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中央積極探索
●習仲勳說：“最近中央爲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擬定了一個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重要文件。”
●李先念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體現價值規律。我們對這個問題還在學習，而且要好好地學習。”
●李先念強調說：“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爲了發展生產力。”
●中央積極探索
共和國故事·漸入人心
財經委組織經濟調查研究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蔣一葦在《經濟管理》月刊第六期上發表《"企業本位論"芻議》，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8月14日，《人民日報》以《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問題》選載了此文。文章說：
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存在着許多不能適應國民經濟高速度發展的情況，已經到了非從根本上改革不可的時候了。但是改革涉及的問題面極廣，而且一環套一環，牽一髮則動全身。最基本的環節應當抓甚麼呢？我認爲應當從確定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入手，以此爲基準，進而研究整個國民經濟的組織與管理，這樣，才能由此及彼，順理成章，使經濟體制的改革有一個牢靠的基礎和依據。
作者在文中說，基於上述思想，試就社會主義制度下企業的性質、特徵，以及國家與企業的關係等問題作一些探討。同時指出，實際上所涉及的問題和原則，大部分對其他企業，包括商業企業、農業企業等也是適用的。
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的登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開啓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話題和探索。
很快，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和領導的大規模的關於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工作，就逐步展開了。對經濟問題開展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是爲了搞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全面實現經濟改革而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
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集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財經部門的負責同志和經濟理論界的同志開會。李先念、薄一波、姚依林同志到會。
李先念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研究就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對於這次大規模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重點的調查研究，黨中央和國務院寄予很大的希望。請各個部門、各個地方都重視起來，大力支持。做理論工作的同志，做實際工作的同志，要密切配合，認真把這項工作抓好。特別是做實際工作的各經濟部門的領導同志，要切實負起責任來。下決心抓它幾個月，抓它一年、兩年，一定能夠抓出成績來。
這項調查工作，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直接領導下，分四個小組進行。
其中，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首先從企業入手，摸清企業內部以及外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及其聯繫的情況，進而研究甚麼樣的企業管理體制妨礙生產的發展，甚麼樣的企業管理體制促進生產的發展，並且圍繞企業管理體制問題，調查研究了計劃體制、物資體制、商業體制、物價體制、勞動工資體制等問題。
1980年4月4日，經濟學家林子力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開端--四川、安徽、浙江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考察》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正在成功的嘗試中起步，它預示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獲得適合於自身發展的經濟形式而磅礴向前。
……
去年十月至十二月，我們到四川、安徽、浙江三省對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情況進行了初步考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儘管目前試點的範圍還不是寬廣的，對舊體制的變更也遠不是徹底的，但仍然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林子力在文中列舉了一個事例。
四川寧江機牀廠是一個生產儀表機牀的企業，產品質量較好，價格較低。但是1979年國家壓縮了下達的生產計劃，企業的生產任務嚴重不足。
然而，寧江廠的同志認爲，那些年機牀生產量雖然很大，象他們生產的這類中小型精密機牀，特別是質優價低的，還是供不應求，弊病在於現行的產品計劃調撥體制。
爲了充分發揮生產能力，增加盈利，他們在1979年6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了"承接國內外用戶直接定貨"的廣告。
