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三、小康行動
●喬德寬斬釘截鐵地說：“全大隊每人平均收入達不到1000美元的小康生活，我就哪兒也不去。”
●習仲勳在回信中說：“希望你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孫惠民蠻有信心地說：“黨的‘十三大’把羣衆的勁兒鼓起來了，照這樣下去，我們村可以更快地達到小康水平了。”
● 小康行動烏沙村大力發展工業區
在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烏沙村，農業正一天天地走向商品化，市場正以無形之手指揮農民。
烏沙村村幹部說，在1978年以前，這個村除了1000多畝靠海灘地種鹹水草外，其餘6000畝地，幾乎都是水稻。
在1978年後，這裏新增了2000多畝香蕉、2000多畝魚塘和500多畝鹹水草。
農業的年產值，由67萬多元，增長到1986年的480多萬元，增加了8倍以上。
烏沙人說，“只要放得開，幹得成的事多了”。
烏沙工業區位於公路旁。白色圍牆圈起的一片廠區，集中了10個工廠。這些廠都是“三來一補”企業、勞動密集型工廠，產品又都通過香港，輸向世界各地。
在手袋廠明亮的大車間，姑娘們正埋頭案前，穿針引線，案旁堆着一隻只新穎、精美的手袋。
在電子廠的一樓，每個小夥子管着一臺鳴響的機器，細看機器，都是比較先進的進口貨。
烏沙人辦廠晚，晚的好處是可以少走彎路。他們沒有把廠建得東一個、西一個，而是在公路旁建起一片工業區。
同時，利用靠近港澳的優勢，集力於辦“三來一補”企業。這些企業一年的純利，可達100萬元。
走進區內最大的廠家，即“樂庭實業有限公司”。迎出來的是香港來的李加洪廠長。
村幹部介紹說，李加洪就是1978年跑到香港去的烏沙人。
李加洪感慨地說，以前這裏限制太多，除了種糧，甚麼都不讓幹，連他下海撈魚蝦都捱過罰。
李加洪說：“現在好了，政策開放，可以大幹一番了”。在1984年，李加洪第一個回到烏沙。
村幹部對他說，“回來吧，我們歡迎你！”
不久後，李加洪和鄉親們一道，幹起烏沙從未有過的事業。在車間裏，李加洪抓起一把五顏六色的電話線說，“這批貨去日本，商標都打‘中國造’，不打‘香港造’，我想爲祖國多出點力。”
這個工業區的附近，此時已立起一批新建廠房，烏沙又要迎來一批新的合作港商。
私人興辦“三來一補”企業，在烏沙也得到允許，烏沙第一個這樣的廠，是戴銀高等3家在1985年辦的，廠址設在與烏沙隔廣深公路相對的街口村。
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已達千元、人均銀行存款3000元的烏沙，算得上是“小康村”了。
但是，農民發展經濟的熱情，仍然高於消費。入夜，烏沙是30多家家庭小店的市面。逛街的年青人居多，年青人中又以外地人居多。
烏沙的經濟舞臺，一頭連着港澳大城市，吸引來海外和城市的資金、技術，一頭連着山區，吸引了大批勞動力。
夜晚，幾家工廠燈火通明，有些姑娘還在加班。多數不肯再加班的人，則成了街上商店、遊樂場、照相館的主顧。
幾位從肇慶山區來的姑娘說，她們都是第一次遠離父母家人，懷着對新生活的憧憬，從窮山區來到異鄉。雖然每天很累，但她們都說“開了眼界，存了錢，學了不少東西”。
此時的農民朋友們，正發揮着自身最大的能量，踊躍地投入到經濟建設之中。常宗琳帶領鄉親發展經濟
在膠東半島的牟平縣寧海鎮新牟裏村，有一個“新牟國際企業聯合總公司”。
走進車間，着實令人喫驚：沒有一般毛紡廠震耳欲聾的轟鳴，沒有滿天飛舞的細毛、粉塵……恆溫，自動化生產線。
這個廠的產品全部出口，質量很好，供不應求。英國、日本人來參觀，都對該廠的建設速度、現代化管理、產品質量，豎大拇指。說道：“你們中國農村能辦這麼大事業，真是一個奇蹟！”
毛紡廠廠長姜元麟說，這個廠是總經理常宗琳一手操辦起來的。不到5年，就能全部償還英方設備的投資。
新牟裏村黨支部書記，又是總公司經理的常宗琳，把支部一班人分爲兩攤，一攤繼續抓農業，一攤由他領着抓工副業。
