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二、攻克各種難關
●鄧小平說：“對外開放會產生一些消極的東西，這沒有甚麼大了不起，我們公有制經濟始終是主體，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和人民。”
●彭真強調說：“我們相信，按照這個決定把經濟體制改革好了，經濟關係理順了，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會更快地發展。”
●鄧小平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攻克各種難關
鄧小平說發現問題就趕快改
1984年10月22日，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當天上午的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鄧小平說：
現在我國政治、經濟形勢都很好，安定團結的局面是過去少有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只要黨中央有秩序地、很好地工作，精心加以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就大有希望。
鄧小平還說：
現在的黨中央是成熟的，各種問題都處理得比較妥善，做實際工作的同志把許多事情都處理得有條不紊。
他接着說，從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的遞增率看，從我們3年完成了第六個五年計劃看，到本世紀末實現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到那時，人民的生活就可以達到小康的水平，整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就可以稱得起是較強的國家之一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會更加鞏固，我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也會大不相同。所以，今後的16年，只要我們一心一意地埋頭苦幹，我們就會有光明的前途。
鄧小平又說：
對外開放會產生一些消極的東西，這沒有甚麼大了不起，我們公有制經濟始終是主體，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和人民。國家要富強，人民要不斷增加收入，我們做到這一點，用我們自己的實踐來回答了一些新情況下出現的新問題。
講到《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說，“決定”中的10條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條，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概括起來就是這八個字，事情成敗的關鍵是能否發現人才、提拔人才。
他說，現在就是要大膽起用中青年幹部，他們幹幾年就有經驗了，幹幾年就成熟了。陳雲同志說要選拔三四十歲的年輕人，這個意見很好。這些年輕人選拔上來以後，可以搞得久一些。我們的老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要解放思想，要多顧多問。這項工作是關係到黨的事業能否興旺發達的大問題。
鄧小平強調說：
我國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戰略不會改變，不但我們這一代人不會改變它，胡耀邦等同志不會改變它，我們的第三梯隊、第四梯隊、第五梯隊都不會改變它。這是因爲，實踐證明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戰略是正確的，是行之有效的，由於實行這些路線、方針、政策、戰略，我們的國家興旺發達起來了，人民生活好起來了，國際信譽高起來了，如果改變它，國家受損失，人民受損失，所以人民不會贊成。我們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可靠的。
鄧小平的講話結束後，會場頓時爆發出雷鳴般的熱烈掌聲。
10月26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正在我國訪問的馬爾代夫總統穆蒙·阿卜杜勒·加堯姆。鄧小平同這位年輕的總統是第一次見面。
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見中，賓主進行了友好、愉快的交談。鄧小平向加堯姆介紹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
鄧小平指出：“我們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點經驗的話，那就是這幾年來重申了毛澤東同志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
加堯姆讚揚說：“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鄧小平說：“這是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
加堯姆接着說：“我們都是人，不可能不犯錯誤。”
鄧小平說：“是這樣。今後我們可能還會犯錯誤。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錯誤；第二一發現問題不對就趕快改。”
鄧小平說：
我們建國三十五年來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中間經過了一些波折，耽誤了一些時間……如果沒有這些波折，中國的面貌肯定不一樣了。但五年多來，我們改變了過去“左”的一些政策。現在我們一心一意地搞經濟建設。五年中，我們取得的成就超過了預想。看來，我們確定的在本世紀末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
加堯姆說：“我相信，通過你們的巨大努力，你們的目標一定能達到。”
鄧小平還說，如果按照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所制定的方針走下去，“我國的發展速度可以加快。”
鄧小平接着指出：
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複雜得多。改革中，可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小毛病，但是不要緊。再過三年五年，可以證明我們中央全會通過的決定是正確的。
鄧小平強調：“爲了使中國發展起來，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所以，我們是熱愛和平的。”
加堯姆說：“我們十分有興趣地關注中國的建設成就和經驗。你們的成就對第三世界國家是一個鼓舞。”
鄧小平堅定地說：“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我們曾多次講過，將來我們發展起來了，還是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做超級大國。”
加堯姆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在聯合國和國際論壇上作用也很大。”
鄧小平說：“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算一個。中國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實的屬於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
11月1日，軍委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指出：軍隊要大力支援國家建設開展以城市爲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把這個工作搞好了，就肯定可以實現或超過翻兩番的目標。
鄧小平強調，軍隊工作要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要緊密配合這個大局，大力支援國家發展國民經濟。
鄧小平首先概述了當前國內的大好形勢。他指出，現在我們國家生氣勃勃，一派興旺景象。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近3年來出現的大好局面。這就爲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創造了條件，也大大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鄧小平說：
改革比預想的要搞得好，搞得快，很有希望。現在需要全國黨政軍民一心一意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照顧這個大局。
他強調指出，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我們軍隊有自己的責任。軍隊要顧全這個大局，要在這個大局下行動。軍隊各個方面都和國家建設有關係，都要考慮如何支援和積極參加國家建設。