這麼一來，訂戶盈門，銷路大開，相繼簽訂國內外合同1000多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國內生產同類產品的4家企業，在寧江廠生產高漲的同時，受到了巨大壓力。
寧江廠生產的7毫米的自動車牀具有高生產率、高精度和加工穩定、操作簡便的特點，每臺出廠價9500元，上海、遼寧、杭州、西安等地生產的同類自動車牀，爲了爭取訂戶，就不得不降價，甚至考慮關停並轉。
林子力在文中還列舉了一個事例。
1979年10月，在四川省溫江地區舉行了機電產品定貨會。此次定貨會曾被形容爲四川的小“廣交會”。
在這個生產資料的市場上，各家產品都擺出來，任憑用戶去評判、選擇。願買願賣即可成交，沒有任何經濟外的強制。有的產品或因質量不高，或由於價格不合理，沒人願買，只能把價格調低，其結果自然形成了價格的浮動，這種浮動是不可能人爲地去阻止的。
這次會上展出的玻璃纖維，瀘州和自貢產的每噸5800元，而重慶產的只要3800元。人們都爭着買重慶的，迫使前兩家也把價格降到3800元。儘管價格持平了，但因爲質量比不上，還是無人光顧，到底連一個合同也沒訂成，而這兩家派來參加定貨會的人員都急哭了。
有的企業因爲自己產品質次價高，不敢拿出來較量，便悄悄退出會議，連夜回廠研究如何提高質量、降低成本了。
作者接着在文中寫道：
所有這一切，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奮。它表明一種新型的經濟形式正在開始形成。這就是既非資本主義的又非小商品生產的新型的商品經濟。
林子力在調查中，組織了幾次座談會。
成都量具刃具廠的廠長一見面就說，我有好多心裏話想講，半天談不完，談一天行不行？他以這樣一個比喻來說明改革的阻力和動力：石頭埋在土裏，當然衝不出地面，而如果是種子，那一定會破土而出。自己就是要做改革的“種子”。
合肥無線電一廠的黨委書記，年富力強，精明幹練。他在座談中，大膽提出希望能獲准搞個“自負盈虧加一長制”的試點，廠長由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如果自己當選，就由自己“組閣”，配置生產指揮班子。他手拍胸膛說，若這樣搞，相信全廠能夠大上。萬一失敗了，那他本人承擔經濟以至法律責任，即使坐班房也心甘情願。
安徽省經委一位副主任，已年近7旬。他說自己打從一建國就在工交戰線，30年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眼見得一清二楚，而且現在越加看出這裏面的癥結，沿襲舊的從蘇聯搬來的模式，封閉在自然經濟的圈子裏，是無出路的。當問到如果展開競爭，安徽的產品不能與上海相抗衡怎麼辦？他朗聲答道，這有甚麼關係，市場是廣闊的嘛！比如半導體收音機，你上海的高檔貨可以在城市暢銷，我安徽產的卻有價格低、經濟實惠的長處，能佔領農村市場。況且，即便是同類產品競爭敗了，也不是壞事，非如此就沒有拚命向上的壓力。
通過調查，大家獲得了具體而鮮明的印象。四川當時的做法是想通過試點在這方面走出一條路子來。
不久，合肥無線電一廠的試點也正式開始了。
林子力寫道，經濟改革的偉大實踐，將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舞臺上演出威武雄壯的一幕，它的開場鑼鼓已敲響了。不難看到，試點爲有的人鬆開了束縛多年的繩索，爲之開拓了施展才能、實現抱負的新天地。試點也把一些人的思想和行爲甩出原先的軌道，迫使他們思考新的問題，追循歷史的宏偉步伐。
作者最後寫道：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開端了。這將是一條開創我們現代化未來的艱辛而又壯麗的道路，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要做的事情都很多很多。
擴大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
1980年6月10日，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意見》指出：
過去一年的體制改革試點，我們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個是從分配方面，兼顧中央、地方、企業、個人的物質利益，以調動大家發展生產、增加盈利的積極性；另一個是從流通方面，在統購包銷，計劃分配上打開一個缺口，逐步發揮市場調節作用，開始改變生產與需要互相脫節的情況。在這兩個方面，都已經開始收到相當大的效果。但是，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各種改革必然互相交錯，有可能這一種改革妨礙那一種改革。
作者在文章中首先肯定了我國過去一年多在經濟改革中所取得的成績，同時就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市場調節中出現的新問題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作者通過調查研究，認爲今後體制改革，從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更爲重要。
最後，作者發出呼籲：
要想出一條新的路子來，按照適合於社會化大生產客觀經濟規律的辦法來改組我們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
1980年7月31日，廣東省工交部門召開了增產節約、增收節支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充分肯定了清遠縣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決定在各縣推廣，以便使全省的經濟工作進一步活躍起來。
在會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省委祕書長楊應彬，同省人民政府經濟部門負責人一起到清遠縣考察。
習仲勳一行看到這個縣的工廠一派興旺景象，形勢使人振奮。有的工人說，清遠縣的經濟改革，是工業部門30年來最得人心的政策。
習仲勳說，清遠經驗給我們的啓示，就是要繼續解放思想，依靠黨的政策，把經濟搞活。
清遠縣從1978年10月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主要辦了兩件事：一是全縣17個國營工廠普遍由過去的財政統收統支辦法改爲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二是改革機構重疊，多頭領導的工業管理體制，撤銷各工業局，由縣經濟委員會直接管理國營工廠，縣經委由行政機構變成企業性質的經濟機構，把全縣國營工業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都管起來。
