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建共產主義小組
爲了在思想上爲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準備條件，李大釗加緊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在北京大學經過與北大學生鄧中夏等人醞釀，祕密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會以北大學生爲主，參加者有高君宇、羅章龍、何孟雄、劉仁靜等人。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該會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啓示，公開了該會的組織，研究會通過校長蔡元培爭取到兩間房子，作爲活動場所。這兩間房子被稱作“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書齋”，後來“亢慕義齋”就成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代名詞。
研究會設有圖書室，收集了許多種中、英、日、德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蔘考，還將會員分成若干小組，深入討論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十月革命的各種問題。他們定期舉辦講演，邀請李大釗、高一涵、陳啓修等人，就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世界政治形勢作定期報告，還舉辦辯論會，進行公開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在辯論會上，李大釗常常被邀請作評判員。
有一次，研究會舉辦關於“社會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的辯論會，參加者有好幾個大學的學生和教員，辯論十分激烈。最後聽衆都想聽一聽當代馬克思主義專家的意見，一時滿場俱寂，李大釗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講臺，手裏拿着一頁筆記大綱，用唯物史的觀點來解答。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指出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不是人的意識和感情所能左右的。
通過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各項活動，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同時也鍛鍊了大批青年學生。
李大釗還積極幫助外地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組織。１９２０年秋，在李大釗幫助下，天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李大釗也曾派陳爲人到濟南，同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建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建立起聯繫。
１９２０年７月，李大釗正式擔任北京大學教授職務。他在北大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要論”、“社會主義”等課程，還到女子高等師範、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兼課。他積極向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利用講壇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大釗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開始致力於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早在五四運動前，李大釗寫下《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一文，對唐山工人“尚不及騾馬”的悲慘生活表示深切同情。這時，他更對無產階級予以極大關注，他指出：“現在勞工階級、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爲橫的組織，以反抗富權階級、資本階級是現今世界的趨勢。”他明確提出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羣衆相結合，作民衆運動的嚮導。
