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三、掀起改革高潮
●江澤民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胡錦濤指出：“我們一定要對改革充滿信心，同時對改革的難度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增強改革的堅定性和韌性，敢闖敢試，鍥而不捨。”
●李鵬強調：“當前改革和發展的時機都很好……我們肩上的擔子重，責任大。”
●掀起改革高潮
江澤民說要吸收國外經驗
1993年5月12日下午，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會見出席“市場經濟體制下計劃與市場的作用”國際研討會的中外代表。
江澤民在會見時說：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如何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搞好宏觀調控，對中國來說，還是一個新課題。
他說，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堅持從自己的國情出發；一方面也將注意吸取國外市場經濟體制中一些成功有效的經驗。
應外國與會者要求，江澤民還介紹了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展和改革開放的情況。
江澤民在講話中提出的意見被很多正在改革的企業所採納，廣東順德糖廠便是開先河的企業。
1993年初的兩會召開前夕，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到順德視察。當時的順德市委書記陳用志和市長馮潤勝上交的“作業”是一份調研報告，題目叫做《輝煌的成就，驚人的包袱》。乍看上去，包袱不過是政府的包袱。
1993年，順德的工業利潤和工業稅收的75％以上都是由鄉鎮企業創造的，這些鄉鎮企業都屬集體所有制。在當年順德的工業企業註冊資本中，公有經濟佔74％。鄉鎮企業要創業，需要鉅額資金，不可能靠政府財政撥款，只有向銀行借。
負債經營是早期鄉鎮企業發展的基本模式。政府急於鼓勵企業上規模，調侃的說法是“一袋水果拎到領導家裏”，貸款就批下來了，反正錢是銀行出。
銀行不能不貸。在政治任務面前，銀行就是政府的提款機，貸款是由政府出面擔保的，而政府本身也是這些“集體所有”企業的資產所有者和行政管理權的最終來源。
在經濟狀況最好的北溜鎮，1993年共向銀行貸款27億元，其中23億都是由鎮政府的經濟發展總公司擔保，總公司只收取銷售總額2％的管理費，卻要承擔還債的責任。
到1993年3月，197家市級企業總資產117億元，淨資產只有235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80％。
“有錢分曬，無錢靠貸，還債靠下一屆，出問題走曬”。貸款成了企業的頭等大事，爲了堵窟窿，越虧越要貸。作家徐南鐵在《大道蒼茫》裏記錄了不少這樣的企業：
桂洲鎮有一家鎮辦小家電廠，說是每年有990多萬元的利潤，實際上虧損已達9000多萬元，但是依然要求貸款；
杏壇鎮一家印染廠，號稱年產值3000萬元，但是每年虧損過千萬元，累計虧損已上億元，儘管如此，貸款熱情依舊。
1993年7月，順德市委書記陳用志在順德經濟半年總結會上提出，要優化體制，理順產權，核心在於“從以集體經濟爲主，調整爲以混合型經濟爲主，逐步提高非公有經濟的比例”。
經過10餘年的改革和突進，原有體制下“放權讓利”的做法已無路可走，曾經催生了巨大財富的“承包責任制”已然成了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絞索。順德官員此時比別的地方更加領會到持續發展的瓶頸所在。
1993年，在順德方面的主動要求下，省委書記謝非決定把順德列爲綜合改革試點市，“中央可以拿一個廣東一個福建兩個省作改革開放的試點，廣東爲甚麼不敢拿一個縣來試點呢?”
在當時，姓“社”姓“資”之爭的意識形態硝煙還未散盡，一場“公有私有”之間的二次革命又在順德不事張揚地展開了。
第一個喫螃蟹的企業是大名鼎鼎的順德糖廠，與當時珠江冰箱廠那種草臺班子起家的鄉鎮企業不同，糖廠有着深厚輝煌的歷史。
1934年，當時的國民黨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以“振興地方實業和工業救國”的名義，拿出向捷克購買軍火的部分資金來籌建順德糖廠。一年後，從捷克運回的整條製糖生產線正式投產。
作爲國內第一家機械化甘蔗製糖企業，順德糖廠歷經不同時代的改造，生產能力長期居全國同行之首，行內尊稱爲“中國甘蔗製糖之父”，成爲民族製造業的一面旗幟。多年來，糖廠是廣東最著名的國企之一，業績驕人，稅利曾一度佔到順德財政收入的40％。
然而世事如棋，一向被看作甜蜜象徵的食糖，當時卻逐漸被視爲健康之大敵，隨着食糖市場的不斷萎縮，從前被寄寓着南方詩意的甘蔗也被種蔗農民無情地拋棄。
儘管政府在不斷提高糖蔗的收購價，從1991年起，順德的甘蔗產量仍以每年遞減80％以上的速度下滑。
到1996年，順德的甘蔗產量只有幾千噸，以順德糖廠6000噸的日處理能力，還不夠開工兩天。
製糖業一下成了夕陽行業。
儘管外有壓力，但是內無動力。老牌國企裏面，自有一套與計劃經濟相應的沉冗繁瑣的辦事程序。
1985年至1990年，糖廠歷任制煉車間技術員和廠長助理的張緒躍說：
工廠要辦甚麼事程序太複雜，層層報告，從地方到中央要蓋幾十個公章才批下來，等到批下來，那件事已經沒法做了。
廠裏的領導，都是國家幹部，拿國家工資，幹好了，未必仕途就此得意，萬一上個項目失敗了，搞不好會通報批評，丟官棄職。
張緒躍回憶道，他曾經從美國訪問回來帶了幾個項目，但是當時的廠領導在大會上說：“我們廠不要去幹那些項目，幹那些項目要冒風險，糖是我們的老行當，我就一輩子幹糖。”
20世紀90年代初期，順德糖廠在免稅的情況下，還要政府每年補貼3000多萬元來維持運轉。到1993年，不得不宣佈正式停產。
在政府採取種種優化、合併措施都不但徒勞、反而激發重重人事矛盾之後，廠裏2000多員工爲了保住口糧，只能S雞取卵變賣設備。從運輸船到卡車再到生產線上的輸送皮帶，能賣的都賣了。
與此同時，厂部則大量遣散人員，到1993年下半年，廠裏的餘下員工已經不足千人，這些人整天聚在廠內策劃上訪。就這樣，順德糖廠理所當然地被政府看作是改革試點的最佳目標，已經調到順德德勝電廠指揮部擔任副總指揮3年多的張緒躍臨危受命。
市長馮潤勝對張緒躍的期待是“5年之內，能給職工發工資，養住他們，別鬧事”。張緒躍則向馮潤勝提出兩點要求：
第一，今天我在這個地方負責，這裏的所有重大決策都要由我做出。
第二，要把大家都拴起來，大家都綁到一條船上。做好了大家都有好處；做壞了，我們大家一起捆着石頭下河，最多我捆着石頭走前面。
張緒躍滿心希望重生的企業“不能像過去那樣說是全民所有實際上是全民都沒有”，但改革啓動仍需盡力避開“資本主義”的譏諷。爲了改變糖廠的國企性質，不能直接把糖廠賣給個人，順德市委最後採取的辦法，是以職工內部持股的方式組建一個公司，再用公司的名義集體租賃順德糖廠。張緒躍和陳用志頗費思量地把他們的改革首次命名爲“轉制”。