改革後21個月來的經濟效果十分顯著。同樣是這些工廠，改革前的21個月平均每月實現利潤增長了36倍。
從利潤總額分配的比例可以看出，國家得利最多，地方、企業、職工都從經濟體制改革中得到好處。企業分到的錢，大部分用於擴大再生產和蓋職工宿舍。例如，縣糖廠增添了一臺造紙機；電瓷廠新建了一座隧道窯，生產出口的釉面瓷磚；印刷廠新建了彩印車間。
清遠經驗實際上是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進一步處理好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關係的經驗。企業完成任務後超計劃的盈利，國家不全部拿走，給企業和直接生產者留下一點實實在在的好處，使企業和職工都能從切身利益上更加關心生產的發展。這樣就調動了縣、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企業經營虧損、管理落後的局面迅速得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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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的清遠氮肥廠，變化就非常明顯。這個廠從建廠以來年年虧損，虧損額累計達700多萬元，年年靠地方財政補貼。自從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以來，月月都是盈利，成爲全縣的“大盈利戶”。
鑑於改革的呼聲與事實，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在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說：
今明兩年我國在試點的基礎上，將加快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
姚依林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談到國家已經和將要採取的一些經濟改革的措施包括：在國營工業中全面推行擴大企業自主權；按照平等、互利、兼顧各方面經濟利益的原則，積極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廣泛地開展競爭，廣開商品流通渠道；銀行實行獨立經營；逐步改革稅制；實行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繼續改革外貿管理體制；加強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工作。
因此，財政部長王丙乾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今明兩年着重改革財政體制、企業財務制度和稅收制度。
在中央的領導下，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工作，於是在國營企業中全面推開。
四川省經過調查研究和細緻準備，選擇了四川第一棉紡織印染廠、成都電線廠、重慶印製第三廠、重慶鐘錶公司、西南電工廠5家國營企業實行自負盈虧的試點。實踐證明，這樣做，企業在經營方針、計劃安排、產品銷售、企業基金支配、工資福利等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權，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搞得更靈活了，經濟效益顯著。
實行自負盈虧後，各企業努力搞好經營管理，實現了增產增收，做到了國家多收，企業多得，個人多得。企業增加收入後，對職工的各項生活福利設施，住宅建設都作了相應的安排。
1981年2月28日，姚依林在人大常委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說，要繼續進行有利於調整的經濟體制改革。在談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時，他說：
我國生產、建設、流通中的經濟效果很差，國民經濟的結構不合理，是同現行經濟體制的弊病分不開的，對這種體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我們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高經營管理的水平和經濟活動的效果。
爲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嘗試，1982年，國務院將原來的52個部、委，改組爲39個。合併、撤銷了一些部、委，第六機械工業部就是其中的一個。
精簡行政機構，一種辦法是合併或撤銷，另一種辦法是將政府中管工業的行政部門，改爲企業性質的經濟實體。
撤銷第六機械工業部組建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是工業改組和聯合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嘗試。
除了船舶工業總公司而外，還有其他工業總公司成立，如汽車工業總公司，等等。這些工業總公司的成立，有利於克服提高經濟效益，把企業辦得更好。
作爲機械工業的一個重要行業的船舶工業，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潮中先走了一步。以全國主要造修船廠、配套廠和科研設計單位爲主組建的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改變行政管理體制，打破地區、部門界限，實行權利、責任、利益三者統一的經濟組織。
船舶工業總公司把工業同貿易、軍用品同民用品、造船同修理、科研同生產緊密結合起來，使一個政府部門改爲一個企業組織，對下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
這樣做有利於運用經濟辦法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提高經濟效益；有利於統籌安排各項任務，更好地爲用戶服務；有利於進一步擴大船舶出口。