隨着馬克思主義的不斷傳播及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開始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相結合，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這一任務也提到了歷史日程上來。此時，李大釗常同陳獨秀書信往來，討論建黨問題。
１９２０年８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創建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月底，張國燾從上海回到北京，帶來了陳獨秀關於建黨的意見。李大釗積極贊同，並開始進行建黨的具體活動。
同年１０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參加者有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黃凌霜等人。由李大釗從自己工資中拿出三分之二作爲小組活動的經費，小組還經常在李大釗的辦公室和家裏這兩個地方開會。後來，在李大釗領導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將黃凌霜等無政府主義者清了出去，純潔了組織。並爭取何孟雄等人放棄了無政府主義立場，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小組還吸收了鄧中夏、高尚德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一成立，在李大釗領導下，立即投入了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道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小組創辦了《勞動者》週刊。它是對工人階級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通俗讀物，很快在長辛店等地流傳，很受工人歡迎。１９２１年１月，小組在長辛店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李大釗經常給予指導。鄧中夏、張國燾等人常去講課，向工人進行社會主義宣傳，並藉此接近工人，培養工人骨幹，在李大釗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啓發下，北方工人的階級覺悟提高很快。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長辛店１千餘工人舉行了紀念五一勞動節的羣衆大會，會後進行示威遊行，併成立了工會組織。
繼上海、北京共產主義的小組成立後，濟南、長沙，廣州、武漢等地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法國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也建立了這樣的小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也得到進一步結合。建黨的時機已經成熟。
陳獨秀、李大釗兩位歷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繼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歷史的進程中，已成了共產黨發起組織的前身。中國共產黨的組建，是中國社會矛盾的必然產物，是中國先進分子的自覺要求與行動，因而籌建進程日益加快。到了６月中旬，天氣漸熱、人心更熱，形勢需要，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５人開會，正式籌備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爲書記，並起草黨綱十餘條、提出“用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爲革命手段”。
但是，黑暗的軍閥政府視馬列主義爲洪水猛獸。對馬列主義的傳播者大加摧殘和迫害，給基層工作的開展帶來很大困難。正當陳獨秀等感到對建黨理論掌握不夠時，年輕的馬列主義理論家李達的日本歸來，不啻是場及時雨。
李達，字永錫，號鶴鳴，１８９０年生於湖南省零陵縣灌塘口一個佃農家庭。
李達幼年時期，清王朝已如日薄西山，風雨飄搖。儘管全家人早耕夜織，累死累活，可到頭來，金燦燦的穀子一擔擔進了地主的“豐豫倉”，李家還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李達是衆多兄弟姐妹中唯一能夠上學讀書的幸運兒。
