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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二、聽取彙報

目錄

  ●毛澤東指着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負責人說:“你們野心不大,鬥爭性不強,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婦不敢鬥爭。”

  ●毛澤東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

  ●毛澤東說:“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

  ● 聽取彙報聽取工業部門的彙報

  1955年12月,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在處理繁忙的日常國務之餘,抽出大量的時間,從事調查研究和聽取彙報的活動。

  當時,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上來。這樣,毛澤東開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鉅的歷史性探索,即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毛澤東這次調研,既是爲八大作準備,同時又超出了這個範圍,提出一些對社會主義建設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思想。

  首先,是劉少奇聽取各部委的彙報,其次是毛澤東外出調查。毛澤東計劃聽取34個部委的彙報。聽取彙報的,除毛澤東外,有時周恩來和陳雲、鄧小平以及書記處其他人員也參加。

  國務院三辦和建委的彙報,以薄一波爲主,各位副主任作補充。當時,薄一波作爲彙報者和這次彙報的具體組織者,共參加過20多次。重工業口各部、輕工業口各部、交通口各部的彙報薄一波都參加了。

  34個部委彙報開始不久,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向毛澤東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約200到300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也向黨中央、毛澤東寫一個書面彙報。

  毛澤東採納了這個建議。不久,幾百個工廠和工地的書面彙報,也像雪花一樣飛向中南海。

  彙報從重工業部門開始。

  1956年2月14日,這是毛澤東第一天聽取彙報,聽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彙報。

  彙報一開始,毛澤東指着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負責人說:

  你們野心不大,鬥爭性不強,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婦不敢鬥爭。

  輕、紡兩部負責人在彙報中充分介紹了輕紡工業這幾年來爲國家積累所作的貢獻。輕工業部門基建投資與工業利潤的比例,1953年爲1比19,1954年爲1比21,1955年爲1比31,呈逐年增大的趨勢。

  紡織工業部門新建一座毛紡廠,總投資約2070萬元,投產後一年的時間,即可以爲國家積累資金4600萬元,是投資的22倍。

  輕紡工業部門爲國家積累所作的貢獻如此突出,卻有自己的苦衷,國家對輕紡工業投資少,根據國務院各部編制的“二五”計劃草案彙總,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將擴大到11比l。

  當時,輕紡工業企業設備陳舊,潛力難以發揮,產品數量、質量、花色、品種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輕工業部門所需設備,有一部分機械工業部門不能供應。輕紡工業所需的農產品原料,農業部門不能按量供應。

  但是,對於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兩個部門的負責人都顧慮重重,擔心衝擊重工業這個中心。

  毛澤東看出這一點,批評說:

  你們心平氣和,程朱哲學,沒有氣,沒有長角,不敢鬥爭……凡是重工業部門不幹的,你們自己幹。

  毛澤東停頓了一下,接着說:

  有的同志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準備着架子在等待戰爭,因此要限制沿海,這樣不妥。輕工業70%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甚麼來提高生產?

  當時,計委等部門的彙報表明,沿海工業在建國頭幾年對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起了極大作用,據1952年統計,沿海各省市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0%左右。鋼鐵工業80%分佈在沿海,紡織工業80%的紗錠和90%的布機也分佈在沿海。

  1954年以後,沿海不建新廠,限制了發展。輕工業部提出,擴建、改建現有企業,但輕工業企業多在沿海,不敢作大的擴建。

  毛澤東說:“上海地區不作大的擴建,還值得考慮。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甚麼不好?這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並不矛盾。”他還強調了一句,“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髮展,不能限制。”

  毛澤東接着說: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他們若干要求,你們也不批准,約束了他們。

  在彙報到設計問題時,毛澤東講起一段認識論。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

  設計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麼完全,因此就要在實踐中修正。世界上沒有聖人那種人,有賢人就了不起了。事先甚麼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別是地下的情況,不可能嘛!