經過多年建設，我國船舶工業從科研、設計、配套到總裝，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船舶工業除了完成國內需要的船舶任務外，還有能力建造遠洋船舶出口。
大連造船廠1982年第一季度交付的兩艘2．7萬噸出口遠洋貨輪，船舶質量受到國外航運界、造船界一致的好評，說明我國製造的船舶質量是高的，是可以進入國際市場的。
但是，在管理體制上存在着不合理現象：部門分割，管理分散，造成重複生產、重複建設，以及“大而全”、“小而全”的不合理結構，在產品出口上也遇到了困難。
黨中央、國務院經過反覆考慮，認爲要解決這些問題，機械工業必須按行業實行改組聯合，生產部門與使用部門建立合同和訂貨關係，從管理體制上進行改革。一句話，就是要走聯合之路。
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中的薄弱環節，水路運輸又是交通運輸中的薄弱環節，大力發展水路運輸就需要大量的船舶。因此，我國船舶工業有廣闊的前途。我國內河和沿海航運的自然條件十分優越。隨着我國大規模的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承造各種海上石油開發設備，也是船舶工業的重大任務。
爲了使船舶工業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船舶工業總公司圍繞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採用新工藝、新技術、新材料，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組織專業化協作，擴大大型船舶的建造能力，提高船舶工業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配套設備國產化水平。當時出口的船舶還有許多配套部件是進口的，要求逐步做到國產化。
總公司堅持統一規劃，對方針政策、布點、重大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重要的對外貿易以及全國性的專業化協作等，都統一規劃。在統一規劃和統一對外的原則下，提倡各地區公司之間、各企業之間進行競爭。在質量、工期、價格和服務水平上，大家來個比賽，以激發生產積極性，取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爲了國防的需要，軍用品生產擺在首要地位。爲了航運的正常進行，把船舶修理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軍需、民用，造船、修船都實行了經濟合同制。
船舶工業打破地區、部門界限，走聯合、改革之路，從管理制度到管理方法都有大的變化，人們的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也適應了這個大變化，逐漸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召開經濟體制改革試點會
1982年12月，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組織召開座談會。
這次座談會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安志文主持。參加座談會的有于光遠、許滌新、潘遙、楊浚、周太和、童大林、廖季立、吳俊揚、林子力、蔣一葦、何匡、楊培新、王珏、王大明、商寶坤等20幾位同志。
參加座談會的同志認爲，在今後三年內，改革重點要放在以稅代利、發揮中心城市作用、改革商業流通體制這3項工作上面。這些方面如果突破了，不但能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而且會給全國經濟形勢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
經濟學家們認爲，改革要大膽一點。以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爲中心，帶動周圍農村，統一組織生產和流通，逐步形成各種規模和各種類型的經濟區；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實行地、市機構合併，由市領導周圍各縣；當時的省屬企業改由所在城市管理，這些就是大膽改革的範例，其意義重大，必將影響各個經濟領域的活動。這個試驗如果成功了，一定會大大解放生產力，使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出現新的面貌。
1983年6月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常州社會主義企業學研究會，在常州市聯合召開經濟體制改革若干理論問題討論會。
這次會議主要討論理論經濟學家林子力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的兩篇論文。
在這次討論會上，湯永安、張東桂介紹了常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情況和經驗，受到與會者的重視。
在討論會上，從事政治經濟學、現實經濟學和戰略經濟學研究的同志都認爲：當前的經濟的理論研究亟需同經濟改革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對不同觀點的爭論，也必須經過經濟實踐的檢驗，以驗證其是否正確。
1984年4月16日，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在江蘇常州市召開。
這次座談會是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組織的。參加座談會的有25個城市和有關省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機構的領導人，以及中央有關部委的人員。
會上交流了重慶、常州、沙市三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經驗，着重討論了搞活企業、搞活流通，開創城市改革新局面等問題。
4月25日，座談會落下帷幕。會議提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中央有關部門和省、市、自治區要簡政放權、層層放權，把一部分權利和責任下放給試點城市。試點城市的經濟管理也不能沿用老辦法，要把應該給企業的權利真正下放給企業。