這個新成立的租賃糖廠的股份公司叫做“金沙實業有限公司”。張緒躍搭上自己積蓄的老本，又借了一些，湊出35萬元入股；張緒躍又苦心說服原副廠長蕭志毅、黨委委員何國英和廠長助理李廣生一起再籌集近80萬元。
這就是金沙集團的核心高層了。最終，金沙公司從職工那裏集資670萬，接近政府要求的投標底線，重新啓動了順德糖廠的機器。這時金沙公司的絕大部分員工都是公司的大小股東了。他們一起租借了糖廠的土地和房產，並且以抵押的方式贖買了糖廠的設備及其他資產，同時需要共同承擔着糖廠約2億元的債務。
1994年4月28日，糖廠拉響了荒廢多年的汽笛，在鑼鼓聲中再次開工。張緒躍回憶說：
順糖歷史上已形成一個完整、獨立的小社會，樣樣要人花錢，樣樣都沒有收益，全是福利性質的，多年來大家也養成了大手大腳的習慣。
當時只有個別車間開工，沒有產出。社會上到處傳言順糖破產了、不存在了，信譽損失到了歷史上最低點。
多年後，張緒躍還心緒難平地說：
我們爲恢復生產買零配件，別人連我們的支票、匯票都不收，要拿現金去交易，更不用說砍價了。
但是，這位戴着眼鏡、中等個頭、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未來順德企業領袖相信：
要麼大家綁着一起去死，要麼一起置之死地而後生，首要的是恢復生產。
好在背後還有政府支持，銀行利息照算，不追貸款。
公司一方面通過穩住煉糖產出來安定人心，同時開發新的項目，包括造紙、發電、氣體溶劑、中密度纖維板等等。
如同在其他地方屢試不爽的經驗所顯示的，金沙公司通過把每個股東的利益與公司的效益捆綁，通過把每個員工的收入同員工的工作效率捆綁，使得糖廠脫胎換骨了。
1995年4月4日的《人民日報》用“起死回生”來形容糖廠的變化：
每天都有3000噸甘蔗從四面八方湧來德勝河碼頭，沉睡多年如廢鐵的榨蔗設備又重新轟鳴，200多職工重新回到機器旁……
從1992年至1997年，這個有2000多員工的集團產值還不到3億，到2003年，順德糖廠產銷值已高達18億元，並連續9年以20％的速度增長。
糖廠傳奇爲“順德經驗”踏出了第一步，成爲後來無數內地國企競相仿效的標尺。
胡錦濤說加快經濟體制改革
199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在浙江考察工作時強調：
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關鍵在於深化改革。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貫徹十四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步伐。要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領導水平，總攬全局，紮實工作，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凝聚各方面力量，促進和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11月20日至26日，胡錦濤在李澤民、萬學遠等省委領導陪同下，先後到寧波、紹興、杭州等地調查研究，他深入企業車間，走訪鄉村農戶，同工人、農民和基層幹部促膝交談。
胡錦濤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北侖港，實地考察了寧波、紹興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和柯橋大型輕紡批發市場。他多次召開座談會，調查瞭解鄉鎮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情況，和大家一起研究探討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鄉鎮企業黨的建設問題。
在聽取三市負責人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彙報時，胡錦濤強調：
貫徹落實好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首先要學習好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全新的開創性事業。我們不熟悉、不懂得的東西很多，在前進的道路上，也必然會遇到許多不曾遇到過的複雜情況和問題。只有學好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掌握這個強大思想武器，我們在工作中才能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擾，防止片面性，避免發生大的失誤，不失時機地把改革引向深入。
胡錦濤指出：
經濟體制改革正處在攻堅階段。明年將是我國深化改革的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一年。我們一定要對改革充滿信心，同時對改革的難度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增強改革的堅定性和韌性，敢闖敢試，鍥而不捨。改革的目的是爲了加快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從浙江的情況看，加快發展有更多的有利條件。要按照確定的目標真抓實幹，抓好落實。同時注意解決好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胡錦濤還說：
改革也好，發展也好，都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各級領導幹部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集中精力抓好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把維護社會穩定當作一件大事認真對待。
在考察中，胡錦濤着重瞭解了黨的建設情況。他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高各級領導幹部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是新形勢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關鍵問題。要把政治素質好、熟悉經濟工作、勇於開拓的幹部不斷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
