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世無坦途多波折
經過一段積極籌備和艱苦工作，這年８月的一天，上海共產主義者在陳獨秀住處召開會議，決定發起建黨。經過大家的熱烈討論，一致推舉陳獨秀擔任黨的書記。
這個小組，實際上是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上海發起組織成立後，陳獨秀約李大釗在北京組織；通過國民黨人、山東省議會祕書長、曾經銷《新青年》的王樂平，經常去購閱《新青年》的王盡美和鄧恩銘在濟南組織；約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武漢組織除陳獨秀派劉伯垂去外，李漢俊也去做了工作。這樣上海的組織事實上成了一個總部，各地組織是支部。組織名稱開始叫“社會黨”，陳獨秀致函李大釗和張申府，詢問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李、張商量後明確回答：“共產國際的意思是就叫‘共產黨’。”
“好！叫共產黨就叫共產黨！旗幟鮮明，中國要走俄國革命道路！”陳獨秀接到李大釗覆信後，高興地說。
８月底，來上海躲避北京反動勢力麻煩的張國燾，在陳獨秀家裏住了近一個月，由滬返回北京。陳獨秀要他將上海的建黨意見轉告李大釗，即“上海小組將負責蘇、皖、浙等省的組織和發展”，希望李大釗“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發展”。李大釗聽了張國燾的轉達意見後，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認爲上海所擬要點都是切實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發動起來。從此，南陳北李高舉大旗，攜手創建中國共產黨，共寫“開天闢地”的雄文。
陳獨秀在籌建共產黨時，如飢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但著作的中文譯本太缺乏了，爲此在１９２０年初他親自抓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工作，他委託惲代英翻譯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階級鬥爭》。李漢俊翻譯了介紹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一書，１１日，又出版了新青年叢書第一種，即李季海的克卡林《社會主義史》。這些著作，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對創建中國共產黨以及對於共產黨員及青年團員確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起了極大的作用。後來，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還談到當時“有３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３本書就是《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史》。
與此同時創辦《共產黨》月刊，這是上海發起組在中國樹立起的第一面大旗，由李達任主編，動員沈雁冰等爲商務印書館寫稿，稿費全部作爲黨費，用於編輯《共產黨》，使其日益成爲各地共產主義者的必讀教材；又將《新青年》改爲發起組機關刊物，全面介紹蘇聯現狀，澄清了人們對蘇俄的誤解和謠傳，揭露了誣衊社會主義革命的無恥讕言，起了旗幟作用。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底，陳獨秀應陳炯明的邀請到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到職之前曾寫信給李大釗商量是否應去廣州。李大釗覆信認爲：“領導廣州教育工作，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廣泛帶到廣東去。可以在那裏發展共產主義小組。”
陳獨秀臨去廣州前，對上海方面作了安排，決定由李漢俊代理上海發起組書記，並約李達深談了一次。
傍晚時分，二人步到黃浦江畔，尋一個僻靜之處坐下來。
陳獨秀掖了掖灰色圍巾，仰臉面向暮色朦朧的天空，陷入沉思。
“鶴鳴，”陳獨秀半天才沉吟道，“上海的局面剛剛打開，我本不應該走。但考慮到廣東三番五次邀我南下，一再推卻，恐不太好。前不久，守常來信，說及北京黨小組的工作形勢很好，發展很快。潤之、玉衡等收到我的去信，在長沙已建立了小組，而且工作出色。漢俊已寫信給董必武，我也委託劉伯垂去武漢建黨。濟南的瑞俊、恩明也正着手準備。現在廣東還是個薄弱環節，我想趁這次機會，在那建立組織。我已和陳公博、譚植棠取得聯絡，待我到達後，再與他們具體協商。”
陳獨秀見李達聆聽不語，將臉龐向他靠得更近，壓低聲音道：“根據目前上海的情況，不僅要積極開展黨的工作，發展新生力量，而且還要堅決回擊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繼續肅清他們的餘毒。這一重任，非你莫屬。希望你克服一切困難將《共產黨》辦好，把守住這塊陣地，進一步擴大馬克思主義在全國的影響。”
李達認真地點了點頭。
一對綿綿情侶從他們面前依偎走過。陳獨秀忙將話題轉向別處。他發現李達衣衫單薄，直打寒噤，便欲將自己的大衣脫下給他。李達連忙拉住：“我不冷。”
陳獨秀再次深情地望着自己年輕的朋友，心裏油然生出幾分快意。幾個月來，他們朝夕相處，在共同奮鬥中更加深了相互的瞭解。李達那淵博精深的知識、堅定不移的信念、喫苦耐勞的精神、不屈不撓的鬥志、光明磊落的胸襟和敢於直面屠刀的膽略，已深深取得了陳獨秀的信賴和尊重。他望着他，兩顆心貼得更緊。待陳獨秀環視四周發現無人後，說：“鶴鳴，上海小組書記決定由李漢俊代理。漢俊確實理論出類拔萃，工作成績卓著，但他對無產階級缺乏深刻的認識，對無產階級革命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而且又固執己見，有時難免做羣衆的尾巴。所以，我對他還是放心不下。”
陳獨秀的話，使李達爲之一震，幾個月來，雖然他發現陳獨秀和李漢俊之間有時意見存在很大分歧，但從陳獨秀的話中已聽出，他對李漢俊已有了成見。這在黨的初創階段真是一種潛在的危險。當然，陳獨秀由於在五四運動中的突出成就，已對全國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產生巨大影響。他的形象就是黨的形象，他的得失就是黨的得失，人們已不自覺地將他看成中國革命的舵手。但是，李達也深知，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建黨過程中，陳獨秀也暴露出一些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如不及時糾正，也許會給中國革命帶來意想不到的危害。作爲一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鼓舞了他的勇氣。他望着顯然有些激動的陳獨秀，言真意切地說：“仲甫兄，談及這個問題我還想說幾句。雖然漢俊在有些理論問題上不無偏頗，但您對羣衆的力量，也要有足夠的估計。我認爲，在這方面，長沙的毛潤之見地極當。他……”
“好了，”陳獨秀打斷了李達的話，有些不耐煩地說，“我們暫且不談這個。不過，鶴鳴，要知道羣衆心理都是盲目的，……”陳獨秀抬腕看看錶：“走吧，天不早了。”
李達聽到的是黃浦江的濤聲，同時，感到了波濤下面的暗流。兩人一路上再也沒說甚麼……