鄧小平說，無論空軍也好，海軍也好，國防科工委也好，都應該考慮騰出力量來支援國民經濟的發展。如空軍，可騰出一些裝備和技術力量，一是搞軍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國家發展民航事業。海軍的港口，有的可搞合用，有的可騰出來搞民用，以增大國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國防工業設備好，技術力量雄厚，要把這個力量充分利用起來，加入到整個國家建設中去，大力發展民用生產。這樣做，有百利而無一害。
人大常委會學習改革決定
1984年11月15日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委員座談會，學習、座談《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負責人蔘加了會議。
彭真委員長出席當天的座談會。當天的座談會由王任重副委員長主持。
座談會是在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於10月24日、26日、31日和11月2日舉行的4次分組座談會的繼續。
彭真委員長在10月24日座談會開始時講話說：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它規定了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性的方針、政策。這個決定是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包括實踐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總結建國35年來的經驗，包括教訓，也參考了外國對我們有用的經驗，而形成的。講過去的經驗，有的當時對，現在仍然對；有的當時對，現在因爲情況的變化，不適用或者不完全適用了；有的當時就不對或者不完全對，有的是新問題，需要解決。
彭真指出：這個“決定”把過去好的東西吸收了，同時又有發展。彭真強調說：
我們相信，按照這個“決定”把經濟體制改革好了，經濟關係理順了，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會更快地發展。當然這樣大的改革，不會沒有困難，不可能不出這樣那樣的問題。發現問題，隨時解決就是了。
彭真說，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後審議、制定法律，決定問題，很多都與這個“決定”有密切的關係。因爲，這個“決定”是我們進行以城市爲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所以，我們人大常委會委員對這個“決定”應當認真學習、討論、研究。這次學習、座談，要從總的方面來研究，領會這個決定的基本精神，不是討論具體問題。說現在不討論具體問題，不等於不考慮解決具體問題，而是說要集中精力先研究方針問題，解決具體問題是下一步的事。原則還是實事求是。
彭真說：
實事求是，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決定方針、政策要從實際出發，實際包括實踐。再一個，決定了的方針、政策，還要用社會實踐來檢驗，檢驗的結果，證明正確的、成熟的，立爲法。黨的方針、政策，在我們國家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還不是法。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成熟的，通過立法程序肯定下來，才成爲法律。
在4次座談會上，委員們談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總結我國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把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逐步系統起來。
在這個基礎上，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又總結了我國近幾年農村經濟改革經驗和城市經濟改革的一些初步經驗，做出了這個以城市爲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它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路線、方針、政策上，都對馬列主義有所發展。
許多與會者談到，這個“決定”是指導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文件。有些同志提出，改革也是一場思想革命，搞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不斷解放思想，破除舊框框，拋棄舊觀念，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在15日上午的座談會上，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施平，江蘇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儲江，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劉秉彥，許滌新、洪絲絲委員先後發了言。
16日，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全國政協常委會關於認真學習和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決議，決議指出：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文件。《決定》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規劃了我國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藍圖，爲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指明瞭方向。歷史將會證明，這次全會將起到偉大的歷史作用，成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決議說：“決定”公佈以來，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表現了很高的學習自覺性和積極性。爲了進一步學好“決定”，提高認識，用改革的理論和政策武裝思想，更緊密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積極投身於當前這場偉大而深刻的變革，發揮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四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臺灣熱議大陸經濟體制改革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公佈後，在臺灣經濟界引起很大反響。“經建會”曾“召開多次會議進行檢討”，一些經濟專家也先後發表談話或文章，認爲中共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無疑地是一次破天荒的大變革”，不僅對整個大陸經濟“將有決定性的關係”，而且將會對臺灣經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1984年10月24日，“經濟部長”徐立德，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答詢時指出，中共“近來採取開放經濟政策，有許多新的構想與改變”，“經濟部十分重視”，已決定“將以加速產業結構的改變，在經濟科技發展上謀求突破”，使臺灣“工業達更高境界，以擴大與中共間的經濟差距以爲因應”。
10月29日，“經建會”召開“諮詢委員會議”，針對中共經濟體制改革對臺灣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研討”。與會者認爲，中共經濟體制改革，“在短期內”對臺灣的影響“不會顯著”，“長期而言則有不利之影響，值得注意”。而“長期影響”含有“直接與間接兩方面意義”。就直接而言，“傳統性工業產品出口”，對臺灣“競爭壓力很大”，尤其是臺灣“工業升級緩慢之際”；間接方面，對臺灣“不利”的是：“中共經濟體制的改革，將引起西方興趣，並贏得好感，可能對中共會給予更多的幫助”。
“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研究所”副研究員馬凱，10月29日在《自立晚報》發表文章說，中共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概略的視爲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個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在精神上”這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延續與擴大”。
美國印地安那博爾大學經濟系教授鄭竹園，11月3日在臺灣《中國時報》發表《中共城市經濟改革的構想及阻力》的文章說：“這次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城市經濟改革方案，是1978年進行農村包產到戶後最重要的措施。其影響不限於2億城市人口。對整個大陸經濟，將有決定性關係”。
“從理論層次看，這些改革，都企圖吸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點”，“來矯正計劃經濟的弊端”。文章說，中共這次改革也“將面臨一連串的棘手問題”，“如今要運用優勝敗劣的市場抉擇，來決定工資與就業”，必然要遇到一些困難。