要加強幹部培訓，努力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和現代科技知識。要重視思想作風建設，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進一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學決策水平。
胡錦濤還要求繼續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認真抓好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努力改變一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的狀況。加強鄉鎮企業黨的建設，已經成爲基層黨組織建設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要加強調查研究，注意總結經驗，進行具體指導。
李鵬在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
1993年12月１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開幕。李鵬總理在會上就貫徹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精神，做好明年經濟工作的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明年全國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主持當天的會議，出席會議的領導同志有鄒家華、錢其琛、李嵐清、李鐵映、李貴鮮、陳俊生、司馬義·艾買提、彭珮雲、羅幹。
李鵬在講話中首先分析了當前的經濟形勢。他說：
去年以來，在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我國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現了新的局面。國民經濟在去年快速發展的基礎上，今年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勢頭，總的形勢是好的。對於經濟快速發展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黨中央和國務院及時採取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措施，經過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的共同努力，已經取得積極成效。事實證明，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措施是必要和正確的。
李鵬說，觀察經濟形勢必須把握全局。我國正處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國內市場潛力很大，爲工業發展提供了廣闊天地，對外資也有很大吸引力，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都看好。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別是最近十幾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現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基礎比過去雄厚得多了。改革開放給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當然，我們也清醒地看到，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困難，這些都是前進過程中的問題，只有通過深化改革和發展經濟才能逐步得到解決。綜觀國內外形勢，在相當一個長時期內，我國面臨着一個不可多得的改革和發展的好機遇。
接着李鵬總理闡述了1994年經濟工作的方針和任務。他說：
明年是我國經濟繼續保持好的發展勢頭的重要一年，也是推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一年。明年經濟工作的方針是：全面貫徹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大力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李鵬在結束講話時強調：
當前改革和發展的時機都很好，做好明年的經濟工作，不論對當年還是對長遠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肩上的擔子重，責任大。我們要堅定不移沿着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在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兢兢業業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推進改革開放，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李鵬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
中央的政策變化，使市場經濟環境充滿了活力，左宗申對此深有感觸。
早在1979年，左宗申和妻子袁德秀下海乾個體。幾年下來，兩萬元本錢折騰得只剩2000元。
不死心的左宗申拜大舅子爲師，幹上了個體修理工，專修發動機。
左宗申進步很快，手下也有了近20個夥計，最好的時候一天能賺幾千元。左宗申那時整天花着臉，手從來沒洗乾淨過。他去農村插過隊，到工廠當過工人，在路邊修過車。幹過各種雜活的左宗申，憑藉着靈氣，加上刻苦鑽研，使得他的修車鋪極負盛名。
這位曾經想當畫家和棋手的年輕人成了“只要車子從他身邊經過，一聽發動機的聲音，他就立刻能知道這部車的發動機情況如何”的修車名師傅。
左宗申是一個把記憶留得很長的人，這種記憶綿長悠久又讓人反省。他後來回憶說：
1990年，一個朋友託我幫他買一輛三輪摩托車，我去了，發現等這家校辦企業供貨的人不少，很多外地客戶提來現錢拿不到貨。我問廠長這麼好的產品爲啥不多生產？那廠長回答說發動機供不上。
一個本不屬於左宗申的問題引起了左宗申的思考。抖掉菸灰，左宗申深思片刻，向那個校辦工廠的廠長道出了他的想法：“我給你10臺發動機，你給我10輛車。”左宗申和這位校辦工廠廠長達成了協議。
回來後，左宗申立刻買來原料組裝了10臺發動機，廠長如約給了他10輛車。
過了不久，廠長來找左宗申要他向他供應發動機。左宗申眼前一亮，一種搞企業的願望強烈地衝撞着他的胸膛。
“我們沒錢，萬一搞出來的發動機賣不出去怎麼辦?”
