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三、論十大關係

　　●毛澤東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着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毛澤東說：“這十種關係，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毛澤東說：“前8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闡述十大關係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擴大會議。

　　4月25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講《論十大關係》，這是他歷時一個多月的調查成果。

　　出席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誰也沒有料到毛澤東要在這次會上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

　　毛澤東在講話中首先說：

　　最近幾個月，中央政治局聽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彙報，從中看到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綜合起來，一共有10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

　　提出這10個問題，都是圍繞着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爲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爲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爲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但是，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鑑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爲戒。

　　毛澤東接着指出：

　　甚麼是國內外的積極因素？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儘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爲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爲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然後，毛澤東開始闡述新中國的十大關係。

　　毛澤東首先談到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他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毛澤東說：

　　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甚麼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處理好。

　　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做得好些。

　　毛澤東說，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爲主了?它還是爲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

　　毛澤東指出：

　　加重的結果怎麼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也可以積累，但是，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些。

　　毛澤東強調說：

　　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賬是划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接着，毛澤東談到第二個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

　　毛澤東說：

　　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所謂沿海，是指遼寧、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70%在沿海，只有30%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爲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在這兩者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沒有犯大的錯誤，只是最近幾年，對於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麼十分注重了。這要改變一下。

　　毛澤東還說：

　　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不說10年，就算5年，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4年的工業，等第5年打起來再搬家。

　　……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佈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廠礦，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於沿海原有的輕重工業的擴建和改建，過去已經做了一些，以後還要大大發展。

　　毛澤東認爲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採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所以這也是一個對於發展內地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的問題。論中央與地方等關係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係》，在談到第三大關係，即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時，毛澤東說：

　　國防不可不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國防力量。經過抗美援朝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要更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

　　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怎麼辦呢?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談到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時，毛澤東說：

　　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爲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鑑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拿工人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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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還要談一下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把甚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廠的權益究竟應當各有多大才適當，我們經驗不多，還要研究。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

　　接着，毛澤東談到農民問題：

　　再講農民。我們同農民的關係歷來都是好的，但是在糧食問題上曾經犯過一個錯誤。1954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70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几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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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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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係到6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覆進行教育。

　　毛澤東接着談到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他說：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甚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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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他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他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拿我們自己的經驗說，我們建國初期實行的那種大區制度，當時有必要，但是也有缺點，後來的高饒反黨聯盟，就多少利用了這個缺點。以後決定取消大區，各省直屬中央，這是正確的。

　　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這裏說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級關係問題。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的積極性，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夠框得太死。當然，也要告訴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須統一，不能亂來。總之，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

　　毛澤東還認爲，省市和省市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地方和地方的關係，也要處理得好。我們歷來的原則，就是提倡顧全大局，互助互讓。在解決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我們的經驗還不多，還不成熟，希望你們好好研究討論，並且每過一個時期就要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

　　關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毛澤東認爲：

　　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我們着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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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提到黨和非黨的關係時，毛澤東說：

　　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鬥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爲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

　　毛澤東最後指出，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論中國和外國等關係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第八個關係，即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時指出：

　　反革命是甚麼因素？是消極因素，破壞因素，是積極因素的反對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轉變?當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會轉變。但是，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由於我們採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毛澤東說：

　　有幾點應當肯定：

　　第一點，應當肯定，1951年和1952年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是必須的。有這麼一種意見，認爲那一次鎮壓反革命也可以不搞。這種意見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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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爲減少。在胡風問題出來以後，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沒有清查出來的，還要繼續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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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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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點，機關、學校、部隊裏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S，大部不捉。

　　……鎮壓反革命還要作艱苦的工作，大家不能鬆懈。今後，除社會上的反革命還要繼續鎮壓以外，必須把混在機關、學校、部隊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繼續清查出來。

　　接着，毛澤東談起是非關係，他說：

　　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爲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面。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

　　毛澤東還例舉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毛澤東說，魯迅在這篇小說裏面，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他專門寫了“不準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其實，阿Q當時的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可是，這樣的革命假洋鬼子也還是不準。