在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後，臺灣主要報紙普遍對大陸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報道，有的轉自外電，有的發表了自己的消息、社論。這些文章譭譽俱有，但都承認大陸農村改革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改革將解放經濟活力。
《臺灣新生報》以《中共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爲題發表社論說，“近來，中共當局認清了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不能只依靠體力勞動者、落後的小生產方式和低水平的經營管理，而更要依靠精密的管理技術和腦力勞動者。由此可見，中共之‘城市經濟改革’旨在使其經濟‘對外開放，對內搞活’，而在不違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力求增加生產”。
《中國時報》的社論說，“這次城市經濟改革並無新奇之處，只是繼續過去的路線予以擴大和加強，但擴大和加強的程度相當之大”，“證明中共過去的改革有相當的效果，值得繼續與強化”。
《中國時報》的社論還說，“在非農業部門，或城市部門，或工商業部門進行改革”，情形比農村“複雜得多”，“中共瞭解這一點，其進行的改革極爲謹慎，可說步步爲營”。
《中國時報》認爲，大陸的城市改革中，“價格體系”和“計劃體系”的改革是關鍵的兩步棋，“可以預見，計劃體制改革，將會推動各個經濟領域的改革”。該報還認爲，中共經濟改革“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正的方面會進一步解放其經濟活力，促成較爲快速的進步，對其現代化有重大幫助；反的方面如果處理不善，會造成混亂”。
《中國時報》另一篇社論說，“自1979年起，中共即將經濟改革或經濟現代化列爲首要的工作”，“首先在農村展開所謂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經營多元化等等改革”，”此一改革收效很大，農民所得及生活立獲改善，這幾乎爲所有注意中共經濟的中外人士所一致同意”。
這篇社論還說，“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農村路線後，農村實施責任承包制，農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亦獲得了初步的改善，農民的生活是較以往，也較工人、知識階層的生活有較多的改善”。“這是中共給大陸農村帶來的巨大變化”。
《中央日報》刊登“中央社”的消息說，“中共不放棄‘四個堅持’，任何經濟改革措施都是充滿矛盾的，不可能達成具體效果”，該報還轉載了兩條合衆國際社發自北京的消息，說“中共改革經濟體制，勢將導致通貨膨脹”，“引起政治危機”。
雖然臺灣媒介有些誇大其辭，但大陸在經濟改革的同時確實遇到不少困難。在黨中央的正確指導下，大家齊心協力，一一攻克了這些困難。
鄧小平正式提出市場經濟
1986年的一天，在從北戴河回北京的路上，時任中宣部部長的朱厚澤和田紀雲乘坐胡耀邦的專列。胡耀邦讓他們到他房間去。
胡耀邦對田紀雲說：“中央兩大綜合部門，黨中央這邊是中宣部，國務院那邊是國家計委。中宣部這邊問題解決了，應早下決心解決計委的問題。”
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機械、輕工、電子等加工工業，市場調節幾乎佔了主導地位。
計劃管理部門既不管原料供給，也不管產品銷售，企業按合同生產，在市場上採購原料，在市場上銷售產品。
但是，在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方面，理論卻落後於實踐。理論的進展爲甚麼會遇到困難呢？因爲馬列主義的傳統理論把計劃經濟作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這樣，馬列主義的教科書和改革的現實就發生了衝突。如果放棄教科書的觀點就會有政治風險；而如果堅持教科書的觀點，改革就不能前進。
所以，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只能一步一步地試探，只有確信沒有“地雷”纔敢前進。
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是向馬列主義教科書的挑戰；改革每前進一步，意味着馬列主義教科書的退讓。改革的動作過激，超越了當時能夠容忍的政治限度，就會被堅持教科書的人們抓住把柄，改革就得被迫後退。
中國在改革的實踐中不斷探索，探索的趨向是逐步加大市場調節的份量，減少計劃調節的份量。在計劃調節中，又逐步加大指導性計劃的比重，減少指令性計劃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經濟，這樣的趨勢是必然的邏輯。
看到市場化進展加快，陳雲深表憂慮。1988年，他針對中央搞市場化提出了八點意見。
陳雲一開頭就說：
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
在1992年以前，“中國是計劃經濟”這一基本原則是一直沒有被觸動的，只允許在這個大前提下探索計劃如何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在理論探討中，有時向計劃傾斜，有時則向市場傾斜。
當時有以下幾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主輔論。即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這裏先強調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框架內，輔以市場調節手段。
這種被黨的“十二大”政治報告採納的模式，在黨的“十四大”以前，佔主要地位。因爲這個提法符合“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這個傳統理論。
二是板塊論。持這種看法的人把產品分成幾塊，分別由計劃和市場來調節。
例如，北方13所高校編寫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指出：“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必須實行計劃調節，就是說，由國家統一計劃生產，統一規定價格，統一進行產品的分配。”“對於其他產品，則可實行市場調節的方式。”
三是滲透論。這種看法認爲，“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計劃性和市場性是互相滲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實現社會主義經濟按比例發展的兩種形式，它們之間本來是緊密結合，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們截然分開以致對立起來是不妥當的”
四是層次論。一種主張是，在宏觀層次上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在微觀層次上，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另一種主張是，在制度層次上要強調計劃經濟是特徵，在運行層次上把兩者看作是配置資源的手段。
五是時空論。主張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根據實際情況，計劃和市場各有側重。
例如，在供給大於需求的時候，主要採用市場調節；在需求大於供給的時候，加強計劃管理。
還有其他一些看法。
在這種種看法中，大體可以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強調計劃的作用，一種是強調市場的作用。
這兩種不同的側重中，一般是由於看問題的側重點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責、上綱上線的。強調計劃的人指責強調市場的人是搞資本主義；強調市場的人指責強調計劃的人阻撓改革。
在這期間，有一些經濟學家大膽地拋開“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徵”的傳統看法，倡導市場經濟。
廣東老經濟學家卓炯在學習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時說：“理論上要徹底一些，其實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可以叫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老經濟學家楊堅白也說：“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同義語。”
經濟學家于光遠也認爲：“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個範疇之間沒有區別。”
但是，不少經濟學家站出來重申馬列主義的觀點，認爲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１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在北京舉行。
參加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出席大會開幕式的共1953人，代表着全國4600多萬名黨員。