常宗琳組織了一個由20名小夥子，組成的地板車運輸隊，自任隊長，拉砂運磚。常宗琳還帶領小夥子們，到煙臺碼頭扛大包。
寒冬臘月，三四個人，5分鐘卸一車水果，7分鐘卸一車煤，一個個大汗淋漓。
就靠這種拚命精神換來的錢，常宗琳帶領鄉親們先辦了一個“打團鐵”的小廠。
當常宗琳領着人，到廢料裏撿鐵末時，有人訕笑說：“啥？打團鐵也叫工廠？”一聽這話，跟去的人臉紅到了脖子根兒。
常宗琳於是開導說：“咱窮不丟人，失去了艱苦創業的志氣，最丟人！”
就這樣，常宗琳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和不斷進取的勇氣，又先後辦起了小飯店，小旅館，小修理廠，小縫紉廠……
常宗琳辦事風風火火。他領着人，一個晝夜辦起一家海味餐館；23個晝夜辦起一個糕點廠；42天蓋起一座1200平方米的加工車間。
至1979年底，新牟裏已經有了一點家底了。那一年糧食畝產達900公斤，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總收入近82萬元。
新牟裏開始脫貧了，但是常宗琳並不滿足，他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的一個問題是：新牟裏經濟咋能更快騰飛？
1980年7月的一個深夜，常宗琳回家以後，翻開當天到的《人民日報》，首先閱讀頭版頭條《促進經濟聯合是一項重要政策——國務院領導同志就經濟聯合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
當讀到“組織聯合，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係的限制”時，常宗琳禁不住心情激奮起來，隨即擊案叫“好！”多少日子愁思的問題，似乎開始找到了答案。
不久，常宗琳風塵僕僕趕到塞北，與呼和浩特鐵路局簽約，聯合辦鐵路建築材料廠。
在一年半的時間裏，拿回純利潤42萬元。常宗琳第一次嚐到了橫向經濟聯合的甜頭。
常宗琳以銳意進取的精神，帶領鄉親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福建出現首個小康大隊
福建省連江縣琯頭公社東昇漁業大隊，堅持發展集體經濟，漁民人均收入1000多元，在1981年更上一層樓，成爲全省第一個“小康大隊”。
大隊黨支部書記江福官說，在1980年度，全隊漁業和隊辦企業生產總產值，達到600多萬元，全隊3149人，平均每人產值1996元，用於社員集體分配的金額達390餘萬元，人均純收入高達1202元，比上一年度增長3倍多。
對於東昇漁業大隊是如何富裕起來這個問題，漁民們說：
雁離不開羣，社員離不開集體，我們依靠黨的政策，堅持發展集體經濟，纔有今天這樣大的家業，這樣好的生活。
東昇大隊依靠集體力量，發展生產，衝出閩江闖大海，像燕子壘窩那樣，一點一滴地進行艱苦創業。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東昇大隊就成爲“百萬財富”的大隊，曾被評爲全國漁業生產先進單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隊恢復和健全了“三定一獎賠”的生產責任制。在大隊統一覈算，統一分配的基礎上，對生產隊的規模進行了調整。
與此同時，恢復了大隊漁業科技委員會，啓用老技術員，培養新技術員，大搞科學捕魚。
漁業豐收後，東昇大隊漁民發揚愛國家、愛集體的精神，每年交售給國家的魚貨，都佔產量的95％以上。
搞走私活動的人，企圖用手錶、三用機等，換取他們的魚貨，他們一概嚴詞拒絕。
水漲船高，隨着集體經濟的壯大發展，漁民除了按工分分紅外，大隊還給以基本伙食補貼。
此外，退休老漁民的退休金也提高了，社員免費看病，死亡者發給喪葬費，小學生免費入學，大專生髮給生活補貼費。
在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東昇漁業大隊呈現出一派和諧的、欣欣向榮的景象。村支書帶領鄉親奔小康