與會者認爲，在擴大試點城市權利和責任的同時，要進一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他們認爲應該賦予試點城市企業生產計劃權、資金使用權、勞動工資管理權、幹部任免權和機構設置權等自主權。
當時，除了國務院已經確定的試點城市外，遼寧的丹東市、黑龍江的牡丹江市、湖南的衡陽市、河南的安陽市、安徽的蚌埠市，已被確定爲省裏的城市改革試點城市。
5月21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印發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紀要》。
《紀要》概述了1984年4月16日至25日在常州召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的主要內容，對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的步伐進行了新的部署。
《紀要》指出，我國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由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逐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近年來，經國務院批准，沙市、常州、重慶先後進行了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
經過努力，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大家感到，城市改革的步子還不夠快，地區之間發展也不平衡，不能適應面臨的新形勢。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戰略性的突破，必須加快改革試點的步伐。當前，試點城市要以搞活企業和搞活流通爲重點，帶動其他各項改革。
《紀要》指出：
簡政放權，搞活企業，把企業的巨大潛力挖掘出來，是增強城市經濟實力，發揮城市經濟中心作用的基礎，是當前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
會議代表對企業權力小、“婆婆”多、負擔重反映十分強烈。《紀要》確定，試點城市的國營企業在生產計劃、產品購銷、資金使用、勞動工資管理、幹部任免和機構設置等方面，應進一步擴大自主權，並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
《紀要》指出，搞活流通，是促進生產、發揮中心城市作用的重要前提。當前宜從建立貿易中心入手，着重抓好商業批發體制的改革。試點城市的商業二級站原則上下放給市，與城市現有的批發機構合併或聯營，同時，建立各種類型、不同規模的工業品、農副產品和兩種產品兼營的貿易中心、貿易貨棧、批發市場。貿易中心應該是開放式的，打破現行批發層次和地區、行業界限，無論市內市外，無論全民、集體、個體經濟單位均可入場交易，經營方式要靈活多樣。城市物資部門也要建立生產資料貿易中心，設立物資綜合商場和門市部。
《紀要》指出，要發揮城市組織經濟的作用，必須對計劃管理體制實行改革。在試點城市中，除少數大型骨幹企業仍歸中央有關部門管理外，其他中央和省屬企業都宜下放給城市統一管理，這是改革城市計劃管理體制的前提。
爲了解決計劃多頭的問題，可考慮今後省內各廳、局的計劃任務只下到市，由市計委平衡銜接後，通過一個“漏斗”下達給企業。原來通過中央和省各“條條”分別向企業分配供應計劃物資的做法也應改變。
爲了改善和加強城市經濟計劃管理，應賦予試點城市必要的運用經濟調節手段的權力。試點城市在保持市場價格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可根據生產發展需要和市場供需變化，對不影響國計民生的產品劃出一部分品種，有升有降地調整價格。小商品價格，1984年內全部放開。重要的生產資料價格，按中央統一規定進行管理和調整。在城市物價部門的管理監督下，工商企業可以對產品實行質量差價、花色差價、城鄉和地區差價、季節差價、批量差價。
座談會還談到改革銀行信貸制度。根據行業發展政策、企業資金利用效果以及產品是否適銷對路，擴大實行浮動利率、差別利率的範圍。對重要的技術改造項目和開發新產品，銀行應積極提供優惠貸款；對生產優質名牌產品的單位，提供貼息或低息貸款。
銀行還可開辦買方信貸、賣方信貸、票據貼現和抵押貸款等多種業務。爲推動經濟聯合、廣闢資金來源，經過批准，可選擇少數企業試行跨部門、跨地區發行股票或債券，銀行要做好代辦工作。
《紀要》最後指出，除了國務院已經確定的試點城市外，有條件的省、自治區都可以自行選定一兩個中等城市作爲改革試點。
經濟體制改革納入中央工作
1984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在中央黨校新學年開學典禮上說，中共中央決定不久將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
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是1983年10月中旬在北京舉行的。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
習仲勳說：
最近中央爲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擬定了一個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重要文件。這個文件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密切聯繫我國實際，既正確地總結了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又科學地解答了實際工作產生的新問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
他說，這個文件經過三中全會討論通過發佈後，一定會對我國四化建設發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這標誌着，中央已經把經濟體制改革正式提上議事議程。
10月7日下午，國家主席李先念在北京會見由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瓦西里·維爾庫率領的羅馬尼亞中國友好協會代表團。
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中羅友協副會長陳叔亮和羅馬尼亞駐華大使米庫列斯庫等參加了會見。