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外副委員長、全國政協黨外副主席、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少數民族和宗教界人士96人列席了大會，並有中外記者400多名採訪了大會，其中包括１名臺灣記者。
鄧小平主持大會開幕式。這次大會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並對計劃和市場的關係作了一個新的解釋：
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係，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
黨的“十三大”在這個解釋中提到“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這就否定了主輔論、板塊論、層次論等各種不重視市場調節的觀點，“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把市場調節的作用提到了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高度。
但是，仍然有人批評市場取向的改革，並說“所謂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
1990年７月５日，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高層會議上，出現了激烈的交鋒。這次會議是由江澤民總書記主持的。座談會一開始，就在改革應當是“計劃取向”還是“市場取向”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主張“計劃取向”的人強調，社會主義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市場調節只能在國家計劃許可的範圍內起作用，不能喧賓奪主。
主張“市場取向”的人據理力爭，強調必須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維護“市場取向”的改革方向。並且指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是從黨的“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方針後退。
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在會上發言很激動，他不停地咳嗽，會後還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批駁了堅持“計劃取向”的言論。
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這一看法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是常識，在實際工作中更是沒有區別。但這層窗戶紙誰也不能捅破。捅破這層紙的，就只有鄧小平。
鄧小平談話確定改革方向
1992年元旦，廣東省委副祕書長陳開枝到佛山的南海檢查工作，忽然接到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打來的電話，講了一句只有他聽得懂的話：
我們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來了，請你趕快回來研究一下總體安排和接待警衛工作。
陳開枝立馬跟南海市委領導辭別。對方問：“有甚麼急事？吃了中午飯再走嘛！”
陳開枝回答：“我現在真的不能告訴你們有甚麼急事。也許很快可以告訴你們，也許永遠不能告訴你們。”
這份中央辦公廳給廣東省委的絕密電報，只有短短兩行字：
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請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在當時，陳開枝身邊不少人都認爲鄧小平是來廣東休息的。但他不這樣認爲。他認爲鄧小平多年已有一個習慣，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準備，一切擺設都按照他平常的生活習慣。
“他到廣東不是來休息的，也不只是爲了看看南方改革開放的成就。”陳開枝後來說。在當時，他預感到鄧小平來廣東，將有“一個大動作”！“又一次歷史性的事件即將在我們身邊發生！”陳開枝這樣判斷。
陳開枝認爲，鄧小平來廣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做出的一個不尋常的“大動作”：經濟上由於治理整頓措施以“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爲主，要求很急，力度很大，致使經濟下滑、市場疲軟、生產萎縮，發展速度受到一刀切的嚴格控制。
後來，陳開枝談及鄧小平南巡的歷史意義時說：
鄧小平南巡等於是一個已經退役的老船長，當看着船的方向搖擺不定時，他又一次跳上船頭，把扭曲的方向擺正了。
“沒有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黨的‘十四大’怎麼開？沒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1992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如此之快，誰能想象？可以說，在小平南巡之後，我纔對‘扭轉乾坤’4個字有了更深刻理解。”陳開枝後來對記者說。
在鄧小平南巡途中，陳開枝多次聽他講過“不爭論”。“他之所以說‘不爭論’，是因爲當時有不少爭論，而且還相當激烈。”陳開枝認爲。
這些爭論歸納起來有這麼一些問題：
基本路線的要點在哪裏？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否兼容？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廠長負責制是否削弱了黨的領導？私營經濟是否動搖了社會主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不是單幹風……
在當時，這些問題被一些“左”派理論說得很玄奧，很嚇唬人，嚴重干擾了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不剎住這股風潮勢頭，就可能葬送社會主義。
所以，鄧小平南巡的歷史意義，無論從任何一個層面去認識，都是十分深遠的。
南巡那年，鄧小平已是88歲高齡的老人。陳開枝說：“當時那麼大年紀了，而且是個老百姓了，這時候站出來能不能鎮得住，很難說。但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他不計個人安危，除了有勇氣，還要有魄力，更要有策略。沒有強烈的黨性和熱愛國家、人民的精神，是做不到這樣子的。他確實是一個無私無畏的民族英雄”。
可以說，南巡講話是鄧小平對全黨全國人民的莊嚴的政治交代。也可以說，這是老人家的歷史性的“政治囑咐”。
鄧小平在這次南巡中說：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不冒風險，辦甚麼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爲是，認爲百分之百正確，沒那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麼認爲。
鄧小平還指出：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在談話中，鄧小平還談到：
現在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驗一天比一天豐富；在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
對鄧小平南方談話，人們奔走相告，當作喜訊傳播。
1992年3月9日至10日，江澤民主持中央政治與全體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的南巡談話精神。
新華社發表了政治局會議長篇新聞，等於以政治局名義向全民通報鄧小平的南巡談話內容。
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後，聶榮臻讓祕書先後讀了3遍，沒聽清的地方，他都要再仔細詢問一遍，邊聽邊深有感觸地說：“小平同志了不起！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有着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就因爲堅持了小平同志思想。按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國的改革開放會有更大的發展。”
1992年4月，聶榮臻病重，他自知不起，便說：“醫生當然在想盡辦法挽救，但很難挽救過來。因此趁頭腦還清醒，寫幾句話，就叫作臨終遺言吧。”
祕書趕緊取來收錄機，讓共和國最後一位元帥的遺言，忠實地留在世間。
聶榮臻聲音嘶啞，斷斷續續地說：
我已經93歲了，壽命也算是很長的。我入黨已70年，從未脫離過黨的崗位，始終爲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終生。我雖然對黨沒作過多大的貢獻，但黨交給我的任務都是堅決完成的。
我堅信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堅信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十分正確的。我非常贊同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重要講話……