一個讓幾乎所有的創業者頭疼的問題浮了出來。
左宗申決定進行一番實地調查，揹着一臺建設廠生產的雅馬哈兩衝程發動機，跑了全國59個摩托車發動機生產廠。
考察的結果讓人興奮，發動機供不應求，這回左宗申心裏有了底。
有了基本的構思之後，就是較長時間的資本積累。
積累總是辛苦，但一想到今後的事業，也就不由得興奮了。
在經過10年技術和財力積累後，1992年，一間不顯眼的宗申公司成立了，左宗申有了自己馳騁的空間。他攢足了20萬元，又籌措了30萬元，成立了重慶宗申摩托車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一個修理匠就這樣邁進了摩托車工業的門檻。
左宗申開始改變歷史了。但跨進了辦企業的門檻，並不表明以後的路就很平坦。荊棘，一路都有。
在當時，國內的形勢對左宗申來說，並不樂觀。有人認爲“允許個體和私營經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滋生剝削階級和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這種思潮的傳播，使我國個體、私營經濟出現了大滑坡，以致1990年到1992年初，全國個體、私營經濟處於停滯不前的境況。
儘管在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是非標準，並且這年秋季召開的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但整個社會思潮並未很快就改變。
左宗申正是在這個時候，跨入私營經濟的行列，可謂喜憂參半。
在當年，“宗申”開發生產的70CC發動機在投放市場後效益奇佳。但嘉陵、建設、望江三家本地大型摩托車企業在市場上對左宗申的打壓，幾乎讓宗申公司喘不過氣來。
左宗申只有在沉默中靜靜地等待，等待機會的降臨。
不久，國家允許私營企業搞發動機。拿到摩托車發動機生產許可證後，左宗申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1994年、1995兩年，中國摩托車的發動機在市場的表現出奇地好，那兩年，幾乎所有生產發動機的企業都賺了錢。左宗申“打蛇順竿上”，抓住機會，也迅速完成了資本積累。
1996年，宗申摩托車組裝廠開工。
1997年，宗申取得了生產目錄，開始大舉進軍整車市場。這無疑是個很大的進步。
爲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宗申開始在各方面作了一些策劃。在產品開發方面：主要是以廣大農村市場爲產品定位，其次是以城鄉結合部、中小城市爲對象，然後纔是面向城市的純粹交通工具。還有一種，是面向先富起來的一批人作爲娛樂工具的摩托車。這4種車型又以農村市場爲第一大目標。
1998年11月，宗申集團掛牌成立。
後來，公司發展成爲集研究、開發、製造、銷售於一體的大型民營科工貿高科技“宗申摩托車集團”，躋身全國摩托車行業前10強。而他本人，則獲得“全國民營企業家傑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佳民營企業經營者”等一系列榮譽。
在營銷網絡建設方面，到1999年，宗申在全國設有33個片區總代理，9個分銷公司，並輻射到全國，基本上做到了每個鎮都有銷售點。統計起來，有了近3000個零售點。
左宗申在談到自己集團的摩托車隊時豪情萬丈，他說：“我們這支隊伍是在摩托車生產基地誕生的，有機構；有一個能運作的摩托車俱樂部；有市場。因此，是有前途的。我常想，我們又不比人家笨多少，爲甚麼人家能行的我們就不行，人家能參加的，我們就不能參加呢?中國人嘛，就應該爲中國人爭光!”
左宗申一開始選擇了市場發展之路，也是市場創造了宗申集團的輝煌。
市場經濟體制造福千萬人民
1993年12月1日，《人民日報》“紀念毛澤東誕辰100週年”專欄發表題爲《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弘揚爲人民服務精神》的文章。
文章指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要求我們必須樹立爲人民服務的思想。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經濟發展使大多數人能過上富裕文明、美好的生活，不僅在物質文明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而且在精神文明上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學習和吸收資本主義發展商品經濟的有關經驗，又要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商品經濟給社會帶來的種種弊端。
文章還說：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準則要求人們必須樹立爲人民服務的思想。我們實行的市場經濟所孕育出來的質量意識、服務意識和職業道德等，是和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聯繫在一起的。這就要求把優良的質量意識、服務意識、崇高的職業道德意識作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的價值準則，人們進入市場經濟各個領域時，必須是以優質的產品、優質的服務、高效率的工作，以主人翁的態度和責任感對待所從事的事業。而這些價值觀念都包涵在爲人民服務的宗旨之中。
文章強調指出：堅持爲人民服務應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和出發點。我們把爲人民服務的思想作爲發展市場經濟的根本宗旨，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且把廣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是這種“堅持爲人民服務”的宗旨，讓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入人心，活躍了市場，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當時，中國彩電三巨頭便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受益者。
創維集團董事長黃宏生、TCL集團總裁兼董事長李東生、康佳原掌門陳偉榮都是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78級的同學，曾經三星同輝。
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78級，同北京電影學院78級一樣，被外界評爲中國的“超級班級”之一，因爲它培養出了3位影響中國彩電業的企業家，被稱爲“華工三劍客”。
1978年高考時，3個從廣東邊遠地區來的年輕人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分別從惠陽、羅定和海南島考到了華南工學院無線電專業，當時陳偉榮考的是電工師資班，年齡較大，黃宏生和李東生則分別是班上的班長和學習委員。