  講到技術問題時,毛澤東主張把外國先進的東西先學來,就像小學生寫仿一樣。這和行政措施不一樣,行政措施要看我們的具體情況,不能樣樣都學人家的,技術就非學不可。

  關於降低生產資料利潤問題,毛澤東認爲這是件大事,影響到整個人民生活。降低利潤,初看起來,國家財政收入似乎要減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設多了,生產也發展了,結果利潤會更大。基本建設發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費性的、服務性的市場也擴大了。

  在講到本位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一個重要觀點:

  解決制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

  毛澤東接着指出:

  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解決生產關係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係問題,也就是各種制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制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包工包酬制度,據說二流子也積極起來了,也沒有思想問題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們說對不對?

  毛澤東的精闢概述受到與會者的讚賞。

  從1953年開始,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適合中國特點的成功道路,積累了許多新鮮經驗。與之比較,中國的經濟建設雖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但是自己的創造較少。

  當時,中央沒有管理過現代化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不得不在最初的經濟發展階段借鑑蘇聯模式,計劃、財政、金融、物資流通等各項體制都是仿效蘇聯的。

  在後來的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同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哥穆爾卡談話時說:

  我們搞革命有經驗,但建設沒有經驗,還需硬搬一部分蘇聯的經驗……因爲我們不向蘇聯學向誰學呢?

  蘇聯“老大哥”固然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可資模仿的樣板,但地理、資源、文化、歷史等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它的經驗即使是正確的,也有許多不適用於中國的地方,何況它還有不少負面的東西,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的經濟建設全盤仿效蘇聯,已經顯露一些問題。弊端何在?原因何在?如何解決?毛澤東因此決定作一次大規模的調查。毛澤東批評部門文風

  1956年2月15日,毛澤東聽取電力工業部等的彙報。在聽彙報中間,毛澤東着重談了一長制問題。他說:

  你們爲甚麼對一長制那麼感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制。可以找兩個廠子分別試一下看,一個是一長制,一個是黨委集體領導制,看後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麼壞。你們講一長制這一段,依靠黨的領導問題只有8個字。把黨的領導問題同依靠羣衆、精通業務等問題並列,這種提法不妥。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內政部可以不受黨的領導,那還得了!

  毛澤東接着說:

  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

  在聽彙報的那些日子裏,毛澤東十分疲勞。有次聽完彙報,他帶着疲乏的神情,說他現在每天是“牀上地下、地下牀上”,起牀就聽彙報,穿插着處理日常工作,聽完彙報就上牀休息。

  2月15日這一天,電力工業部門的回報從早晨9時40分開始,電力工業部部長劉瀾波,向毛澤東彙報電力工業部的工作,13時左右結束。

  接着,毛澤東去勤政殿,會見以西哈努克爲首的柬埔寨王國政府代表團;19時10分,會見結束,回到頤年堂,繼續聽彙報,一直到22時10分才結束。

  聽彙報勞累,除了時間緊湊,連續作戰以外,還因爲一些經濟部門整理的彙報材料很不理想,只有乾巴巴的條條或數字,沒有事例,使毛澤東聽起來非常喫力。

  有一次,聽一位部長彙報,毛澤東緊皺眉頭,忽而抬起頭來說,聽這樣的彙報,“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有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

  毛澤東說:

  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要請我的客,又不給我肉喫,是不是自己要留一手!

  毛澤東說,半個月來的彙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毛澤東繼《高潮》按語之後,對中國經濟部門的文風又一次善意而尖銳的批評。

  毛澤東把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和聽取34個部委彙報,看成是他建國後的兩次調查。兩次調查僅隔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前一項調查已經艱苦備嚐。爲甚麼事隔一個多月之後,又要花大力氣,專心致志地進行這麼一項大規模的“彙報工程”?

  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後來在有關的講話中,已有明確地做出了說明: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鑑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爲戒。

  毛澤東從彙報中大量獲得了來自實際工作部門的信息,概括、歸納、分析、判斷,他一邊聽彙報,一邊思索所提出的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其實,就在聽彙報的過程中,毛澤東已經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準備學國外先進經驗

  1956年2月16日,毛澤東聽取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彙報。

  根據前幾次彙報的情況,毛澤東首先提出這樣一個意見,就是寫東西要發點議論,講講有些甚麼意見。他並且警告說,不發議論,究竟那個部長能做到幾時?