陳獨秀風塵僕僕的到達廣州後，住在大東酒店，不久即遷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龍里九曲巷１１號３層樓房的第２層，自喻雅號爲“看雲樓”——“看雲樓”裏看廣州風雲。當時廣州無政府主義思潮氾濫，陳獨秀奮起批判和鬥爭。在他的直接領導下，１９２１年春，成立了廣東支部，黨員有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陳獨秀爲書記。在成立支部時，陳獨秀還特地指出，不能讓無政府主義者參加，共產黨組織內部的情況也不能給他們知道，廣東支部的成立，給了無政府主義者當頭一棒。
李達、李漢俊等函電交馳，屢催陳獨秀及廣東代表赴滬參加“一大”。此時，陳獨秀因兼預科大學校長，正在急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如果他不在，此事就不好辦。於是，他在譚植棠家召集廣東黨員開會，他首先表示不能赴滬，特指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
陳獨秀因事不能赴滬參加“一大”會議，令“一大”與會代表無不感到遺憾，然而，他對建黨及“一大”召開十分關心。早在１９２１年２月，他親自起草了一個黨章寄到上海，主張黨的組織採取中央集權制，李漢俊看後甚爲不滿，說陳獨秀“要黨員擁護他個人獨裁。”
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並起草了另一個黨章，主張地方分權，中央只不過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陳獨秀看了李漢俊這個草案大發雷霆，滿肚子的不高興，拿起筆來又覆信上海，說“上海的黨員反對他”，信中還羅列了李漢俊條條錯誤，指責他在代理書記期間工作不力，立場不堅定。最後奉勸李達要明辨是非，按照他制定的原則進行黨的組建工作，決不能和李漢俊搞在一起。
李達放下信箋，心情愈發沉重。李達和李漢俊是多年的老友，相似的奮鬥經歷，使他們在共同的理想道路上，緊密聯繫在一起。李達忘不了，李漢俊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熱烈歡呼十月革命的滿腔革命熱忱；忘不了，兩人攜手奮戰，共同對付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那些日夜；忘不了，當德文程度不高的他在翻譯《唯物史觀》遇到困難時，李漢俊所給予的大力幫助；更忘不了，李漢俊對黨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把董必武這樣一個前清秀才，幾經周折後終於引上革命道路。李漢俊和陳獨秀同樣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盛名，如果二人龍虎相爭，勢必兩敗俱傷，給剛剛興起的黨的事業帶來巨大損失。
他清楚自己必須想方設法去阻止黨內產生使親者痛、仇者快，甚至自毀長城的內訌，尤其是在黨的組建剛剛開始，各方面都還不穩固、不成熟的關鍵時刻不能逞一時之勇，搞黨內分裂。因此，李達一面力勸李漢俊正確對待同志間意見分歧，一面寫信給陳獨秀，謹慎地指出他某些錯誤，希望他以大局爲重，原則性問題不要感情衝動，枝節問題可作出讓步，以維護同志團結。李達斡旋於陳、李之間，極力彌合他們之間的裂痕，只盼能摒棄前嫌，重歸於好。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產黨》週刊因經費奇缺無法辦下去，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從《新青年》每月一百多元的收入中，擠出一點墊給《共產黨》。而陳獨秀卻認爲《新青年》是他自家花圃，《共產黨》現由李漢俊主管，趁機給李漢俊施加壓力，不肯出錢。
李漢俊被徹底惹怒了。他不僅撇下《共產黨》不管，而且將黨內名冊和文件一古腦交出，死活不肯再擔任代理書記，並憤然聲稱：“我要和陳獨秀決裂！”
羣龍無首。面對已經發展的革命形勢，難道能讓建黨工作因此而中途擱淺？在這緊要關頭，上海黨組織召開臨時會議，在李漢俊極力舉薦下，決定要李達代理書記。陳獨秀也來信表示同意。李達出於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出於對黨的前途命運的長遠考慮，毅然承擔起這一重任。
從此，李達的擔子更加繁重。他對黨內每一項工作事必躬親，一絲不苟，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李達領導下，不僅沒有渙散，而且更加團結和堅強。
鑑於此次風波，陳獨秀在陳公博、包惠僧臨行赴滬時，又寫了致“一大”代表的信及向大會提出關於黨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意見，要求大會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
“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指導，三曰紀綱，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羣衆政權問題。”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從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中，意識到建立一個列寧式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重要性。他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５日發表在湖南《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中說，俄國革命所以能成功，在於“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有時機，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衆，一呼而起，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
毛澤東接到蔡和森從巴黎來的信，看後十分高興，對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他在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的覆信中說：你的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並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象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動搖。”信中向蔡和森傳遞了國內有關建黨活動的信息說：“黨一層，陳仲甫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發起組織長沙中韓互助社，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的又一項重大活動。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４日，毛澤東、何叔衡、賀民範等２８人發起組織長沙中韓互助社，目的是爲了支持朝鮮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毛澤東擔任了中韓互助社通信部中方主任，何叔衡任宣傳部中方主任，賀民範任經濟部中方主任。社址設在船山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