在當年，考上大學時黃宏生和李東生都是18歲，陳偉榮比他們倆年長不少，也比他們成熟穩重，在學校對兩位小兄弟照顧有加。3人當中黃宏生最有冒險精神，也最有激情。年長的陳偉榮老成穩重，李東生則剛柔並濟。
不一樣的性格也成就了他們不一樣的人生道路。1982年，3人畢業後就各奔東西。
李東生選擇了回惠州老家，當時的惠州很窮，但李東生主動選擇了回惠州。
李東生後來回憶說，中學時曾經以陳景潤作爲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因爲從小學到中學，他的考試成績在全年級經常拿第一，他希望在大學的專業教育中也能出類拔萃。但是上大學後，他發現成績只處在中等水平，特別是第二個學期的一場疾病更使他在學習中明顯感到力不從心。
畢業時李東生做了一個更爲務實的選擇，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鄉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實事。
李東生被分配到惠陽地區科委當機關幹部，這是令許多人羨慕的“一杯清茶一支菸，一張報紙看半天”的清閒工作。
1989年，惠州市希望振興電子工業，於是李東生作爲骨幹調回TCL。此時，李東生手上沒甚麼資源，只負責TCL的香港業務，並打點他從工業發展總公司那邊帶回來的通力公司。
時隔不久，李東生看中了陝西彩虹的彩電生產許可證和一條停產的生產線。當時李東生囊中羞澀，又拉着另外一家公司三方合資，成立惠州彩虹電子有限公司，各佔三分之一股份。
這是一家只有40人的企業，但那時已算是惠陽地區跟電子沾邊的“大廠”了，也是以後發展起來的TCL集團的第一家企業。
憑着踏實、執著的工作態度，李東生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車間副主任、主任，28歲時被任命爲TCL通訊設備公司總經理，實現了自己事業上第一次飛躍。
與李東生一樣，黃宏生在上完高中之後也曾在農村插隊，據黃宏生後來回憶，那個時候，生活非常艱苦，上班和下班就是上山和下山，一天來回大概要走四五個小時，光是走路都把你給走死，所以我們非常羨慕拖拉機手。
但上大學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拖拉機手的理想永遠被他拋在了海南島的山間農場。
畢業時，黃宏生進入華南電子進出口公司工作。3年後，個人業績佔公司半壁江山的黃宏生被破格提拔爲常務副總經理，享受副廳級待遇。這一年他年僅28歲。
1988年，在同事的驚訝與嘆息聲中，黃宏生辭掉了令人羨慕的職位，隻身“下海”，到香港闖天下。
1988年，一個小公司“創維”在香港誕生。“創維”最先以代理電子產品出口邁開創業的第一步。在幾經挫折與磨難後，黃宏生把握住機會走上了彩電製造之路。
陳偉榮的經歷沒有兩位小兄弟傳奇，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深圳康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從一個普通技術員做起到董事總經理兼黨委書記，經歷了12個年頭。
不知是偶然還是命中註定，3個人雖然有着不同的成功經歷，卻走到了一個終點，都成爲了中國彩電行業的大佬。
1993年，陳偉榮率先發力，開始了全國版圖的擴張。20世紀的最後時間裏，陳偉榮的事業達到了頂峯。
康佳的總資產從1992年的549億元提高到2000年上半年的8913億元；其彩電產量在1999年超越長虹，成爲當時的“老大”。
康佳的產品，也從彩電擴展到手機、影碟機、冰箱等等。
湊巧的是，同樣是在1993年，李東生出任TCL集團總經理，自己掌勺做菜，開始甩開膀子大幹一場。
在TCL王牌大屏幕彩電面世後，公司利潤節節直上，1995年更是突破了7000萬元，最終成爲中國彩電業三大巨頭之一。
到後來的2000年，TCL終於確立國內彩電領先地位。2001年銷量全國第一，實現利潤35億元，效益列同行業第一。
李東生的第一招是“消費革命”：拿三四千元就可以抱回一臺TCL王牌71厘米大彩電，質量跟那上萬元纔買得到的畫王、火箭炮相差無幾，講求實惠的國人紛紛抱回家裏。僅在一次全國家電產品交易會上，訂貨總額就達到兩億元的天文數字。
與他的兩個同學相比，黃宏生是進入彩電行業最晚的一個。
1988年，黃宏生在從廣州到深圳的107國道上下定了自己創業的決心，因爲公路兩旁的繁榮景象使他相信，這個世界的確不同了。
下海後的黃宏生髮現創業是何其艱難！學理工的他開始從最簡單的電視遙控器做起。
1990年，創維的銷售額迎來了珍貴的第一個100萬，成爲了世界很多的電視機廠遙控器供應商。
此後的黃宏生面臨着事業的第一個瓶頸。在茫茫的黑暗之中，突然有一個機會降臨。在當時，作爲香港全球供應的兩大電視製造廠之一的訊科集團面臨倒閉。
黃宏生跟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朋友，他希望他們來創維，但當時的創維是一個100多人的小企業，待遇不很高，所以談判幾個月也談不成。怎麼辦？
黃宏生決定把15%的股權送給他們，換取他們的加盟，他們中有幾個人正式加盟了創維。經過一段時間的產品設計，1992年在德國的展覽會上，創維接到了兩萬臺電視機的訂單，接着第二批5萬臺……1993年後創維電視開始全面走向世界。
在後來的2000年4月，創維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融資10億港元，這爲創維贏得了寶貴的資金支持。2003年度，創維實現銷售額120億元，出口創匯兩億多美元，成績相當驕人。
1998年，TCL在離康佳總部300米遠的地方樹了一塊廣告牌。李東生的老同學陳偉榮不幹了，派人趕製了一個更大的康佳廣告牌，就堵在TCL集團的門口。
李東生召集他的銷售經理們一起去看看那塊牌子，他說:“這是我們的對手，大家需加倍努力。”
市場不相信眼淚，自然更不相信同窗之誼，原來的同窗好友還是在市場上兵戎相見了。他們3個的S手鐧被概括爲：黃宏生“一個一個挖人才”；陳偉榮“一項一項爭第一”；李東生“一個一個搞兼併”，當然這些手段很多都是衝着同學的企業來的。
在商海橫流中，三師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廣闊市場裏，三師兄是共創輝煌，競相發展，不斷爲彩電三巨頭增光添彩。
中央鼓勵農村產業化經營
1995年2月27日上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關領導李鵬，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出席這次會議。
在會上，與會者就如何搞好農業和農村工作等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
江澤民強調指出：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一定要正確處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全黨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更加重視農業和農村工作。