在親切友好的交談中，李先念高度讚揚了羅馬尼亞人民在齊奧塞斯庫總統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他對羅馬尼亞共產黨始終不渝地堅持獨立自主的內外政策表示讚賞。
李先念在向羅馬尼亞代表團介紹我國的政治、經濟情況，他說：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體現價值規律。我們對這個問題還在學習，而且要好好地學習。我們在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上已初步取得一些成績，現在我們要着手對城市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李先念指出，計劃於本月中旬召開的黨的第十二屆三中全會，將討論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城市經濟管理的改革。
李先念強調說：
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爲了發展生產力。
維爾庫說，我們在訪問期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35週年慶典活動。10月1日的閱兵和羣衆遊行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們在訪問中還參觀了工農業項目和一個農貿市場。我們看到，農產品非常豐富，價格也合理。
李先念主席請維爾庫回國後向齊奧塞斯庫總統和其他羅馬尼亞領導人問好。
當時，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成爲了十分熱門的話題。《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爲《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幾個問題的探討》的文章。文章說：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發展是不平衡的，城市改革的步子還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爲了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對那些涉及改革方向的一些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結合改革的實踐深入探討。
文章指出：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計劃與市場機制有着不同的作用方式、作用範圍和重點，彼此相輔相承。計劃的調節具有直接的、強制的性質，它的任務主要是解決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問題，解決發展目標和重大比例關係問題，解決生產力的佈局問題，解決投資政策和重點建設問題，等等。
文章認爲：這些方面是計劃調節的特長和優勢，市場機制往往是無能爲力的。因爲解決這類問題，需要從全社會利益出發，掌握國內外全面的經濟、科技、社會信息，這隻有社會主義的國家能夠勝任，並通過制定統一的國家計劃來達到目的，任何一個部門、一個地區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文章富有創造性地指出：
計劃和市場機制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兩個主要的調節手段，二者互相補充，但卻不能互相取代，硬要用計劃指標去代替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和硬要用市場機制去代替統一計劃的職能一樣，都是不能成功的。計劃協調市場，市場調整計劃，各有側重，有主有從，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構成現階段完整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制度。
文章最後破天荒地指出：無論計劃也好，市場也好，都必須圍繞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儘可能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中央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
出席這次全會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321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以及地方、中央各有關方面的主要負責同志共297人列席了會議。
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主持。葉劍英因病未出席會議。
經過6天預備會的研究和討論，20日全會一致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決定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而是以公有制爲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決定指出：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長期使我們焦慮的農業生產所以能夠在短時期內蓬勃發展起來，顯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強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於大膽衝破“左”的思想束縛，改變不適應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全面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發揮了八億農民的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