  在這次彙報中,毛澤東再一次批評一長制。他說:

  家庭也不能搞一長制,沒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廠總比家庭複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爲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纔行。兩者缺一不可。只統一沒有個人負責不行,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制。單講集體領導,不講個人負責,或者單講個人負責,不講集體領導,都很危險。

  毛澤東還說:

  蘇聯內務部不受黨領導,軍隊和企業實行一長制,我們就不學。“一長制”這個名詞有些獨裁。過去蘇聯有電影部,沒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們相反,有文化部,沒有電影部,只有電影局,有人就說我們同蘇聯不一樣,犯了原則錯誤。後來,蘇聯也改了,改成跟我們一樣。設文化部、電影局,取消電影部。蘇聯原來男女分校,講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現在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學習蘇聯也得具體分析。我們搞土改和工商業改造,就不學蘇聯那一套。陳雲同志管財經工作,蘇聯的有些東西,他也不學。總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國迷信還是外國迷信。我們的後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

  毛澤東又講到好大喜功的問題。他說:

  好大喜功好像是壞事,歷來罵漢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譽哩。木船變輪船,馬車變汽車、火車,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區別地說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當的。

  關於學習蘇聯,毛澤東採取分析的態度。他指出:

  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他的。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他。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說。

  關於學習外國問題,毛澤東說:

  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學習蘇聯也不要迷信。對的就學,不對的就不學。

  2月17日,毛澤東繼續聽取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彙報。

  毛澤東稱讚國務院三辦的彙報有議論有比較,有3年來的總結,講了遠景,講了可能性。講遠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較。總之,比較生動活潑。

  當二機部彙報說,到1962年國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產。

  毛澤東斷然地說:

  全部自給,不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腦子太熱不行。

  毛澤東還批評了只講多快、不講好省的片面性。毛澤東精闢地指出:

  多快好省必須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只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幹?

  毛澤東自從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時候起,就提出希望經濟建設走上軌道的時間,比革命走上軌道的時間短一些。他說:

  我們搞革命,很長時間不上軌道。從1921年到1941年整風以前,有20年不上軌道。經過整風才上軌道。搞建設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軌道?應該縮短。1953年各部還沒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總路線,未公佈。財經會議中心問題是總路線。經過1953、54、55幾年,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尚未上軌道。中央這期間沒有怎麼管工業。去年由於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迅速發展,反過來推動了建設。搞建設,想縮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毛澤東強調要打破迷信

  1956年2月19日和20日,毛澤東分別聽建築工業委員會和建築工業部彙報。

  19日的回報一開始,毛澤東問國務院城市建設總局局長萬里是甚麼地方人。

  萬里回答說山東人。

  毛澤東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

  萬里說:“沒有看過。”

  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彙報之前的這個插曲,使會場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在這次彙報中,當建築工程部部長劉秀峯談到一些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例子和採取的措施時,毛澤東說:

  你這些都不寫,只寫骨頭。一個工人砌磚,從400塊提高到1200塊,要把這些肉寫上嘛。每講一個問題,總要講例證,講措施,然後講結果。要發議論,要有典型,要有前後的比較。

  彙報結束後,薄一波對毛澤東說:“幾天來向主席彙報,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有些具體問題,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談一次。”

  毛澤東要薄一波把問題集中一下,答應一個月後一起討論一下。

  2月21日,聽城市建設局彙報。

  萬里問:“北京遠景規劃是否擺大工業?人口發展到多少?”