李達從小就很勤奮。他效仿“囊螢鑿壁”、“懸樑刺股”精神，日以繼夜、孜孜不倦地發憤苦讀。
功夫不負有心人。李達剛滿１５歲，就以優異成績考入永州中學，並獲得公費待遇。
李達不僅品學兼優，而且從少年時期就懂得愛憎分明，幼小的心靈萌發着愛國的種子。
一天，李達和學友蔣國勳等突然接到一封寄自長沙的來信，裏面有一張“徐特立斷指血書”的文字。讀罷，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
信中談到，湖南辰州發生了一樁教案。事後，賣國政府爲討好帝國主義，規定辰州人５年內不許考科舉，還慘S了一名與教案有關的中國人。當地知縣只因收屍時哭了一場，便被罷官。徐特立先生在給修業學校的學生作時事講演時，痛陳這一國恥，聲淚俱下，悲憤至極。演講完畢，他到廚房操起一把菜刀，當場剁下一個手指頭，寫了一張血書，藉以表達對帝國主義和賣國政府的無比憤慨，以期喚醒國人同仇敵愾、保家衛國之志。
徐特立先生這一壯舉極大地激發了李達和同學們的反帝愛國熱情。李達當即發出呼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應該向徐特立先生學習，不容列強凌辱中國。”並提議說：“我們將這封信向全校師生宣讀，然後以抵制日貨和練軍事操的實際行動聲援徐老先生。”
說幹就幹！同學們紛紛跑向教室和寢室，翻箱倒櫃，把所有日本製造的文具用品找出來，集中堆放到學校操場上，付之一把火——一把愛國主義的熊熊烈火。
烈火“嗶剝”作響，李達和同學們團團圍住火堆歡呼雀躍。轉眼間，日貨在歡呼聲中化爲灰燼。
然而，第二天，學校發給每個同學的一套文具仍是日本貨。李達和同學們拒絕接受，嚷嚷着堅持又要焚燬。校長只得出面，用近乎於哀求的語調勸道：“同學們，不要再燒了！我們國家窮，工業落後，文具用品只好暫時用外國貨……”
李達和同學們聽了倒抽一口涼氣：真是奇恥大辱！但又有甚麼法子呢？中國實在是太落後了！落後就要捱打，這普通的道理深深地滲入李達的心中。
１９１３年，李達以優異成績考取湖南留日公費生，進入了日本最著名也最爲當時留日學生所仰慕的第一高等學校。他想借着這個機會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實現救國救民的宏偉願望，因而起早貪黑，努力學好每一門功課。但事與願違，由於中國已經成了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吞噬的對象，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殘酷統治下，且不說發展實業和科學，就連民族獨立、主權完整也談不上。
在日本留學期間，李達和其他中國學生飽嘗了不堪忍受的欺凌侮辱。學校教師大都瞧不起中國學生，就連街上的小孩子也罵他們是“東亞病夫”。報刊雜誌充斥着侮辱中國和掠奪中國的叫囂，中小學上地理課竟以一頭瘦豬來代替遼闊中華。炎黃子孫被當作賤民，走到哪裏都抬不起頭來。李達和留日學生的人格尊嚴受到嚴重傷害，在深感屈辱的同時，強烈的反日情緒在他們心底滋長着。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李達對他所追求的所謂“實業救國”產生了懷疑。中華民族已如同砧案之肉任人宰割，如果再尋找不出新的出路，亡國命運將在劫難逃！那麼救國的出路究竟在哪裏？中國的前途究竟在哪裏？李達就像一個在漫漫長夜裏摸索徘徊的棄兒，眼前茫茫漆黑，心頭極端苦悶。
正當李達爲找不出救國出路而彷徨鬱悶時，“阿芙樂爾”號一聲炮響，猶如一聲春雷，將歐洲大陸乃至整個世界深深震撼。以列寧爲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一夜之間將俄羅斯帝國來了個兜底翻，昔日當牛作馬的勞苦大衆開始掌握政權。李達從日本報紙上知道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消息，知道了赤色旗幟下“過激分子”所實行的“過激主義”竟使得不可一世的沙皇政府、堅如磐石的帝國統治土崩瓦解，猶如遙望到了黎明的曙光，心中瀕臨凋萎的理想之花又在春風中悄然復甦。
李達開始留心報紙及其它途徑傳來的有關信息，明白了所謂“過激分子”和“過激主義”就是布爾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布爾什維克主義就是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李達深深被這一新鮮理論所吸引。他要了解馬克思和列寧究竟開出的是何種靈丹妙藥，能使病入膏肓的國家和民族起死回生。從此，李達開始如飢似渴地研究這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並拿起所掌握的理論武器，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陣地。