聶榮臻的臨終遺言，表明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和心聲，表明了對鄧小平的崇敬和信賴。
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終告確立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
參加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1989人，出席開幕式的有1965人，特邀代表46人，出席開幕式的有35人，代表全國5100萬黨員。
此外，不是“十四大”代表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及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員，不是十四大代表或特邀代表的黨內部分老同志，以及其他有關負責同志307人列席了這次大會。
大會還邀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外副委員長、全國政協黨外副主席、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以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常委中在京黨外人士和部分少數民族、宗教界人士等139人，作爲來賓列席了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
這次大會是在鄧小平年初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廣大幹部和羣衆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奮，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的背景下召開的。
這次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是，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爲指導，認真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經驗，確定今後一個時期的戰略部署，動員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
江澤民在會上作《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
報告認爲，我國經濟要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加快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就必須繼續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報告進一步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個精闢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範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報告中說：
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通過價格槓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我們要大力發展全國的統一市場，進一步擴大市場的作用，並依據客觀規律的要求，運用好經濟政策、經濟法規、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導市場健康發展。
黨的“十四大”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
談起這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功不可沒。
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圍繞着改革的目標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問題，中國思想理論界一直存在激烈爭論。吳敬璉在1982年，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4年7月，吳敬璉參加了由經濟學家馬洪牽頭的《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意見書的寫作，爲商品經濟“正名”成功，給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鋪平了道路。
但在有着數千年小農經濟傳統和數十年計劃體制滲透的中國，傳播市場經濟理論必然會有反覆甚至後退。
那是1991年冬天，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召開中央各部門研究人員座談會，以吳敬璉爲首的幾位經濟學家以各種方式，反駁了當時甚囂塵上的開倒車論調，捍衛了改革的市場方向。
在同年底，吳敬璉與學生劉吉瑞合著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在冒着風險、遭到多家出版社婉拒的情況下，由中國財政出版社出版，明確提出改革應以市場爲取向這一觀點。這本書後來並被評選爲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使吳敬璉和他的主張正式走向前臺。這年4月，吳敬璉向中央領導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法的建議被採納。
緊接着，黨的“十四大”正式宣佈：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至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終告確立。
當然，能使“十四大”對市場經濟大討論做出認可的，主要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
中央起草建立新體制的決定
1993年5月，中央政治局根據黨的“十四大”精神，決定下半年召開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並做出相應決定。
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5月底組成25人的文件起草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工作。
起草組組長由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祕書長溫家寶擔任，副組長由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祕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曾培炎和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維澄擔任。
起草組成員有時任國務院副祕書長的何椿霖、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鄭必堅、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項懷誠、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王仕元、時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的張彥寧、時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的高尚全、時任全國人大法工委委員的孫琬鍾、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徐匡迪等。
沒有列入這個名單而參加起草工作的，還有外貿部的年輕人張松濤，是李嵐清推薦的。
據當時起草組成員時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夢奎後來回憶說：
據我所知，地方領導同志參加中央全會重要決定的起草，這是第一次。此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和許多次中央全會決定的起草，都有地方領導同志參加。
在黨的“十四大”以後，爲了推進改革，各方面都希望能夠再進一步，抓緊制定總體規劃，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更爲具體和完整的說法，這確實是必要的。
改革實踐經驗的積累，加上理論上的探索和對國外情況的廣泛瞭解，也使我們能夠根據中國國情並且借鑑國外的經驗，進行這樣的總體設計。
當時的情況是，一方面，經過10多年的改革，以公有制爲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逐步展開，已經具備了實現改革的全局性整體推進的條件。