  毛澤東略作思考後說:

  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按經濟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1000萬人,上海也是1000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

  22日,毛澤東聽取關於原子能工業的彙報。毛澤東對幾天來的彙報比較滿意,說就是這樣彙報,七搞八搞總可以搞出些東西來。

  25日,聽重工業部彙報。講到發展速度問題,毛澤東說:

  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工業也可以超過。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窮,二曰白,一點負擔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

  毛澤東接着強調說:

  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後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我國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我們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所束縛。我們可以超過他,理由有: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同樣,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面,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面,也可以超過蘇聯,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羣衆路線,少搞官僚主義。我們有羣衆工作的傳統,有羣衆路線,這是我們的好處。

  這時,周恩來插話說:

  開始幾年學他們是必要的。經過這兩三年,我們也有些經驗了,就應該總結總結。

  毛澤東接着說:

  加上他們揭蓋子啦,我們開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毛澤東所說的揭蓋子,是指當時正在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批評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2月24日晚間,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第一次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

  當時,與會代表們時而屏氣靜聽,時而羣情激憤,時而掌聲雷動。赫魯曉夫在報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震驚不已,人們一時無法解釋斯大林這一被崇拜的偶像竟然會犯有如此嚴重的錯誤。信的,不信的,半信不信的,心態各異。

  在這次彙報中,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毛澤東很贊成。

  周恩來說:“把各國經驗都學過來,要有這個氣魄。”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話,留給了與會者深刻的印象。聽取輕工業部門的彙報

  1956年2月28日,毛澤東聽電力工業部彙報。在這次彙報中,當聽到1955年發電量爲98億度時,毛澤東感慨地說:“就這麼一點,怎麼不受人家欺負呢?”

  彙報說,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我國的年發電量要50年才能趕上美國。毛澤東用肯定的口氣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並且超過它。”

  2月29日,聽煤炭工業部彙報。毛澤東稱讚煤炭工業部的報告有材料有議論,大有進步。彙報結束時,薄一波說:“我們彙報了13天14次,第一輪完了,主席有甚麼指示?”

  毛澤東說:“剛開始接觸問題,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贊成,沒有任何意見。”

  重工業部門的彙報完了。從3月1日起,開始聽輕工業部門彙報。聽了10多天的彙報,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問題已經開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帶戰略性的問題。

  3月1日,聽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彙報。講到發揮現有企業生產潛力問題時,毛澤東提出:

  技術改造這個問題重要,這方面的潛力很大。

  早在17日聽彙報時毛澤東就提出:“技術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帶革命性的。”

  在這次彙報中,當談到對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利用問題時,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

  上海、天津的企業一般不內遷,個別有條件的,經濟合算的,可以內遷。

  在彙報劃分中央和地方企業隸屬關係時,毛澤東說:

  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範圍。

  “新建一個8萬紗錠的紡織廠,生產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資。”彙報中的這個材料,給毛澤東很大啓發。他肯定地說:

  輕工業爲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儘量多搞些。

  3月2日,聽地方工業部彙報。在彙報前,毛澤東先講了一段怎樣作彙報,怎樣寫文件的問題。他說:

  有甚麼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照這樣彙報,聽過去就忘記了。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於無用,別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爲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半個月來彙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只有觀念形態,沒有物質,要脫離實際。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問題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

  在地方工業部的彙報中,引起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

  毛澤東說:

  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麼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這表明,毛澤東關於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已經萌生。

  至此,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已經有了初步的規劃,關於產業結構問題,主要是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問題,毛澤東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從1949年到1955年,中國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全面增長,但增長速度重工業最爲突出。計委認爲在解放前,我國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只佔很少比重,重工業的基礎則更加薄弱。因此,當時工業建設堅持以重工業爲中心是正確的。

  重工業薄弱,要很快趕上去,但過分突出,脫離合理的比例關係,會產生不良影響。對此,東歐一些國家已有這方面的教訓。毛澤東聽取了中國工業部門的報告後,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已經瞭如指掌。毛澤東總結匯報問題

  1956年3月3日,毛澤東聽輕工業部彙報。彙報到菸葉質量下降時,毛澤東批評說:

  農產品質量下降,要向農業部鬥爭。農業部要設技術作物局。

  這次彙報,也談到沿海地區工業的利用問題和多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問題。對此,毛澤東說:

  鞍鋼、石景山鋼鐵廠、上海造船廠等沿海的重工業都利用,輕工業爲甚麼不利用?要積極合理利用。

  毛澤東不贊成彙報中關於上海地區不作大的發展的意見,他說:

  還值得考慮。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甚麼不好?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並不矛盾。

  毛澤東又說:

  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儘量搞。投資一元,回來4元、3元,爲甚麼不搞?