１９１８年５月，段祺瑞政府屈於日本帝國主義的Y威，不顧中國人民反對，同日本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使日本可以在中國的北滿等“軍事行動區域”內設置諜報機關，並令中國地方官員盡力協助；還規定日軍進攻蘇俄時，中國軍隊應納入日軍司令指揮下，其實質就是使中國軍隊成爲日本的僕從軍。
李達和留日學生聞聽此事，立即行動起來，於東京舉行集會遊行，憤怒抗議段祺瑞政府的無恥賣國勾當。中國人民的“五·七”國恥紀念日前夕，爲了進一步商討反日救亡大計，李達等召集留日學生代表在東京神田的維新飯店舉行了祕密會議。正當會議進行之時，日本警方几十人與數名偵探持刀闖入，不問情由，拳打腳踢與會人員。一時桌翻椅倒，杯盤狼藉，數十名學生代表被打傷或抓走。李達再也按捺不住滿腔怒火，立即和李漢俊、黃日葵等率領同學們紛紛罷課，並發表通電，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趕回祖國。他們以北京爲大本營，派代表四處宣傳聯絡，決定到“總統府”請願，控訴在東京所受的種種欺凌和屈辱，聲討帝國主義的種種暴行。
李達和留日歸國學生，聯合北大、高師、高工等校學生幾千人，聚集在新華門“總統府”前，堅決要求取消喪權辱國的《協定》，並向當時北京政府的代理“大總統”馮國璋遞交了請願書。
但是，由於這次請願活動時間匆促，準備不周，請願學生在思想覺悟和鬥爭方式上不無幼稚，在段棋瑞政府反革命兩面派手段的軟硬夾擊下，沒有達到預期目的。請願鬥爭的失敗，給李達很大刺激。痛定思痛，他向同學們抒發自己的感受：“要想救國，單靠遊行請願是沒有用的，只有像俄國那樣，動員人民起來採取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反動政府。”李達深切地悟到，走俄國人的路，就要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李達回到東京後，毅然放棄理科學習，用全部精力和時間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進一步探討俄國人民的革命道路。
當時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介紹支離破碎，而且這些零碎介紹又受到反動當局書報檢查機關的禁止和刪削，人們無法系統地瞭解馬列主義。李達克服種種困難，學習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經典著作以及介紹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剩餘價值學說和階級鬥爭學說的文章，初步掌握了馬列主義真諦。
經過深思熟慮和精心準備，李達毅然離開日本，踏上征程——“回國尋找同志幹社會革命”。
輪船汽笛一聲長鳴，將李達從遙想中驚醒。面對茫茫大海萬頃波濤，他彷彿隱約看見傷痕累累的祖國，不由得一陣悲憤，一陣心酸，恨不能插上雙翅，飛身找到李大釗、陳獨秀這些已在國內勇敢戰鬥的戰友們，和他們並肩作戰，早日砸碎緊箍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沉重鎖鏈！李達似乎已完全忘卻連日來的風雨折磨和旅途疲憊，渾身充滿了勃勃生氣。迎着海風，他猛地解開襯衣的紐扣，露出赤裸裸的胸膛。
這時，濃雲開始消散，海風變得溫和，海水也漸漸趨於平靜。幾道晚霞從沉重的雲隙中擠射出來，映得遠近海面波光粼粼。一隻矯健的海燕，繞着客輪盤旋幾周，朝倚欄而立的李達歡快地嗚啾兩聲，便展翅飛向那水天相連處。李達注視着遠去的海燕，燥熱的身軀內似乎不知不覺注入了一股涓流。他長長吁了一口氣，嚴峻的面龐上露出一絲深情的笑意。
李達在上海港碼頭下了船，不顧一路顛簸勞頓，僱了一輛人力車，急切切向老漁仁裏２號的《新青年》社趕去。
他要立刻拜見陳獨秀先生。
上海的天氣說變就變。剛纔還是烈日當空，一忽兒卻下起了急促的太陽雨。李達酬謝了人力車伕，趕快躲進一家劇院的檐下去避雨。他抖落身上的雨花，突然聽到場內傳來一陣熱烈的掌聲，不覺好奇地向裏張望。
舞臺上懸掛着一盞汽油燈，乳白的燈光下並排坐着幾個年齡各異的女性。一位學生模樣的女青年正熱情激昂地作着演講，她的神情和話語就像磁石，吸引住了臺下數百名聽衆。
李達無心細聽下去，看看陣雨將停，便拎起簡單的行李向目的地奔去。
雨後的空氣涼爽宜人。李達經人一路指點，快到傍晚時分，總算摸到了老漁仁裏２號。
這是一座不大的法式建築，上下兩層，院門已呈破敗之相。李達抬頭看清門牌號碼，正準備按鈴，背後卻響起一個清脆的聲音：“先生，您找準？”
李達回過頭來，眼前站着一位不到２０歲的年輕姑娘。她白衣黛裙，頭髮剪得很短，俊俏的面龐上，兩隻動人的眸子流露出警惕的目光。這不就是剛纔在劇院裏演講的那個女青年嗎？
李達禮貌地一笑：“對不起，請問陳獨秀先生是在這裏住嗎？”
女學生上下審視着他：“您是——”
“噢，我叫李達，剛從日本回國，特意來拜訪陳先生。”
“您就是李達？”女學生不禁脫口而出。她重新打量着眼前這位氣宇不凡的陌生人，似乎要得到千真萬確的證實。
“久仰李先生大名。您在日本求學期間，寫了那麼多有份量的文章支持國內革命，真讓人可欽可佩。”女學生激動得像只快活的小燕子，發自內心地讚美道。