在河南省睢縣城鄉的羣衆中，廣泛傳頌着這個縣尤吉屯公社周樓大隊老支書喬德寬，3次拒絕遷入城市的故事。
喬德寬土改時，就當村幹部。1957年，喬德寬開始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由於常年操勞工作，50歲出頭，兩鬢就已斑白，身體一年不如一年。
幹部、羣衆都憐惜他，老伴疼愛他，希望他有機會休息一段，把病調治調治。
在1979年春節前後，機會來了。原來喬德寬膝下無兒，只有一個閨女，跟女婿在大慶工作。
女兒、女婿一直惦記父親的身體，報請組織批准，同意老兩口遷入大慶居住，並且一連來了幾封信，催促他們起程。
老伴劉振芝十分高興，可喬德寬卻無動於衷。這晚，上弦月已經升到正南方，而屋裏，老兩口的“談判”還在進行。
“你真的不願意走嗎？俺不明白，這個家有啥牽掛你心的？”老伴說。
“不能走！”喬德寬堅定地說：“咱這個家倒是沒啥可牽掛心的，可是，全大隊2800多口子人，牽掛着我的心哩！”
老伴不滿地說：“周樓大隊離開了你，人家就不過啦！”
喬德寬不急不躁地說：“我當支書20多年，沒能讓周樓的羣衆過上好日子，總覺得對不起鄉親父老。黨的三中全會後，黨落實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周樓剛剛有點起色，這個時候讓我離開大夥去享清福，我咋能享得下去啊！”
窗外的月光，漸漸地暗淡了。老伴見老喬吃了秤砣鐵了心，於是，就想：俺說不過你，索性先走，沒有“後勤部”，叫你自動“撤兵”。
第二天，老伴一個人到大慶去了。
年近花甲的喬德寬，開始過上了沒有老伴照顧的生活。勞累了一晌，回家還要自己做飯喫。工作忙時，喬德寬顧不得做飯，抓起個涼饃就往外走。
這年春天，喬德寬帶領幹部、羣衆，大搞土地平整和田間水利配套工程，使大隊3700畝耕地，基本成了水澆田。
就在這些日子裏，由於喬德寬經常守在田野裏，受風寒、潮溼，得了嚴重的關節炎，腿疼得走不成路，喫不下飯。但是，喬德寬拄上柺棍，照樣帶領羣衆幹。
這一年，雖然遇上大旱，因爲水利設施發揮了作用，仍奪取了農業大豐收，社員家囤裏的糧食，比往年高出一截，而喬德寬的眼窩卻塌了個坑。
喬德寬的老伴劉振芝到大慶後，原想不出一個月老喬就會跟來，誰知8個月過去了，還不見老喬的人影。
一天，女兒問媽媽：“到大慶這些日子覺得咋樣？”母親說：“你爹不來，我這顆心總是放不下。”
話音剛落，郵遞員送來了喬德寬動身來大慶的信。這一下，一家人樂得合不上嘴。殊不知，喬德寬這次是趁農閒，到大慶搬老伴來了。
喬德寬的到來，給女兒一家增添了無限歡樂。爲了穩住老喬的心，全家招待倍加殷勤。
女婿帶着岳父遊覽了市容，女兒爲他準備好可口的飯菜，晚上請他去看戲、看電影。怕他閒悶，還特意給他找來河南老鄉聊天。
一天，喬德寬到一家劇院看戲，鑼鼓聲喚起他另一番心思。
喬德寬想：周樓大隊這兩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文化生活跟不上，看戲、看電影得跑一二十里路，應當儘快建個影劇院。
想到這裏，喬德寬再也無心看戲了，恨不得馬上返回周樓籌建。
次日，喬德寬向女兒、女婿提出了回周樓的事。女兒、女婿百般挽留，可是，咋也留不住。
女兒賭氣地說：“你要走，俺不給你買車票。”
“來時，我就帶着回去的錢哩！”喬德寬說。
女兒、女婿無法，只好送行。就這樣，喬德寬攜同老伴，從大慶返回了家鄉。
花開花落，一晃就是兩年。在這兩年中，周樓大隊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糧食畝產達到800多斤，林、牧、副業都有較大發展。大隊建起了影劇院，羣衆一個月可以看上三四次電影或戲劇，三分之一的農戶用上了電燈。
周樓的喜訊傳到了大慶，女兒和女婿認爲，這一回時機成熟了。
1981年秋後，女兒和女婿帶着準遷證，跋涉數千裏，專程從大慶來接父母。
公社領導考慮到喬德寬的身體情況，也表示同意。哪知道，喬德寬還是原來的主張，說是在農村生活大半輩子了，過不慣城裏的清閒生活。
