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石流預警那天，景區大巴翻進山溝，我和雙胞胎姐姐被困在車廂兩頭。
救援隊破窗的時候，我爸衝上去抓住隊長的袖子：
“我女兒在最後一排！穿粉色羽絨服那個！”
我媽跪在碎石上磕了三個響頭：
“先救後面的，她從小貧血，求求你們！”
隊長扭頭問：
“車上還有沒有其他傷員？”
我爸急得跺腳：
“就一個！就我閨女一個！”
我在車廂前半截，被座椅卡住右腿，額頭上的血糊了滿眼。
我張嘴喊了一聲“爸”，聲音被鐵皮擠壓的聲響蓋住了。
最後是陌生乘客幫我掰開了卡腿的椅背，把我從破碎的擋風玻璃那裏拖出來。
我一瘸一拐走到救援點，姐姐已經裹着保溫毯坐在擔架上了。
我媽一邊給姐姐喂水，一邊哭着說：
“再也不出門旅遊了，嚇死媽了。”
我爸半蹲着幫姐姐脫被泥漿泡爛的鞋，手都在抖。
醫生掃了一圈，注意到我：
“這位小姑娘，你腿上的傷必須縫針。你的監護人呢？”
我站在原地，看着姐姐被三個人圍在中間，像捧着甚麼稀世珍寶。
“醫生，我沒有監護人，麻煩你幫我縫吧，我不怕疼。”
那年我和姐姐一模一樣的臉，一模一樣的血型，一模一樣的基因。
唯一不一樣的是，
她沉下去的時候有人撈，我沉下去的時候，只能自己游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