  接着,講到培養幹部問題時,毛澤東說:

  你們搞得落後了,學校搞得太少了,要開幾個學院。這是大問題。要開展科學研究,搞些技術人員自己幹。

  輕工業部門的彙報,這一天結束了。

  3月4日,聽手工業管理局彙報,在這次彙報中,毛澤東沒有發表多少意見。

  3月6日、8日、9日,毛澤東先後聽取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第六辦公室、交通部、郵電部、民航局的彙報。

  毛澤東聽得很仔細,不時地詢問一些具體情況,比如:建國後新修建的幾條鐵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線造價是多少?固定資產包括的具體內容是甚麼?各類運輸營業人員是做甚麼工作?

  當彙報到鐵路基本建設自從1953年批判冒進以後,又產生了右傾情緒的時候,引起了毛澤東對歷史的回憶。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

  1953年反對急躁冒進,中央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同時還提出反對分散主義。反分散主義有好處無壞處,反主觀主義的好處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門的工作。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後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後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在延安我們還找到對黨外關係的正確態度,既不是隻有團結,也不是隻有鬥爭。對於黨內的關係也不再是“無情的殘酷的鬥爭”。這是講從前的反主觀主義。我們想,搞建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是否會短一些。

  毛澤東聽了交通運輸基本情況的彙報後說:

  我國海船噸位只佔世界總噸位不到03%,這表現我國太窮。我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容易進來,發展航運有重大意義。

  他說:“交通運輸一定要與工農業發展相適應。要多修公路。發展地方工業和修公路,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在講到進一步改造合營航運公司時,毛澤東說:

  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列寧想幹而不能幹,那時對資本家無利益。中國資本家的特點之一是許多人有經營管理知識。資本家有能力的骨幹應放在領導地位。

  講到肅反,毛澤東認爲交通系統的肅反數字太多了,叮囑說:“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錯。”

  3月15日到18日,聽取農業林業水利部門的彙報,包括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氣象局。

  3月19日到4月11日,毛澤東聽取財貿金融部門的彙報,包括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及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合作總社、糧食部、採購部、財政部、人民銀行。

  34個部門的彙報結束了,整整用了35天。爲了增加工業建設方面的感性知識,結合聽彙報,從4月12日到17日,毛澤東又連續6天參觀機械工業展覽。

  這個展覽設在中南海瀛臺,展覽的規模不算小,幾乎佔滿了瀛臺幾個院落的所有平房。

  展室是古老而陳舊的,但展品則是現代的,代表當時中國一流水平的。內容很充實,使人開眼界,長知識。

  毛澤東每天下午來到瀛臺參觀,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3個來小時,他看得十分認真。有時不滿足於講解員的解說,找來一些有關的圖書和材料進一步鑽研。

  彙報結束後,毛澤東對各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總結。關於生產力的佈局問題,主要是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計委在彙報中提出,在工業佈局問題上,除了要考慮資源、市場和交通運輸等條件外,還要考慮沿海與內地的關係。

  據1952年的統計,中國沿海各省市工業的產值,大體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0%左右,內地佔30%左右。這種不合理的工業佈局,是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反映。從合理佈局和國防安全出發,當時對沿海搞新的基本建設是控制較嚴的,要求新建項目主要放在內地。

  國防工業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從經濟上看實際上是更深層次的產業結構問題,即重工業內部的國防工業與民用工業的關係問題。

  1956年初,中國在醞釀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和15年長遠規劃中,曾經有過一種設想:我國國防工業建設的目標,要求在1961年達到滿足戰時最大需要量。按照這個設想,在1956到1959年的4年中,每年必須建50個大型國防工業工廠。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後經計委與有關部門商量,達到最大需要量的時間推遲到1964年,滿足最大需要量的產品,30%靠戰時動員民用工業部門生產,70%靠國防工業生產。