喬德寬說：“你們的孝心我領了。你們回去，啥時咱周樓大隊的羣衆都過上小康生活，再說吧！”
女兒、女婿見他如此堅決，只好取消了原來的主張，回大慶去了。
1982年夏季，周樓大隊小麥總產105萬斤，比上一年增產32萬斤。與往年相比，每家糧食又增多了。
當有人問及老喬甚麼時候遷往大慶時，喬德寬斬釘截鐵地說：
全大隊每人平均收入達不到1000美元的小康生活，我就哪兒也不去。新鄭發展林業走致富路
1982年，歷來不算先進的河南新鄭縣，一躍成爲了平原綠化的一個新典型，引起了人們的注視。
進入縣境，便看到行行泡桐樹挺立。泡桐已從村莊、“四旁”發展到“六邊”，進而開進大田，把大地裁成大大小小的方格。
林業由過去“全面砍光”，提升到“靠邊站”，現在竟坐到農田中間來了。
縣林業局的同志說，新鄭縣沙區已基本實現糧棗間作，在荒崗上營造起刺槐林防風固沙，還搞了一部分糧果間作，“四旁”和糧田也栽了一些泡桐樹。
從1979年起，新栽樹836萬株，其中泡桐650多萬株全縣每年都拿出1萬畝以上的土地，育桐苗，糧桐間作已佔農田的一半。
此外，還擴大了棗園，進一步綠化了河、溝、山和沙荒，全縣林木覆蓋率達到228％，共有各種用材林2000多萬株，其中泡桐800多萬株，大多數是高4米左右、樹齡不足3年的“生力軍”。
越是靠近縣城的公社，農田的泡桐樹越多越大，集體經濟越富，糧食產量越高，羣衆生活越好。
林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社員生活也大爲改善。
把泡桐樹栽進糧田，會不會再被擠出去？縣林業局長肯定地回答說：“不會！這種牢固的思想基礎，是經過細算賬樹立起來的！”
這句話，得從黨中央提出到2000年人均收入達到“小康”水平說起。
當時，新鄭縣根據黨中央要求，縣計委根據本縣自然條件，反覆推算，怎麼也達不到這個水平。
新鄭地處豫西山區和豫東黃河故道的過渡地帶，除了部分山地、溝壑、荒崗、沙地外，農田較少，土質瘠薄。僅西部一個山區公社產石頭外，沒有其他資源。
縣領導從總結、比較中，看清了路子：本縣有的社隊，在有限的農田上發展林業，實行“立體”多種經營，靠桐樹發家致富，既有喫的穿的，又有材用，還有錢花。
發展泡桐，佔地少，投資小，生長快，材質好，價值高，銷路廣。如果普遍發展起來，是一筆不小的固定收入。
把林業這一項算進去，不用到2000年，就能使社員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這筆細賬使大家認識到，發展林業是平原地區一條重要的生產門路，破除了林木不能佔耕地、把農林對立起來的舊觀念。
怎樣才能加快造林步伐，保證成活成林又成材？新鄭縣採取的做法是，造林政策要寬，護林制度要嚴。
新鄭縣把集體造林，同社員個人的經濟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造林和管護都實行責任制，成材收益按比例分成，不搞一刀切。
有基礎，容易造，羣衆比較富的地方，林木收益對半分成；基礎差，難造，羣衆生活較差的地方，林木收益的大頭給社員。還有的地方實行集體不分成，收益全歸社員。山區還把荒山劃給社員造林。
縣政府把發展林業的好壞，作爲考覈、選拔社隊幹部的標準之一，年年評獎。幹部和羣衆發展林業的積極性、主動性都很高。
在新鄭的一些交通要道路口，經常看到用水泥特製的佈告牌，上面用紅漆書寫着“護林條例”。
縣裏的領導同志說，林子是三分栽七分管，十分收益才保險。
因此，他們貫徹執行《森林法》等有關法令很認真，還結合本縣的實際，制定出具體管護條例，把以法治林，看作保護羣衆積極性的最重要一環。
對偷砍濫伐者，不論羣衆或幹部，都要嚴肅處理。這就安定了民心，穩定了林業。
造林政策放寬，護林制度從嚴，二者並重，使新鄭縣林業能夠健康發展，生活富裕了。白莊制定經濟發展戰略
當人們爲發展經濟，討論各式各樣戰略的時候，河南省鄭州市郊的白莊大隊，發展經濟卻很有獨到的戰略眼光。
白莊的這個“白”字，有一窮二白的含義。這裏是黃河故道，原來是一片白色的沙丘，糧食畝產不足百斤。