　　在毛澤東看來，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準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S掉了。

　　毛澤東因此說：

　　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準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準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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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最後，毛澤東談到第十個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毛澤東說：

　　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

　　毛澤東認爲，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毛澤東再次談到對斯大林的看法：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着轉。中央認爲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年、195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可是，我們還認爲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

　　毛澤東接着說：

　　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爲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

　　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現在，學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學術論文也不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了。這也是一種迷信。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

　　接着，毛澤東還總結了中國有兩條缺點，同時又是兩條優點。

　　兩條缺點是：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我們的革命是後進的。雖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共產黨，那次革命也失敗了。

　　毛澤東說：

　　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爲“窮”，二爲“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至此，毛澤東對中國的十大關係闡述完畢，這個偉大的思想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要求正確處理矛盾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論述了新中國存在的十大關係。

　　在講話最後，毛澤東說：

　　一共講了10點。這十種關係，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性，而且在處理這些矛盾的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但是，像我們常說的那樣，道路總是曲折的，前途總是光明的。

　　毛澤東強調說：

　　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

　　“以蘇聯爲鑑”，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的路，是貫穿《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思想。

　　《論十大關係》重點討論經濟問題，同時也包括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毛澤東把這些問題，概括成十大關係，即：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這十大關係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點。十大關係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5條是主要的。

　　當時，國內國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上，整個形勢趨向緩和，在國內，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

　　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轉變。適應這種新的變化，《論十大關係》不論在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針。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在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上，在合理安排工業佈局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

　　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上，強調首先要加強經濟建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上，強調三個方面必須兼顧，特別要照顧農民的利益，還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一定的獨立性。

　　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強調給地方更多的權力和獨立性，發揚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地方民族主義要反對，但重點是反對大漢族主義。

　　在黨和非黨的關係上，強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上，肯定還有反革命，但強調已經大爲減少，社會鎮反要少抓少S。

　　在是非關係上，講黨內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強調要好意地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幫助他們改正錯誤。

　　在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上，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也要學習。

　　1956年4月，毛澤東在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的同時，提出要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爲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指導方針。

　　“雙百”方針的提出，醞釀已久。早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發生了京劇和地方戲以哪個爲主的爭論。

　　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5月5日，政務院發出《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據“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提出：“中國戲曲種類極爲豐富，應普遍地加以採用、改造與發展，鼓勵各種戲曲形式的自由競賽，促成戲曲藝術的‘百花齊放’。”戲曲界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設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中國文字改革研究、中國語文教學研究三個委員會。負責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工作的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工作方針，毛澤東講了四個字：“百家爭鳴”。

　　以後，“百家爭鳴”成爲整個科學工作的指導方針。1956年2月，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彙報了當前學術界的情況，談到在學術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個學派、壓制另一個學派的現象。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在科學工作中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

　　2月1日，中宣部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中山大學黨委反映，當時在中國講學的一位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了他對《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這有損於我黨負責同志威信。

　　中宣部請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給蘇共有關方面。1953年2月19日，毛澤東就這個材料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

　　我認爲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甚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在這封信裏所表明的態度，對中共中央做出雙百方針這一決策，顯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雙百方針的提出與《論十大關係》的發表不是偶然的，它們代表了毛澤東在當時對中國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思想，對新中國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會議談論毛澤東講話

　　1956年4月27日，在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以後，會議便集中討論這篇講話。

　　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27日發言中講到，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

　　陸定一從中國生物學家胡先的一篇文章講起。他說：

　　從前我們看重他的政治問題，因爲他那個時候罵了蘇聯，所以我們就生氣了。他講的問題是生物學界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在生物學界很有威望。

　　這時，毛澤東插話說：“不是甚麼人叫我們跟他鬥一鬥嗎？”

　　陸定一說：“後來我們把那個東西和緩了，報紙上沒有提他的名字，因此還沒有和他撕破臉。”

　　毛澤東問：“胡先那個文章對不對？”

