可以多養雞、鴨、豬，多生產經濟作物和各種農副產品，增加出口。
總之，當前只有首先抓好糧食，整個局勢才能穩定，同農民的關係才能緩和，而且多種經營也才能好轉。沒有糧食是最危險的。市場上其他商品少了當然不好看，現在已經不好看了，百貨公司實際上是商品陳列所，很多東西都憑票證，只有文具、化妝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買。但是比較起來，還是糧食重要得多。
中央和國務院接受了陳雲的建議，決定組織進口糧食。
1961初，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緬甸訪問。
臨行前，在飛機場上，周恩來、陳雲、葉季壯還在商量進口多少糧食的問題。當時確定的進口糧食數量是150萬噸。
周恩來到昆明後，外貿部給隨同訪問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打電話，說中央決定進口250萬噸。雷任民當即把這一情況報告了周恩來。
周恩來說，這件事他不知道。隨後，周恩來打電話詢問陳雲。
陳雲在電話裏說，糧食太緊張了，要進口這麼多糧食才能渡過難關。
周恩來是瞭解陳雲的。陳雲考慮問題一向精細、穩重，現在連他都主張增加糧食進口數量，足以說明國內糧食緊張的程度。
周恩來心裏也非常着急，拿着話筒很久沒有說話。
中央決定進口糧食以後，如何保證糧食安全迅速進來，中央和國務院作了很多部署。
周恩來在訪問緬甸期間，還多次研究進口糧食問題。在訪問結束前一天，周恩來對雷任民說：“訪問結束後，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確實搞清三個問題：一是能不能買到糧。二是運輸問題能不能解決。三是中國銀行能不能解決外匯支付問題。”
因爲在1958年金門炮戰以後，臺灣海峽局勢一直比較緊張，國民黨海軍對大陸實行海上封鎖，大陸船隊進出海峽地區，他們是要劫持的，這樣運輸和資金問題顯得特別重要。
雷任民到香港召集中資的華潤公司、中國銀行等單位瞭解情況，進行研究。
討論後大家一致認爲，貨源、運輸、外匯問題可以解決。
貨源問題，美國、澳大利亞存糧很多，資本家急切要找出路、找市場，中國向他們買大批糧食，他們就可影響政府，把糧食賣給中國；運輸問題，一是採取按到岸付款方式購買，二是可以租用外國商船；外匯可以由中國銀行週轉透支解決。
雷任民回京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又問了很多反面問題，得到滿意答覆後，才覺得心裏踏實了。
在這個時期，周恩來每天晚上都把雷任民叫去向他彙報糧食訂購、運輸到貨的情況，還有船隻航行的情況等。
在當時，糧食進口工作，由李先念副總理親自抓，葉季壯、陳國棟、牛佩瓊等協助。對派到國外的購糧小組發回的電報，李先念都親自批閱，親自聽取外貿部主管人員的彙報，解決有關問題。
有一次，李先念在聽完購糧小組的彙報後，對他們說：“你們任務完成好，我請你們喫烤鴨。”
後來李先念真的請大家吃了一頓烤鴨。
由於進口數量大，時間集中，提樣、裝卸、轉運等環節，都缺乏經驗，困難很多。爲此，李先念召開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進行專門研究。
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進口糧食接運工作組，由李先念任組長，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姚依林、交通部部長王首道任副組長，並從有關部抽調幹部組成辦事機構，設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
這次會後，立即派糧食部副部長周康民、財政部副部長李樹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副行長江東平，率領工作組分赴大連、天津、上海等主要港口坐鎮，其他港口也由有關部派司局級幹部組成糧食工作組，協助各港口組織接卸工作，各有關地區和港口也建立相應組織。
每隔一個時期，召開各個港口接運糧食的經驗交流會，以便把接收進口糧轉運工作進一步做好。
爲了進口糧食，接運小組夜以繼日地工作。7時，糧食部的陳國棟、楊少橋等，就已經在李先念那裏談糧食問題了。那時，不僅要解決購糧的國別、數量、價格、用匯、到貨等外貿方面的問題，還要解決到港糧食的接卸、調運等問題。最緊迫的時候，還要調動部隊的力量，協助突擊裝卸，以解燃眉之急。
1961年2月，在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人親自領導下，用了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外貿部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運到了天津港。
李先念派財貿辦公室副主任牛佩瓊、交通部副部長於眉、機械部副部長沈鴻等，在進口糧運到天津之前，先組織檢查碼頭和天津到北京的公路運輸以及倉庫的準備情況。
在當時，遇到一個最大的難題是，進口糧都是散裝的，怎樣從船上卸到火車上並運出來？開始時是用鐵抓鬥把船上散裝糧食抓到火車上運走，但鐵抓鬥撒漏多，容易浪費糧食。後經沈鴻和糧食部的傅立民一起研究，突擊搶製出了吸糧機，採取把糧食從船上吸出來。
陳雲對進口糧食接運工作非常關注。
1961年2月7日至11日，陳雲到天津，專門到塘沽港口，現場調查進口糧食卸船和接運情況。看到前不久反映的糧食撒漏現象已經克服，他十分滿意。
3月，中共中央召開廣州會議決定，增加糧食進口，數量達到500萬噸。
經過各方面努力，到6月30日，以前搶運到國內的215萬噸，要求用在刀口上，避免京、津、滬、遼和重災區糧食脫銷的危險。
在當時，雖然大量進口糧食，但是進口國別還是有所選擇的。美國雖然是世界糧食市場的大供應商，但大家似乎都有意迴避。從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都訂購了大量糧食，卻沒有從美國買糧。畢竟大家對美國的敵視政策都有所警覺，特別是兩國關係從朝鮮戰爭以來一直相當緊張。
陳雲並沒有受到這個觀念的束縛。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討論調整方針。
陳雲在會議期間向毛澤東提出，可否通過當時同中國關係比較密切的法國，轉口購買美國糧食。
毛澤東說可以。不久後，美國糧食也通過轉口，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
從1961年至1965年，國家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這佔我國糧食產量比重雖然很小，但作爲國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糧源，這批糧食在國家的糧食調度上卻起了重大作用，不僅保證了市場的穩定，還使國民經濟得以迅速地恢復和發展。本書主要參考資料
《國史全鑑》本書編委會編團結出版社
《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檔案出版社
《華夏金秋》柏福臨主編吉林大學出版社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彭明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共和國開國歲月》張國星何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
《共和國的記憶》李莊主編人民出版社
《共和國要事珍聞》鄭毅李冬梅李夢主編吉林文史出版社
《共和國經濟風雲》趙士剛主編經濟管理出版社
《毛澤東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北京出版社編輯北京出版社出版
《開國財頭陳雲》曹應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薄一波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孔業禮熊亮華著中央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