江澤民說，從1993年10月到現在，不到兩年時間，中央召開了3次農村工作會議。每次會議都強調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重要地位。中央爲甚麼反覆強調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爲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新課題，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如何把農業搞上去也是一個新課題，需要全黨同志認真研究和探索。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過程中，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既面臨良好的機遇，又面臨新的矛盾。
江澤民指出：
從這幾年的實踐情況看，由於思想認識和統籌安排問題還解決得不夠好，對農業保護和扶持的力度還不夠大，已確定的政策措施又沒有完全落實，工業與農業發展速度的差距、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都還在拉大。這三個差距如果繼續擴大下去，將會造成嚴重後果。一是農產品供求矛盾將會更加突出，牽動物價繼續上漲，加大通貨膨脹壓力。二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難以如期實現農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目標。這不僅會影響廣大農民的積極性，還將影響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三是如果農民購買力水平提不高，農村消費市場不能日益擴大甚至縮小，就會直接制約工業和整個經濟的發展。四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發展差距拉得過大，將導致貧富懸殊，導致整個經濟社會嚴重失衡。
江澤民說，上述情況說明，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宏觀調控，大力保護和扶持農業，促進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東部與中西部經濟協調發展，關係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關係整個現代化事業的成敗，關係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對這個重大問題，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中級幹部，務必要從全局的高度，進一步統一認識，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真正地而不是口頭地強化農業這個基礎，動員各行各業的力量，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促進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富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實現既定的奮鬥目標。
中央的政策，使億萬農民受益。從山東省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看出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深入人心。
1995年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山東省抓住時機，經過幾年的實踐，已有30％左右的縣市，主導產業和產品實行了產業化經營。
在起步較早的東部、中部地區，這種經營形式已佔主導地位。從產業和產品看，畜牧、水產、果品、蠶繭、菸草、花生、建材等一體化經營，進展較快，規模較大，有的已突破地域、所有制、行業界限，向大範圍、深層次、高水平發展。
以農產品加工、冷藏、運銷企業爲龍頭，圍繞一項產業或產品，實行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經營。龍頭企業外連國內外市場，下連農產品基地，基地連農戶，形成鬆散型或緊密型的利益共同體。
在山東全省最早實行肉雞產加銷一體化經營的諸城市“山東盡美食品有限公司”，幾年前是一個僅有100多職工的小型外貿企業，通過發放生產扶持金、實行收購保護價和雛雞發放、飼料供應、疫病防治、收購調運“四到門”服務，帶動4000多個肉雞飼養專業戶，年飼養肉雞2600萬隻。
到1993年底，山東肉類、糧食、油料、蔬菜、果品、水產品等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已發展到10220家，實現產值597億元、利43億元，帶動農產品基地5000多萬畝，連結農戶600多萬戶，佔全省農戶40％左右。我們從調查中看到，一個龍頭企業，既是一個生產加工中心，又是一個信息中心、科研中心、服務中心。
通過發展農產品市場，特別是專業批發市場，帶動區域專業化生產和產加銷一體化經營。
壽光市建成的蔬菜批發市場，年銷售蔬菜10億公斤，經營額8億元，產品銷往24個省市區的190多個大中城市，並在全國180個大中城市設立了銷售網點。
除山東外，還有18個省市的蔬菜在這裏轉銷，外埠蔬菜銷售量佔總銷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當時，這個批發市場已成爲全國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價格形成中心。市場的發育，帶動了基地建設，全市蔬菜總面積從1983年的15萬畝擴大到現在的46萬畝。
從利用當地資源，發展拳頭產品入手，逐步形成區域性主導產業。這種類型的龍型產業實體在山東中西部地區尤爲多見。處於中部地區的濰坊市的寒亭區，發揮傳統資源優勢，以鄉鎮爲區域，培植拳頭產品，擴大經營規模，形成產業羣體。全區建立起糧食、棉花、瓜菜、海水淡水養殖、豬鬃加工、工藝品、電熱毯、年畫風箏、皮革加工、草柳編織等15個主導產業，產值達15億元。
農村產業化經營所以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從根本上說，是由於這種經營形式有利於解決我國農村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面臨的幾個基本矛盾。
這種經營形式通過各種龍頭企業，在農戶與市場之間架起了橋樑，使農產品生產與國內外市場銜接起來，從而在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基礎上，把農村經濟納入社會化大生產的軌道。