　　陸定一說：“他批評李森科的那個東西很好，那是屬於學術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要去幹涉比較好。”

　　毛澤東說：“這個人是很頑固的，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年紀七八十了。他贊成文言文，反對白話文。這個人現在還是學部委員嗎？”

　　陸定一回答說：“不是，沒有給。”

　　毛澤東釋然地說：“恐怕還是要給，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

　　陸定一繼續發言。他在講到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時說：

　　不能說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學，魏爾嘯是資本主義醫學，中醫是封建醫學。這是根本錯誤的。在生物學方面，有的說摩爾根、孟德爾是資產階級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會主義的，這根本同社會主義沒有關係。在物理學方面，不能說牛頓的物理學是封建的，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把那些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

　　陸定一又講到文藝問題。他說：

　　要寫新人物，但寫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現在有一個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會的變化寫出來，我說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說。

　　毛澤東說：

　　《烏鴉與麻雀》，那是部很好的電影。我們電影局就是不許它演，這兩天可以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見識見識，這是中國一篇很好的歷史。

　　這時，周恩來說：“最近看《十五貫》了沒有？”

　　陸定一說：“我看過，很好。”

　　毛澤東說：“《十五貫》應該到處演，戲裏邊那些形象我們這裏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現在還活着，比如過於執，在中國可以找出幾百個來。”

　　正當中共中央醞釀提出雙百方針的時候，在浙江出了一個崑曲《十五貫》。《十五貫》轟動了北京城，轟動了全國，許多中央領導人都看了。

　　當時，周恩來說：

　　《十五貫》一針見血地諷刺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是成功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現在不是個別的。現代戲還沒有一個能這樣深刻地批判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十五貫》的演出復活了崑曲，爲“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奠定了基礎。

　　崑曲《十五貫》宛如一朵絢麗奪目的鮮花，它的盛開，爲“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一方針增添了光彩，證明了這一方針的生命活力。

　　新中國成立以後，教育科學文化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式主義比較嚴重。

　　當時，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建國以後意識形態領域經過幾次批判運動以後，一些“左”的思想在這個領域裏滋生起來，比如以政治批判代替學術爭鳴，對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中的不同意見亂扣政治帽子，以至無限上綱等等。

　　還有一個是在移植蘇聯模式時，把蘇聯在學術研究中的宗派主義和以政治干預學術研究的粗暴作風，不自覺地搬到了中國；以蘇聯官方的意見作爲評判學術研究中不同派別意見的是非標準。

　　這樣，就造成了一種窒息文藝和學術研究活躍空氣的氛圍，對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

　　對中國建設道路探索的思考，以及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問題的揭露，使得毛澤東至少對上述原因的第二個方面有所認識。

　　1956年4月，毛澤東曾要求中宣部專門討論一下學術研究中對待蘇聯科學的教條主義態度的問題。

　　到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把“雙百”方針作爲整個藝術和學術工作的方針，正是他思考的結果，

　　1956年4月2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討論。在這次會議上，宣傳部副部長在發言中講到文化、科學問題。

　　他說：

　　昨天定一同志說得很多。毛主席給文學藝術界提出的百花齊放這個口號，現在看起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到國外去，當然還很可憐的，搞來搞去還是甚麼《三岔口》啊，荷花舞、採茶舞啊，鬧天宮等等。可是這點本錢，還是提出“百花齊放”才搞出來的，要是沒有“百花齊放”的號召，還沒有這些東西呢！後來中央組織了歷史研究委員會、文字改革委員會，要我參加委員會的工作。當時請問過主席關於學術界的路線和方針問題，主席提了一個“百家爭鳴”，我在歷史研究會傳達了這個口號。這是一個方針，即是說，在我們中國容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於一尊。我覺得在文化、科學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在作總結講話的時候明確提出：

　　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爲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羣衆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

　　當天，毛澤東說：

　　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

　　毛澤東又說：

　　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2000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有那麼多的學說，那麼多的自然科學，就是社會科學，也是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如果說，《論十大關係》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導方針，那麼，雙百方針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導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是《論十大關係》講話的內容。但是，不難看出，“雙百”方針的精神，同《論十大關係》的基本內容是一致的。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對《論十大關係》內容的一種補充和延伸。中央開會總結經驗