  經濟體制問題,主要是國家、集體、個人的權利、責任、利益分配問題。國務院五辦在彙報中,從企業財務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企業自主權問題。各省、市、自治區和重點企業在口頭與書面彙報中,對這個問題講得比較多。

  關於國家對經濟和其他事業的管理體制問題,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計委彙報說,現在各省、市、自治區普遍要求多辦工廠。省、市委的口頭彙報和書面彙報,對束縛地方積極性的一些制度反映強烈,並從人、財、物各方面列舉了大量的事例。

  在這一段時間裏,毛澤東同時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緊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蘇共二十大特別是赫魯曉夫祕密報告引發出來的涉及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並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當時,毛澤東多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並主持起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聽各部門的彙報,只能時斷時續,但他終究堅持聽完了最後一個彙報。毛澤東提出六大關係

  1956年4月18日,新的一輪彙報又開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澤東彙報第二個五年計劃。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蔘加。這次彙報將在24日結束,共6天。

  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向34個部門作系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則是綜合性的。在這次彙報中,毛澤東都會發表自己的意見。

  在18日的彙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說:

  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

  毛澤東認爲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的利益。毛澤東又說:

  1956年至1957年輕工業投資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總之,要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出3個關係。他說:

  3個關係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係,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制,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

  毛澤東還警告說:

  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90%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就在這次聽彙報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毛澤東說:

  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着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4月20日,毛澤東批評了一種不正確的思想:“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他說:“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當天,毛澤東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爲5個關係。他說:

  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係,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係。

  毛澤東還說:

  提出又多又快之後,可能產生盲目性,如在杭州開會時,有些省要種的紅薯太多。工業也可能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要他們提高,現在又要他們壓縮。

  說到這裏,劉少奇插話說:“應該壓縮的就壓縮。”

  在4月21日的彙報會上,毛澤東說:“農業機械化實行一部分之後,要看看情況,再考慮發展程度。”

  4月23日,毛澤東指出: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的比重,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略有增加,這就是與蘇聯不同之處,將來歷史會判斷誰正確些。

  4月24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歸納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個關係”,它們是:

  一、輕工業與重工業;

  二、沿海與內地;

  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

  四、個人與集體;

  五、地方與中央;

  六、少數民族與漢族。

  毛澤東還說:

  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犯了錯誤。

  至此,這次調查全部結束。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後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毛澤東做出重要批示

  1956年4月中旬,毛澤東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哈格爾的一次談話紀要。

  在這份材料中,哈格爾說:

  過去教條主義的錯誤,主要表現在過分強調蘇聯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成就。例如,我們宣傳蘇聯農學家李森科的學說一切都好,將德國科學界很有權威的魏爾嘯一切都否定了,認爲奧地利遺傳學家孟德爾的一切都是反動的,而在德國的生物學家,絕大多數是孟德爾學派。

  哈格爾還在學習蘇聯的問題上闡明瞭態度:

  蘇聯科學有好的,我們應該學習,但不能將蘇聯科學界的每句話都認爲是神聖的。他還說,在哲學上也要重新研究,我們與某些蘇聯哲學家一樣對黑格爾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是錯誤的。

  當時,毛澤東聯想到中國,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4月18日,毛澤東批給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

  此件值得注意。請中宣部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科學院及其他有關機關的負責同志參加。陸定一同志回來,將此件給他一閱。

  34個部委彙報結束後,政治局開過幾次會,進行討論歸納。

  由於部署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國際形勢緊密相關,考慮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係等問題,直接涉及對未來戰爭爆發可能性的估計,因此政治局會議的討論中心是分析國際形勢,估量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問題。

  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中央逐漸感到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政治局會議認爲,新的侵華戰爭或世界大戰短時間內打不起來,可能出現10年或者更多一點和平時期。

  建國後第一個五年軍事費用支出佔國家預算支出的24%,政治局會議設想第二個五年減到20%以下,15%的樣子,以便騰出更多的資金用於經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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