萊陽市1991年以來，先後建立起14個農副產品加工三資企業，按國際標準組織蔬菜、果品的生產和加工，目前已有36個花色品種的蔬菜進入國際市場，1994年出口速凍蔬菜4萬噸、濃縮果汁2000噸，創匯3000萬美元，出口量連續三年居全國縣級之首。
每個龍型企業實體，爲了在市場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在選育良種、栽培管理、加工、貯藏等各個環節，都千方百計地引用處於世界科技前沿的高新技術和實用技術。諸城市菸葉復烤廠，是一個爲美國菲利普、摩利斯公司提供萬寶路香菸原料的外向型企業，他們採用最新的品種，科學的配方，先進的技術和現代化的加工設備，實行嚴密的現代化管理。
自1987年建廠以來，年復烤能力由20萬擔提高到160萬擔，出口創匯由600萬美元增加到2500萬美元。
實行產業化經營，通過龍頭企業把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規模經營聯結起來，形成較大規模的產業羣、產業鏈，是既保持家庭承包經營的穩定性，又實行適度規模經營的重要途徑。
諸城盡美食品有限公司扶持農民飼養肉雞，每戶飼養幾千只、上萬只，規模不算很大，而把各戶聯結起來，則形成上千萬只的飼養規模。我們從調查中受到一個重要啓示，農業的規模經營不應僅限於土地集中的規模經營，通過產業的組織和聯合，形成產業羣體，擴大經營規模，同樣是一條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規模經營的路子。
農村實行產業化經營，一方面，通過產業鏈的延伸，發展農產品加工、貯藏和運銷業，實現農產品的多次轉化增值，提高了農業比較利益；另一方面，通過採用科學技術，挖掘耕地潛力，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產出率。
按產業化組織發展農村經濟，打破了城鄉壁壘，促進了資源與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有利於實現城市的人才、技術、資金與農村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的優化組合，城市企業與農產品基地和農戶結成利益共同體，既支持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又擴大了企業的經營規模和輻射能力，爲加快城鄉一體化創造了條件。
企業是市場經濟直接受益者
1995年初，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城市化進程的規模和速度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的水平。
作爲建制城市正以每年近30座的速度遞增，當時已有建制市619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的發展起到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骨幹作用，同時也提出了進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改革城市管理機制，適應市場經濟發展，使城市建設與管理實現科學化、現代化與國際接軌的新課題。
城市品牌與企業品牌如果能夠實現互動，將會既有利於工商品牌的建設，也有利於企業更鮮明的、更強大的品牌力的建設。而互動的基點在於兩者品牌傳播價值點的契合。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隨着市場經濟的確立，中國本土企業如同雨後春筍，從各地冒了出來。
1962年，朱保國出生於河南，歷史上號稱“中原”的地方。他畢業於河南師範大學化學系，和同時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分配到河南新鄉市一個叫做“第五化工廠”的國營企業擔任技術員。
1990年，他到廣州參加廣交會，在朋友的力邀下，去深圳轉了一轉。當年的朋友沒有想到，這一轉，就轉出了後來的億萬富翁。
在當時，朋友對他大談特談這個南國熱土的種種好處，別的朱保國沒聽進去，但有兩條：深圳這個新興的移民城市，人人都很獨立，沒有盤根錯節的複雜的人事關係；第二是特區政府對小企業很放手。
就這兩條，讓在內地當了幾年廠長的他感覺到，就像是找到了夢想中的天堂!搞企業一定要在深圳搞的念頭，像電流一樣穿越他體內的每一個細胞。
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吹響了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號角。作爲河南新鄉一個化工廠的廠長，朱保國一直就對做企業有濃厚的興趣。時年30歲的朱保國毅然下海創業，“到深圳去就是想幹一番事業”，朱保國後來這樣說。
朱保國後來回憶說：
內地當時思想比較保守，所以我一定要把藥方帶到深圳來生產銷售。當時好幾個股東之間爭議很大，我還要一個一個地去說服他們。
1992年lO月，朱保國同幾位志同道合者攜着2000萬元來到深圳，1000萬元用於修建廠房，1000萬元用於購買設備、做流動資金，開始創辦深圳愛迷爾食品有限公司。
由於國家宏觀調控，銀根緊縮。企業面臨着資金困境，兩個多月過去了，員工們的工資仍無着落，人心開始渙散。
朱保國四處奔走，籌措資金，甚至以廠房和設備作抵押，以高息向私人借貸。
一天晚餐的時候，員工們正在飯廳，嘀嘀咕咕地發牢騷。朱保國於是召集全體員工，給員工們講了40分鐘的話。他說了自己的夢想，說了公司的發展前景，說了當前的困境，說了同舟共濟。
最後他誠懇地說：
在目前這種暫時的困難面前，何去何從，大家來決定，要散，我賣廠房，賣設備，一分錢工資都不少地發給大家，然後我們大家承認失敗；要留，我們只發生活費，勒緊褲帶，堅持走出困境，我保證不僅不少一分錢，並且利息照發！
所有的員工都震撼了，大家默默地接過生活費，重新投入工作中，企業終於渡過了危機。
朱保國並沒有想到自己的事業會發展得如此之快。1993年3月8日，太太口服液上市銷售，第一年賣了將近3000萬元，第二年賣了16億元。
1993年，第一批“太太口服液”投放市場，從此成爲中國女性耳熟能詳的品牌；1995年，深圳太太藥業有限公司成立；1996年1月，在中國保健行業率先通過英國和中國的IS09002國際質量認證。
1997年，太太藥業以28億巨資收購全國最大的抗生素生產廠家之一的深圳海濱製藥有限公司。
在以後的幾年裏，太太藥業連獲多項國際、國內大獎，並以其獨特的美容保健功效和良好的品牌形象深受海內外女士的青睞，在國內的知名度高達96％以上。
太太藥業銷售網絡遍及中國200多個大中城市，還遠銷港澳、新加坡、日本、韓國等海外保健品市場。
1991年歲末，吳一堅懷着對故土特殊的情感，回到了西安，創辦了金花房地產開發公司。
他打算在古城的繁華地段建造一座集商貿、娛樂爲一體的高檔豪華綜合大樓，併爲此進行了積極的準備工作。可上了一趟古城牆，他走訪了一個有20年工齡的老工人之後，他改變了主意。