另一方面，由於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的，往往是從局部試點逐步推開，雖然在許多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滯後，成爲經濟體制鏈條上突出的薄弱環節，影響着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健康發展，迫切要求改革的綜合協調和全局性整體推進。
這就需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進行總體設計，需要強調體制和政策的規範化。
這份文件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總體設計，也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起草組集中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
5月31日，起草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江澤民在會上講話，他就文件起草的意義、指導思想、主要內容和需要着重回答的問題，提出許多原則性的意見，構成後來中央文件的幾個大部分。
溫家寶對起草工作提出了要求，他強調文件在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要比黨的“十四大”前進一步，在推進改革的政策措施上要有突破，長遠目標要明確，起步要紮實。
起草小組於5月31日下午、6月1日和6月2日全天，結合經濟改革和發展實際，就文件內容和框架進行了兩天半時間的認真學習和討論。
最後，大家一致擁護中央的決定，同時也都感到責任重大，難度不小。
要把黨的“十四大”確定的改革目標具體化，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爲了準確把握當時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和進程，起草組明確提出，起草工作要力求做到：
既要大膽解放思想，又要堅持實事求是，從我國國情出發；
既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總體設想，又要緊緊抓住當前改革和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重點突破；
既要體現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吸收和借鑑國外成功經驗，又要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總結我們自己的實踐經驗；
既要反映抓住時機、加快建立新體制的緊迫性，又要考慮到建立和完善新體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注意到它的漸進性；
既要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又要能指導實際工作，便於操作。
在後來5個多月的起草工作中，決議起草人員都是努力地按照這樣的要求去做的。
大家通過兩天半時間的討論，初步確定了文件的框架。共分10個大的部分，每個部分寫若干條。這個大的框架，後來一直沒有改變過。至於每個部分寫多少條，以及每一條的具體內容，是在起草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初期的討論稿曾經是53條，後來歸納合併爲50條。採取這樣的構架，是考慮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個複雜的系統，文件涉及面很廣，頭緒紛繁，這樣做便於剪除枝蔓，勾畫出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也有利於避免起承轉合所難以避免的虛話，突出每一條的“乾貨”。
起草工作的程序，是按照大的框架設計，分成若干小組，分工負責；每個部分寫哪幾條，以及每一條的具體內容，先由各小組根據全體會議討論的精神研究提出。
據王夢奎後來回憶說：
我和陸百甫、李劍閣同志負責第一部分和最後一部分。各小組寫出初稿後，由王維澄同志主持，進行初步綜合並統稿，然後提交起草組全體會議討論修改。參加綜合和統稿的是我和桂世鏞、劉國光、王仕元、陸百甫、李劍閣。全體會議的討論修改，都是溫家寶同志主持的。
起草工作的進度要求，是按照全會召開的時間倒推確定的：6月10日以前分組寫出詳細提綱，11至12日對提綱進行綜合，14至15日討論提綱。一直到下發徵求意見，每一步都有明確的時間要求，都是很緊迫的。
經過半個多月緊張的工作，起草組於6月22日擬定了文件的提綱，報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審議。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6月26日討論並原則同意這個提綱。
從6月下旬開始，起草組用兩個月時間，先後完成了第一稿至第三稿，於9月9日將第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的意見，修改後形成第四稿，於9月20日提交中央政治局審議。
關於起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並且強調兩點：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一是，“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決定”的起草，一開始就是以這兩個基本論斷爲指導來設計各個方面的改革方向和措施的。
9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決定”送審稿時，提出需要提綱挈領，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使人能夠一目瞭然。
起草組負責綜合的幾個同志經過攻關，反覆推敲琢磨，提供了一個初稿。
在提交9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的稿子中，提出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這就是“決定”第（2）條所規定的，在堅持以公有制爲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方針下，由現代企業制度、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這麼幾個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的主要環節構成的有機整體。
江澤民後來在十四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說：“這次全會決定所勾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雖然還需要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和繼續完善，但有了這個基本框架，可以增強我們對改革工作指導的預見性，使改革更加富有成效。”
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香港有的報刊曾經揣測，說全會將“不再提以公有制爲主體”，後來看到“決定”不僅明確“以公有制爲主體”，而且強調“必須堅持”，於是有的報刊就以《中共仍不願放棄公有制》爲題發表文章，胡說在三中全會上“改革派未獲全勝”。
據王夢奎後來回憶說：
其實，在“決定”起草和徵求意見過程中，據我所知，並沒有人提出要放棄以公有制爲主體。恰恰相反，大家對於如何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問題給予很大關注。
關於起草現代企業制度這個問題，“決定”開始起草時就提出來了，但直到提交全會之前還在討論和修改，全會上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可以說，這是“決定”起草和徵求意見過程中，各方面討論最多，起草組費功夫最大的問題。這也說明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所在，但經過反覆討論還是取得了共識。
江澤民對改革決定做出批示
1993年5月開始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第四條開宗明義地規定，“以公有制爲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並且界定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徵，明確指出進一步改革的要求。要點是明確產權關係，即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爲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
原先考慮，企業對國有資產是佔有和使用，和歸屬意義上的所有權不同，所以一直到下發徵求意見稿，用的都是“企業法人財產支配權”的提法。
在討論和徵求意見過程中，國家體改委等單位認爲這個概念表述不清，而“法人財產權”有比較科學的界定，與國家所有權有嚴格區別；採用“法人財產權”的概念，既與當時實行的《企業法》和《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所規定的企業經營權相銜接，又可以充實企業經營權的內容，有利於企業成爲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符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