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白莊發展農村經濟卻很有戰略眼光，成功地實現了糧食高產，各項經濟全面發展。
每個勞動日的收入，從1980年起就達到3元，1981年是315元，1982年有集體財產值260萬元，平均每人4100元。
白莊人開始走進小康之家，實現了“五個一”：人均每年產值超過1000元，糧田畝產一噸糧，一人出售一頭豬，一戶一頭大牲畜，一戶一所新瓦房。
白莊頭一件事是穩住噸糧田。1982年大旱，又颳了幾場乾熱風，麥子長勢卻沒有變樣。這是因爲農田基本建設搞得好。
白莊人營造了7個林帶，實現了水利化，農家肥上的很足，又對乾熱風做好了預防。
全村農業機械齊全，此時麥子已收打完畢，畝產是950斤。麥子穩拿了，秋莊稼就更有把握。有了噸糧田，一不喫商品糧，二不買高價糧，三可以向國家多作貢獻。
白莊的徵購任務是26萬斤，1981年交售了4萬斤，還有存糧70萬斤。
糧食是農業循環的起點，他們以五分之一的勞力抓好糧食，也就有膽量幹各種事業。
白莊建設果園是一個有膽識的行動。白莊的糧田310畝，而蘋果園卻佔地400畝。
爲甚麼多種蘋果呢？白莊人算了一筆賬，一畝地收蘋果4000斤，比種糧食要賺錢，還省勞力。
白莊人想的是市場：一是離鄭州只有5公里，可以去賣；二是利用這裏種蘋果，比北方早熟半個月的“時間差”和交通之便，可以提早外銷；三是利用賣不掉的蘋果釀造蘋果酒。
白莊沒有將蘋果貨棄於地，而是將之進行加工，釀造蘋果酒。他們釀造的蘋果酒，色正、味濃、度數低。15個省要這種酒，南方人把它當作飲料喝。
生產飲料用的蘋果酒，這是摸到了食品工業市場的脾氣。白莊人一年生產25萬斤果酒，賣的價錢比一般果酒每斤少兩毛錢，賺的錢卻比賣蘋果多得多。而酒渣又是餵豬的好飼料。
供應鄭州市鮮奶到戶，又是一個有遠見的舉動。白莊人調查鄭州市牛奶供應緊缺，決定發展奶牛。
他們把鮮奶直接運到城裏，送到用戶家裏，每斤還比市價少兩分錢。不要看供奶的數字小，但他們的雄心很大。他們養的牛，用自己的飼料，不用國家撥給的飼料糧。白莊辦起奶製品加工廠，奶油、奶酪、奶皮都可以製做出來。產品供應城市，肥料留在自己的地裏。
尤其有膽量的是，白莊人敢在豆子上做文章。豆子，誰都喜歡它，但是有的地方卻積壓不少。大城市的豆製品，供不應求，矛盾發生在加工和經營上。
白莊社員一年經營150萬斤豆子，不但不賠，每斤豆子還淨賺一角錢。
1982年4月，白莊人蓋起一個1200平方米的製做腐竹車間，一天開一班，產一噸腐竹。白莊製做的腐竹因爲一級品多，色黃肉嫩，價格適宜，在南方一些省是暢銷貨。
在鄭州賣的是豆腐，豆腐腦，豆腐乾，豆腐皮，豆腐絲，豆腐泡。白莊大隊當時有勞動力250個，用在豆製品上的就有80個。
白莊人看到，河南是產豆的地方很多，豆子滯銷是人爲的，大城市缺豆製品，不產豆子的地區也缺豆製品，只要薄利多銷，不愁沒有市場。
白莊在豆子身上打主意，是看透了市場的需要。他們認爲，腐竹在有些城市滯銷，那是因爲價格貴，質量不好，並不是市場不需要。
只要質高，價廉，易於保存，除了腐竹，高級香乾、臭豆腐以及植物蛋白肉等，都是市場的暢銷品。
白莊人加工製作豆製品，也是爲了發展農業。加工150萬斤豆子，留下幹渣100萬斤，用來餵豬，10斤幹渣出一斤豬肉，光這一項就出10萬斤豬肉。
這些渣用來餵奶牛，可出奶30萬斤，喂肉牛可出肉5萬斤。肉多，奶多，農家肥也多。
白莊人還到鄭州市開飯館。應當說，有條件的允許農民進城試一試開飯館，是當時鄭州市委一項得到羣衆擁護的政策。
白莊的農民們，在鄭州市花園路辦了一個飯館，多少有點標新立異。首先，營業時間是十四五個小時，《河南日報》社的同志可以在夜間到那裏喫夜餐，飯菜比一般食堂做得好。
其次是一貫制，供應早點，正餐，夜宵。除了坐商，還流動賣豆腐腦。服務員來自農村，態度好，辦事認真，注意衛生，受到顧客的歡迎。
時任白莊支部書記白西川，是一個會動腦筋、眼光看得很遠的人。這個大隊的領導成員和社員，確實有不少能人。
白莊的糧食穩產高產，工副業也有辦法應付市場波動，不怕原材料短缺和城市工廠不訂貨。