市裏孤獨的幾座高樓，淹沒在一大片低矮破舊的居民住宅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老工人家裏看到的是3代5口擠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裏，客人來了竟無立足之地。這樣的住房特困戶在西安市就有9萬多戶，在全國城鎮中有550萬戶之多。
吳一堅似乎被某種東西觸動了，他決定取消商貿、娛樂大廈的建造計劃，爲住房困難的古城百姓建造萬間廣廈。
面對員工驚愕的神情，吳一堅認爲，從西安的現狀看，古城父老和市政府最需要解決的是住房困難。
吳一堅說：
市場經濟的要則是：人民需要就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吳一堅的第一個項目位於西安市北郊徐家灣的金花苑小區。爲了降低成本，他喫在工地，住在工地，嚴令節儉，親自監督，還在公司內部制定了用車、打電話、領用材料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建房成本被大大降低了。
很多人奇怪，他這樣“摳門”爲了甚麼？及至金花苑小區竣工銷售，金花報出了每平方米998元的全市最低價，令同行大喫一驚，令古城住房困難戶欣喜若狂時，人們才體會到吳一堅的良苦用心。
低廉的住房售價，這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福音！低價售房就是最符合老百姓心意的實在的貢獻。
1994年是國際住房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出了實施安居工程的號召，西安市委、市政府也制定了在1998年實現全市人均住房85平方米的發展目標。
吳一堅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及時推出“做安居工程的鋪路石”活動。金花公司拿出了每平方米1281元的現房，以790元的價格獎勵性地銷售給各條戰線的先進人物、殘疾人和住房特困戶，爲此，公司減少收入150萬元。
1995年6月，第二期“做安居工程鋪路石”活動如期展開，金花公司又拿出140套現房，獎勵銷售給老職工、老幹部、優秀中小學教師、新長征突擊手、公安幹警以及區級以上的勞模和無固定收入的特困戶。
吳一堅說：“今後金花公司新建造的住宅樓，寧願不掙錢也要全部作爲安居工程，獻給西安人民。”
吳一堅緻富不忘百姓，不忘政府，每年用來回報社會的基金就達4000萬元。
起步於上海浦東新區川沙新鎮界龍村的界龍集團，後來被稱爲“中國農村第一股”的“界龍實業”，曾經走過了一段不平常的路，可謂見證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軌跡。
“界龍實業”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小手工作坊，到70年代的村辦企業，再到90年代的上市公司，再到轉制之後的民營企業，牢牢紮根鄉土，實行村企聯動，後來成爲擁有26家企業、3000多名員工的中國包裝印刷龍頭企業集團公司，總資產和年銷售額均超過20億元。
在40年前的1968年，年僅22歲的費鈞德爲改變生活困境成立了一個小五金廠，1973年成立小印刷廠，費鈞德說，“1968年至1978這10年，我們是‘開關’廠，開開關關幾次反覆。”
到了第二個10年的1978年至1988年，由於國家改革開放政策，使企業獲得了穩步發展的機會,1000多名村民全部進入企業工作,到1987年，企業已經有了250萬元的淨資產。
由界龍集團控股的上海界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993年12月28日正式成立，1994年2月24日，界龍實業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作爲中國第一家由村辦企業改制的上市公司，界龍實業贏得了“中國農村第一股”的美譽。
圍繞着上市，界龍開始了第二次創業。通過上市，界龍不僅僅從社會上融到了寶貴的資金，而且更以此爲契機，從社會上引進人才，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把一個鄉鎮企業轉化成爲了公衆公司。
界龍集團爲當地農民提供了2500多個就業崗位，界龍村96%以上的村民都在界龍集團工作。
通過村企聯動，對村民職工進行教育、培訓以及現代生活指導，使原來以當地農村勞動力爲主的職工隊伍逐漸成長爲適應現代化設備技術、遵循嚴格規範的生產管理制度的現代企業工人。
從鄉鎮企業改製爲上市股份制企業，有人稱像足球隊從甲B升到甲A。
上市的界龍實業幾乎彙集了界龍集團所有的優質資產，此後，界龍實業以接近20%的速度前進，幾年之後，界龍實業的資本由當初的5000萬元擴大到了後來的11億多元。
1992年，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悄悄地在百慕大羣島註冊後不久，就以在國外而且是在世界金融中心紐約上市的第一家大陸企業而一舉成名。
仰融把華晨的前身、一家半死不活的國有企業奇蹟般地帶到紐約上市，使之成爲中國首家在美國上市的國有企業。
這個當時在中國第一任證監委主席劉鴻儒看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卻被仰融輕易操盤成功。
是仰融創造了中國國有企業海外融資第一案，也是仰融，開啓了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的先例。
界龍、華晨這些品牌企業只是經濟改革浪潮中的佼佼者，當時，還有無數企業在中央的關懷下，走向了自強之路。
到後來的2000年底，中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這是進一步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綱領性質文件，對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本書主要參考資料
《鄧小平》袁永松主編紅旗出版社
《鄧小平傳奇》裘之倬著廣東人民出版社
《轉折：親歷中國改革開放》吳思李晨著新華出版社
《中國經濟改革30年》王佳寧著重慶大學出版社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案例》張承耀主編管理出版社
《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童懷平李成關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中國改革第一人——鄧小平》衛煒王駿李乾元董武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領導集體與共和國經濟實錄》王瑞璞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
《中國經濟改革30年/源頭滄桑（20個第一）》王佳寧著重慶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