這些意見受到江澤民和其他中央領導的重視。江澤民在國家體改委洪虎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上批示：
言之有理有據，值得我們再研究一下。
起草組經過認真討論，並向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請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經討論採納了“企業法人財產權”的提法。
關於起草市場體系建設的問題，“決定”第三部分講市場體系建設，根據當時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強調“當前要着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儘快取消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
關於生產要素市場，“決定”強調：“當前培育市場體系的着重點是，發展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等。”這裏，經過很多討論才確定下來的，是關於勞動力市場的提法。
從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黨的“十三大”直到“十四大”，正式文件使用的都是“勞務市場”的概念。從理論上說，這個問題應該是很清楚的，勞動者出賣的只能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或者“勞務”，因爲“勞動”或者“勞務”是在勞動者和僱主交易行爲發生後才進行的，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精闢的分析。單純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自不必說，經濟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以後之所以迴避“勞動力市場”的提法，顧忌的是，說勞動力是商品，和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相矛盾，擔心引起政治上的不良影響。
在討論和徵求意見過程中，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和勞動部等部門和其他一些同志建議，把“勞動就業市場”改爲“勞動力市場”，認爲這是生產要素市場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根據起草組分工，高尚全、張卓元、鄭新立負責起草“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這一部分，高尚全就這個問題給江澤民寫了一個報告，江澤民把這個報告批印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
在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起草組也請示了“勞動力市場”的提法。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採納這個提法。
關於起草宏觀調控的問題，“決定”明確規定要建立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對經濟運行的綜合協調。
中央領導在討論“決定”稿時多次強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重要性，說沒有制動器的汽車是不能開的。“決定”的一個突出貢獻，是關於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的規定。財稅體制，主要是從財政包乾制改爲中央和地方分稅制。金融體制，主要是加強中央銀行的職能，實行政策性銀行和商業性銀行分開，以及匯率並軌。
我國政府肩負着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責任，而當時由於多年實行權力下放和財政包乾制度，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降到20%以下，中央財政佔國家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降到40%以下，在世界上都是比較低的，已經影響到政府宏觀調控職責的履行。
金融秩序的混亂助長了通貨膨脹，危及到經濟的健康發展。實行分稅制和金融體制改革，都涉及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在“決定”徵求意見過程中，有10幾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提出，要給省一級宏觀調控權。這個意見沒有被採納，因爲宏觀調控有特定的含義，是指通過調控達到經濟總量的平衡，宏觀調控權，包括貨幣的發行、基準利率的確定、匯率的調節和重要稅種稅率的調整等，必須集中在中央，不能實行兩級調控。
當然，我們國家大，人口多，地區發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從來是國家經濟和政治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更需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限，賦予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政府必要的經濟管理權力。
“決定”在關於建立健全宏觀調控體系部分，有一條是專講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當時實行分稅制，中央財政收入比重分幾年逐步提高到57%左右，是國務院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反覆磋商才確定下來的。
王夢奎後來說：
這樣大的利益關係調整，中央和地方對於改革方案能夠達成共識，說明地方是顧全大局的，也說明中央領導是強有力的。
根據中央政治局討論意見又作了修改，形成徵求意見稿，於9月底下發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軍隊各大單位徵求意見。
黨的十四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各大軍區的黨委負責人，都參加了對“決定”徵求意見稿的討論，並向中央寫出報告。
這些報告和修改意見，都轉到文件起草組認真閱讀和研究。
各方面對文件徵求意見稿給予了充分肯定，也以極其認真負責的精神，對稿子大到框架結構、內容表述，小到遣詞造句和標點符號，總共提出了1050多條中肯的修改意見。
與此同時，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先後召開黨內老同志、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負責人以及無黨派知名人士、經濟理論界專家學者共3個座談會，通報情況並徵求對文件稿的意見。
之後，起草組又集中6天時間，認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對所徵求的意見稿進行了多達270多處的修改。
在此期間，王夢奎還根據起草組的安排，起草了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稿。
從全國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來看，各方面都認爲這個稿子在理論上和政策上有所突破，思想性和指導性都比較強。
綜合各方面的積極評價，主要是：
一、把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具體化，是繼續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二、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並借鑑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回答了改革實踐中提出的許多重大問題；
三、完整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內容，指明瞭企業改革的方向，對轉變政府職能和建立宏觀調控體系做出了明確部署，特別是明確了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
四、強調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解決許多極其複雜的問題，提出積極而又穩妥地全面推進改革的方針。
這些認識，後來都成爲了常識，但在當時卻是來之不易的。
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以前，人們對市場經濟還知道得比較少，要不要搞市場經濟還有爭論，過了一年時間，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有這麼廣泛的共識。回想起這些，參加決議起草的國務院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感慨良多。