白莊全面發展農村商品經濟，使白莊人真正地富裕起來，小康之家不斷湧現。劉娘府發展城市需要產品
北京市石景山公社劉娘府大隊，調整生產結構，積極發展城市需要的菜、肉、蛋、奶、果等農副產品，使農業與工副業的比例趨向協調，加快了經濟的發展。
劉娘府大隊臨近首都鋼鐵公司等工廠企業，交通方便，生產門路多，前幾年，運輸、建築、服務等業上得快，蔬菜、生豬、水果、糧食等生產，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大隊黨總支認爲，廣開生產門路是對的，但城郊農村主要任務是爲城市服務。
從1982年開始，劉娘府大隊採取多種措施，調整生產結構，扶持和鼓勵農業生產，確保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任務，大隊農業經濟又開始好轉。
不少社員認爲務農辛苦，經濟效益不如其他行業，不願種菜、種糧。大隊要求各生產隊幹部，集中精力抓蔬菜，固定菜田勞力，糧田、豬場實行專業承包，務農社員的報酬，由大隊進行調劑，解決了務農社員報酬低的問題。
從而，調動了社員的積極性，菜、肉任務年年完成，糧食產量增加。
大隊還用工、副業的收入裝備農業，改善生產條件。
1983年春投資20多萬元，新建塑料大棚30畝，溫室240間，用於育秧和冬春蔬菜生產，增加了市民歡迎的西紅柿、青椒、黃瓜等品種，蔬菜的畝產值，年增加100元。
考慮到首都市場對雞蛋、牛奶、水果的需要會不斷增加，1982年，劉娘府大隊投資40多萬元，辦了一個半機械化養雞場。大隊還又買來幾十頭奶牛，辦起了奶牛場。爲更新果樹，大隊補貼果園兩萬多元。
自1982年的兩年來，這個大隊的菜、豬、雞、果、糧等項生產總值，逐年上升，社員收入繼續增加，全大隊900多勞力，年平均收入超過1000元，最高達到2000元。
劉娘府大隊人民，踏上了小康之路，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科技使漢壽農民走進小康
1982年，湖南省漢壽縣有144戶，人均實際收入達到2000元左右。
縣委對其中70戶作了調查，結果表明，科學技術是這些“小康之家”致富的主要原因。
這些農戶不僅具有傳統的農業技術，而且掌握了一些較先進的現代技術。他們每個勞動力平均創造的價值，比全縣每個勞動力平均創造的價值高出4倍。
巖咀公社廖家汊大隊廖正傑，全家7口人，有傳統的養魚技術，兩個兒子還自費學習了先進的養魚技術，實行科學養魚，採取糧食加工飼料養豬、豬糞餵魚的多次增值的辦法。15畝水面養魚收入8935元，人均收入1703元。
圍堤湖農場席家咀工區林邦桂，爲了掌握玉米、高粱、辣椒、西瓜的栽培技術，買了20多本科技書籍。
林邦桂對各種作物的播種時間、施肥、防治病蟲害等，做對比試驗，詳細記載了作物生長過程的變化情況，積累了不少經驗。1982年，林邦桂經營的14畝耕地，收入達到4682元。
這些農戶的文化水平比較高。70戶中，有高中文化水平的37人，有初中文化水平的65人，有小學文化水平的111人，高出一般農戶近一倍。
文化水平影響了農民勞動致富的速度。有文化知識，就能夠學會農業科學技術。
大南湖農場李讚美，中學畢業後回鄉務農。她一家6口人，有3個初中生。他們自費訂了11種科技書籍，還收聽科技廣播講座，學習水稻、棉花、湘蓮、黃豆的栽培技術。
1982年，李讚美全家經營46畝水田，收穫糧食46萬多斤，上交國家36萬多斤，是全縣上交商品糧最多的農戶。
由於李讚美學會了技術，有經營的本領，1982年，全家總收入達到11萬多元。
由於文化水平的高低，關係到農民致富的速度，因此，農民迫切要求加強農村教育，改革農村教育。
在1982年，這70戶“小康之家”的農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學習文化科學知識。
一是自費參加各種類型的專業技術培訓班。這70戶，先後派出101名家庭成員，參加縣、公社舉辦的培訓班學習。
坡頭公社中心大隊社員葉久元，自費參加縣林業局舉辦的“水杉育苗培訓班”後，育秧153萬多株，不僅出售樹苗收入了4183元，還解決了湖區植樹缺少樹苗的困難。