這幾年以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也已經進行了許多試驗和探索，採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和重要經驗，使經濟生活開始出現了多年未有的活躍局面。但是城市改革還只是初步的，城市經濟體制中嚴重妨礙生產力發展的種種弊端還沒有從根本上消除。
決定認爲：正在世界範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體制，具有吸收當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動科技進步，創造新的生產力的更加強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爲迫切。
決定強調指出：
實行計劃經濟同運用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統一的，把它們對立起來是錯誤的。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問題上，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不在於商品經濟是否存在和價值規律是否發揮作用，而在於所有制不同，在於剝削階級是否存在，在於勞動人民是否當家做主，在於爲甚麼樣的生產目的服務，在於能否在全社會的規模上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還在於商品關係的範圍不同。
決定同時指出：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僅會引起人們經濟生活的重大變化，而且會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重大變化。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要一起抓，這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方針。在創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同時，要努力在全社會形成適應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學的生活方式。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已是相當大的突破了。
十二屆三中全會公報和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發表以後，引起國際輿論高度重視。各國通訊社和報紙迅速加以報道，並紛紛發表評論。
各國輿論普遍認爲，這次全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會，會議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一份“全面改革現行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件”，是“建國以來最大膽的一次改革”，它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又改變了“過分僵化的計劃體制造成的限制”，這次改革將“建立充滿生機的經濟體制”，“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日本各家通訊社20日晚迅速報道了這個重要決議，共同社還爲此發了號外。共同社說，中國的這個決定“闡明瞭加快以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是確定基本政策的綱領性文件”。
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在20日晚上的新聞報道中說，中國“這次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建國以來最大膽的一次改革”。
時事社的述評說，這個決定宣告了中國“經濟現代化政策——富國富民政策最後定型的綱領。重點放在運用‘經濟槓桿’上”。述評認爲，“中國社會長時期滿足於平均主義的做法，擺脫這種老思想的束縛並不容易。解決這個課題，使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成功，就會爲現代化開闢廣闊前途，中國經濟就會順利向前發展”。
21日，日本各大報也紛紛報道和評述我黨三中全會和決定。《讀賣新聞》說，中國通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繼1978年中央全會上決定的對農業進行改革之後的“第二步”，中國對經濟體制將進行大改革。決定明確地提出要改變歷來的統制經濟體制，朝着中國式開放經濟邁出了歷史性的步伐。該報駐北京記者在報道中認爲，這次改革“着眼於權力下放”，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將超過以往的多次變革。
《每日新聞》說，1978年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對外開放和進行農村改革，具有歷史性意義。第十二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放寬對外開放政策，對城市經濟進行改革，這“兩個三中全會”是決定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重要會議。
《日本經濟新聞》說，這項決定給中國經濟增加活力，建設富裕的社會主義中國。可以說，這個文件是現領導機構推行的經濟政策的集大成，它將成爲今後中國經濟的運營指針。
西方通訊社和報紙對三中全會的決定也迅速作了報道並加以評論。
路透社認爲，這次全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會議通過的改革決定是農村改革以來最重要的經濟決定，是一份“從根本上改革其經濟的藍圖”。這一決定拋棄了平均主義，扭轉了左傾錯誤。“文件將爲政府進行改革提供必要的思想指導”。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指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新藍圖“最終將會影響到10億中國人的生活”，它標誌着中國邁出了“最大膽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