在徵求意見過程中，有一些人反映，稿子在有些方面理論高度不夠，有的部分內容還不夠充實，有的規定可操作性不夠強等，這些意見在修改中都認真考慮了。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起草組關於各方面對文件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和修改情況的彙報，並進行討論。
這次會議還討論通過了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稿。起草組根據中央常委會討論的意見對文件稿進行了修改。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這一修改稿進行討論，原則同意並決定修改後提交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
總算起來，提交全會討論的文件草案，是第八稿。當時起草組有人開玩笑說：“七搞（稿）八搞（稿），總算搞出來了。”
至於起草組在工作過程中，反覆研究討論、字斟句酌，究竟有多少稿，那就無法統計了。
通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決定
1993年11月11日至11月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央委員182人，候補中央委員128人。有關負責同志54人列席了會議。
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決定”共50條，分10個部分：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二、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三、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四、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五、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六、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七、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八、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九、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爲本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奮鬥。
全會認爲，“決定”把黨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系統化、具體化，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是20世紀90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必將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1月14日，江澤民在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根據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十四大”精神，把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具體化，在某些方面有進一步發展，制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
“決定”指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爲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爲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爲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建立以按勞分配爲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爲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這些主要環節是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必須圍繞這些主要環節，建立相應的法律體系，採取切實措施，積極而有步驟地全面推進改革，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後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常修澤分析說，評價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意義需先把時間回撥到1992年春天。
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視察南方的談話”帶來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當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並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則將黨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系統化、具體化，對於如何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來進行改革，進行了全面的戰略部署，提出了8個方面的改革內容，即企業改革、市場體系建設、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改革、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科技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
這8個方面可以歸納爲“八柱”，支撐着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個大廈。
這一決定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是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這次會議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處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
在常修澤看來，中國改革的第三階段，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始於1992年10月，一直持續了10年時間，直到2002年10月，這一階段的改革力度比較大，向縱深發展的勢頭也比較強勁。
從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性轉移。
十四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後，全國掀起學習和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精神的熱潮。
十四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後，國務院迅即召開全體會議，貫徹落實“決定”精神。
1993年12月1日，李鵬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講1994年的投資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銀行體制改革和匯率並軌等問題。
國務院在很短的時間內，於1993年12月15日、12月25日和1994年1月11日，分別做出《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和《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
這些重要的改革方案，是“十四大”以來一年多實際工作的成果。改革方案的研究，許多是朱鎔基親自主持的。
“決定”所說的改革措施，有不少實際上是對醞釀已經比較成熟的方案的確認。
據王夢奎後來回憶說：
我當時參加了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這方面的會議，知道改革的緊迫和工作的艱鉅，也看到黨中央和國務院推進改革的決心和魄力之大。像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這樣大的利益關係調整，絕不是幾個起草文件的人能夠做到的；即使設計了方案，如果沒有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有力領導，改革也是難以推行的。
1993年12月25日，根據中宣部的安排，王夢奎在由中宣部、中央直屬機關工委、中央國家機關工委、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聯合舉辦的報告會上做報告，講“決定”的起草經過和重要貢獻，在全國掀起學習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