二是訂閱報刊，邊學習邊實踐。1982年，70戶共訂閱各種報刊350多份，比全縣戶均高出4倍。
三是與技術人員簽訂技術承包合同，向技術人員學習科學知識。
1982年，70戶中有23戶種植、養魚專業戶，與技術部門和技術人員，簽訂了技術承包合同，都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果。
四是外出學藝，引進技術知識。70戶中，有11戶派人到外地學習技術。
坡頭公社新旨大隊丁玉清，爲了學習養長毛兔，用4個月時間，先後到5個縣拜師學技術。丁玉清用學到的技術養兔，收入達到6522元。
五是讓退學的學生繼續求學。70戶中，有7戶先後把退學回家務農的學生，又送回學校讀書。
酉港公社苗山大隊有名的“鴨司令”馬富喜，原想讓自己13歲的小兒子退學養鴨。生產的實踐，使他懂得只能看鴨子是不行的。孵小鴨、蛋品加工等，都需要較高的文化知識。
於是，馬富喜打消了讓兒子退學的想法，並鼓勵兒子努力學習文化科學知識。
勤勞加科學，讓湖南省漢壽縣農戶過上了小康生活。寧夏山區面貌發生變化
在1982年，寧夏山區正處在特大旱災之中時，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把寧夏山區列入“三西”開發計劃，每年撥專款3000萬元，爲期10年共3億元。
喜訊傳開，頭戴白色無沿小帽的回族老農，流着淚面向北京拱手。
自改革開放以來，寧夏山區面貌發生了深刻地變化。但由於自然環境、社會歷史等原因，個別地區尚未擺脫貧困。
這主要是自然條件惡劣的乾旱地帶和高寒山區，還有一部分自然條件差、人口密度大的地區。
“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國家年年爲這些地區發放救濟糧、款。生活貧困，不少人家千里迢迢地走新疆、跑內蒙，異地謀生去了。
怎樣用好“三西”建設專項資金，幫助這些地區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呢？
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政府，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指示，總結山區建設經驗教訓，決定改革傳統的扶貧辦法，探索新的投資方式，變單純救濟爲着眼於經濟開發，興辦經濟實體和服務組織，發展商品生產，把脫貧致富同發展商品經濟結合起來。
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政府提出“開發兩個100萬畝”，山區揚黃100萬畝、河套開荒100萬畝，加上原有的400萬畝耕地，共600萬畝，就可形成大西北地區比較可觀的寧夏商品糧基地。
“以川濟山，山川共濟”的方針政策，在全自治區引起強烈反響。
一塊塊綠洲建設的勘察、設計、施工工作，在黃土高原上的灘塗、旱川、枯嶺上展開。
一批批自願到山區或川區開發區創業的人們，帶着生產工具和簡單的生活用品，在開發區安了臨時性的“家”。
人聲鼎沸，馬達轟鳴，用心血和汗水築起的一條條幹渠、一座座揚水泵站、一間間房屋竣工。
歷史上，土地貧瘠的西北地區的農民，廣種薄收，家門前種一片地，又到離家遠的地方找片地種，並安個臨時性的家。
老家是根據地，臨時性的家叫扎禾場，也叫吊莊子。而在開發區創業的農民，也是兩頭有家，兩頭種地，他們不約而同地沿襲老祖宗的叫法，稱開發區爲吊莊。
幾年下來，寧夏各族幹部羣衆，以豐富的智慧和辛勤的勞動，開發出15處吊莊。這些吊莊形式多樣，不拘一格。
一種是縣內吊莊。同心、海原、固原3縣的百里旱川，黃土丘陵和中衛、靈武兩縣山區開發的幾處吊莊，都是在本縣範圍內，組織農民邊建新灌區，邊搬遷落戶出現的綠洲。
這些吊莊與老家距離近，來去方便，農民開發熱情高。加上不改變農民與縣的隸屬關係，便於領導，投資省，見效快，都是“兩年解決溫飽，三五年已經比較富裕”的了。
