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死後,我終於學乖了。
我不再趁顧清明睡着後,偷偷把他案頭的卷宗按緊急程度分好,還貼上手寫標籤;
不再把他電腦裏亂成一團的庭審筆錄一份份整理歸檔,連錯別字都順手改了;
不再在他連着開了一週庭、嗓子徹底啞掉後,驅車三百公里去茶園買上好的羅漢果茶,泡好端到書房,盯着他必須喝完。
顧清明卻發了瘋。
“穀雨,你是不是還在怨我?”
“你要是怨我,你直接說。你擺出這副樣子,到底是想怎樣?”
聽到這些話,我神色平靜,無悲無喜。
“我沒有怨你。”
真的不怨,因爲不值得。
我馬上就要離開了。
七天後,飛機將落地一萬兩千公里之外的柏林。
遠到足夠我與顧清明相隔半球的兩端,再回不到原點。
......
我在佛前磕第三百個頭時,收到了閨蜜發來的視頻。
……
樓下傳來翻箱倒櫃的聲音,大概是顧清明在找醒酒藥。
我忽然想起了七年前我們的初見。
那時候我大三,在電視臺實習,扛着攝像機滿城跑新聞。
其中有個採訪對象是農民工。
從腳手架上摔下來,癱瘓了,包工頭跑路,開發商不認賬,一家人連醫藥費都湊不齊。
我想要幫他,半個月內跑了七個部門,卻處處碰壁。
直到在法院門口撞見顧清明。
他是第一個願意接手這件工傷賠償糾紛案子的公職人員,雖然他當時只是法官助理。
在他的推進下,包工頭被抓回,農民工拿到了賠償款,手術很成功,拯救了他們一家。
我對顧清明說:“謝謝你。”
他惜字如金:“嗯。”
就一個字。
但我卻笑了很久。
那時候的顧清明,還不是現在這個坐在審判席上、面無表情宣判“證據不足,無罪釋放”的**官。
那年他剛滿二十四,談起法律時眼裏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