一位年輕女性的誇獎，倒使得李達頗有些不好意思。他搖搖頭，謙遜地說：“我不過做些該做的事而已。”然後問：“您是——？”
“我叫王會悟，在上海女界聯合會工作。”王會悟一邊回答，一邊領着李達向院內走去，“我帶您去見陳先生，他就住我們樓上。”
李達隨着王會悟向二樓拾級而上。馬上就要見到被譽爲“學界重鎮”的“思想領袖”，見到被敬爲“青年界之良師益友”、“青年界之金針”、“青年界之明星”的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他有多少話需要訴說，他回國不就是要尋找這樣的革命同志嗎？
王會悟叩開二樓的一間房門，興奮地喊：“陳先生，您看誰來了？”
李達跨進門去。佈置得幽雅有致的客廳裏煙霧繚繞，五六個人團團圍坐，大概正在開會，聽到王會悟的聲音，不約而同迴轉頭來，注視着來客。
王會悟發現大家驚疑的目光，“咯咯”地笑起來：“這就是你們常常提起的李鶴鳴先生呀！”
衆人驚喜過望。其中正在伏案疾書的一位將手中的管筆一擲，上前一步，擂了李達一拳，然後熱烈地抱住他的肩膀：“鶴鳴，是你呀！兩年不見，我差點都認不出啦！”說着哈哈大笑。
李達捂了捂左胸，一股暖流直往上湧：“漢俊，北京別後，我到處打聽你的消息，你倒先入爲主了。”這對昔日的戰友又擁抱着仰笑起來。
一位斯斯文文，眉宇軒昂，饒有學者風度的中年男子站起身，上前緊緊抓住李達的手，滿面春風地連聲道：“歡迎，歡迎！鶴鳴先生，我們可把你給盼來啦！”
李達也興奮不已。無庸置疑，眼前這人就是他爲之歌頌的“鼓吹新思想”的陳獨秀了。在這以前，雙方雖未曾謀面，早已互相傾慕。今日相見，大有一見如故、相逢恨晚之感。
陳獨秀熱情地向李達介紹在場之人：“這位是沈玄序先生、陳望道先生、俞秀松先生……”
李達一一同衆人握手，然後大家重新落座。王會悟倒了杯開水端到李達面前，他正欲致謝，陳獨秀忽然想起了甚麼，馬上又站起來，指着王會悟說：“我還忘了向鶴鳴先生介紹我們的女中豪傑、巾幗英雄呢！”
李達微笑不語。王會悟早已羞得滿臉桃紅，連忙扭過頭去，孩子似地嘟噥道：“人家早就認識了。”
陳獨秀和衆人眼神相織，都哈哈大笑起來。
寒暄過後，李達便急不可耐地要求工作。陳獨秀略加思索，臉色嚴肅起來，他向雪中送炭的李達簡要介紹國內革命形勢。
聽了陳獨秀的介紹，李達更無法掩飾自己激動的心情。他向大家彙報了日本的一些情況後，話鋒轉向對建黨的一些看法。他說：“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像領導俄國革命那樣的共產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頭腦，應是由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有嚴密紀律的無產階級戰鬥堡壘。”
陳獨秀聽了，深邃的眼睛久久盯着這個年輕人，目光中充滿了信任、感激和希望。他在屋內來回踱着步，然後走到窗前，一把拉開緊閉的窗簾，推開窗戶，凝望着已沉入夜色中的大上海。半晌纔回過頭來，對李達說：“經過五四運動，國內已有相當數量的先進知識分子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各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和個人如雨後春筍。長沙的毛澤東進行了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還和在法國的蔡和森討論了建黨問題。另外，武漢的董必武、濟南的王盡美、廣州的譚平山、法國的張申府等也已開始醞釀建黨。最近，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來到上海，我們商討了建立共產主義組織的問題。守常也寫信認爲，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已經具備。”說到這兒，陳獨秀話語突然閘住，炯炯的目光掠過在場之人，最後落在李達臉上。良久，才懇切而堅定地說：“鶴鳴，我和漢俊正在商量籌建中國共產黨，想邀你做發起人之一，不知你是否願意？”
“是否願意？”李達反問一句。他回顧自己這些年來所走過的路：從“教育救國”到“實業救國”，又到堅信馬列主義這一根本轉變，凝結着他全部的愛國熱情和救國希望，凝結了他多少苦苦追求和鬱悶惆悵。他在茫茫黑暗中痛苦地摸索，而今，終於遙望到黎明前的曙光，他才捨身忘死、毅然決然地返回祖國。面對理想的召喚，他還有甚麼可猶豫的呢？
李達覺得自己的呼吸有些急促。他用期待和感激的眼光迎視着陳獨秀，斬釘截鐵地回答：“爲了共產主義的陽光普照華夏，我李達赴湯蹈火，義無反顧！”
陳獨秀再一次緊緊握住李達的手。
一直在旁邊靜靜傾聽的王會悟向李達投去了敬慕的目光。
從此，李達在老漁仁裏２號住了下來。他時常和陳獨秀、李漢俊等徹夜長談，開始着手於具體的建黨準備。並以留日學生會理事的身份，在博文女校參加了中國學生聯合會的領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