　　1956年4月下旬，毛澤東已經聽完了來自34各部門的彙報後，發表了意義重大的《論十大關係》。爲了總結經驗，進一步促進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中央決定召開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

　　4月30日，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在北京開幕。開幕式在當天16時開始。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董必武、張聞天、彭德懷、鄧小平出席當天的開幕式。

　　出席當天會議的正式代表和特邀代表，共有6156人。他們代表着全國21個民族的先進生產者，在這裏誓師向社會主義進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李先念，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李濟深、黃炎培、李四光、章伯鈞，國務院各辦公室、各部、各委員會負責人，以及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也出席了開幕式。

　　應邀來中國傳授先進經驗的蘇聯11個先進生產者代表團人員，在開幕儀式上受到全體代表的熱烈歡迎。

　　大會會場設在北京體育館。在這個雄偉的建築物上端，飄揚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各色彩旗。會場正門上端掛着巨大的會議紀念章。在紀念章中間，鐫刻着手執紅旗前進的工人階級隊伍的形象和“勞動光榮”的金字。

　　在會場主席臺上面一幅淺藍色的帷幕上掛着毛澤東的畫像。主席臺對面高懸着會議向全國各個戰線上的人們發出的戰鬥口號：

　　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學習與掌握新技術！

　　把各項事業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

　　國務院副總理、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富春致開幕詞。李富春說：

　　各位代表們，各位來賓們：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各個戰線上的先進代表人物的盛大集會——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現在開幕了。

　　……這次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倡議、由中華全國總工會主持的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是在全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蓬勃高漲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形勢下召開的。我們將通過這次會議，交流和總結先進的生產經驗和工作經驗，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的積極精神和創造精神，以便動員全國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把各項建設事業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從而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加速發展。我們相信，這次會議必將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

　　李富春的講話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

　　接着，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祝詞。當他走上講臺的時候，全體代表響起熱烈的掌聲。

　　劉少奇在祝詞中號召每個代表和他們所代表的每個先進生產者和先進工作者，以及農民、手工業者、人民解放軍戰士和其他愛國人民中的每一個先進分子，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密切地聯繫羣衆，帶領羣衆不斷地向先進的水平看齊，不斷地前進再前進，爲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有強大的工業、農業和有高度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毛澤東再論十大關係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當天上午，毛澤東第二次講《論十大關係》，兩次講十大關係的內容有所不同。

　　4月25日的講話，批評斯大林內容多些，5月2日的講話，理論分析多些，補充了政治局擴大會議3天討論和4天省、市委書記彙報時提出的一些意見。下午繼續開會討論。討論結束時，毛澤東作了講話。

　　到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談十大關係時，已邀湖北、廣東兩省委和武漢、廣州兩市委開了4天的彙報會；在這前後，中央還收到廣東、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廣西、四川、貴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轄市委給毛澤東的書面彙報材料。

　　民族關係、黨派關係、敵我關係，是非關係、藝術流派和學術派別關係，儘管它們並不能囊括社會主義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所有方面，但無疑是這所有方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一個社會里最爲敏感的部分。

　　斯大林就是在這幾種關係上犯了嚴重錯誤，給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難得的借鑑，毛澤東才結合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上述重要思想。同經濟建設一樣，中國在政治建設和思想文化建設上也開始探尋新的路子。

　　《論十大關係》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邁開了第一步。

　　在後來的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話說：

　　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進一步說：

　　前8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被稱爲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的《論十大關係》，是毛澤東經過詳細調查的直接成果。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

　　那個十大關係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係怎麼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標誌着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較系統的思路。過了幾年之後，毛澤東在總結建國後歷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

　　這樣，新中國的經濟政策開始反映自身的客觀經濟規律。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告訴人們，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以蘇爲鑑，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這是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指導思想，也是聽取34個部委和地方黨委彙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