還有一種是縣外吊莊。自治區政府在引黃灌區劃出大片荒地，由山區所在縣，組織貧困鄉農民開發，安家落戶。
吊莊的建設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他們的發展趨勢卻是一致的，即由溫飽型向小康型邁進，再向現代化新農村方向發展。
蘆草窪、潮湖、大戰場、狼鼻子梁等5處縣外吊莊，經過4年的艱苦創業，已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商品生產。
農民們不僅大量出售商品糧、菜、果，而且發展起規模可觀的養殖業，搞起勞務輸出，興辦了燒鹼、碳素等31家鄉鎮企業。
勤勞的寧夏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和引導下，正在發展小康的道路上，不斷邁進。吳伯森帶領鄉親奔小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全新的經濟政策。家住深圳市羅湖區的吳伯森，走在了前面。
吳伯森所在的35戶人家的小漁村，最先富起來，最先進入“小康之家”。
到1982年底，小漁村已經連續兩年，戶均收入逾萬元，被稱爲“萬元戶村”。
吳伯森家所在的漁村，緊靠邊防線。190畝耕地，70畝在線的這一邊，120畝在線的那一邊。
全村80多個勞動力，個個都有“過境耕作證”，還有出海作業證；家家戶戶，都可以到香港從事小額貿易……
還在開放政策剛剛傳達、經濟特區開始起步的時候，吳伯森便一再提醒鄉親們說：
國家要我們“早行一步，先富起來”，我吳伯森雙手贊成，衷心擁護。
可是，要記住：我們只能正正當當地富，勤勞致富，千萬不能走邪門歪道。
全村82個勞動力，而他們同港商合辦的鑽石加工廠，竟有80名職工。
還有車隊，船隊，塘魚隊，養豬場，養雞場，花鳥蟲魚場等等，勞動力不足，早就成了問題。
人們終於得出結論，說吳伯森是個站在海邊不溼鞋的英雄好漢，出淤泥而不染的大丈夫。說他有中國人的骨氣，沒有崇洋貪財的惡習。
1983年春節前夕，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到深圳看望吳伯森。
當胡耀邦一眼看見這位“萬元富翁”，依然穿着南方基層幹部常穿的陳舊唐裝，腳下還是那雙膠質草鞋的時候，總書記皺起眉頭，把吳伯森着實打量了一番。
然後，胡耀邦才輕輕拍着吳伯森的肩膀，說：“吳伯森同志，你也應當穿得漂亮一點嘛！你們村的年輕人，不是都穿戴得很漂亮了嗎？”
吳伯森嘿嘿一笑，說：“我是60歲的人了，能看見年輕人都漂亮起來，也就心滿意足了。”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本色。紅山農場實現小康目標
在錢塘江口，曾有一塊海塗圍墾的土地。多年前，這兒草木不長，一片荒涼，只有一些靠曬鹽過日子的農民搭的茅草棚。黨的“十二大”之後，這裏成了全省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這個3000多人的集體農場，已不再是單一的“農業社會”，它打出了一個響亮的牌子：浙江蕭山縣紅山農工商開發公司。
1983年，全場人均佔有淨收入2540元，提前實現了“小康社會”的目標。
在這裏，茅草棚早已變爲陳跡，人們住進了第三代新房，別墅式的二層小樓。整套傢俱、豪華燈具、家用電器，大量進入農民家庭。
退休場員享有養老金，幼兒入托至初中畢業，全部實行義務教育，考上重點中學或中專、大學的，還享受獎學金。
這個農場是依靠鄉鎮工業的發展，逐步走向富裕的。從1980年集資興建起水泥廠後，全場帶出了預製件廠、水磨石廠、花磚廠等以水泥爲基本材料的建材企業。
全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勞力，從農業轉到了工業。1683年，該場工業總產值達1886萬元，佔全場工農業總產值的896％。
商品經濟的發展，使這個偏僻的鄉村，同外部社會發生了更多的聯繫。流通的渠道，又大大加快了致富的進程。這裏，廣開門路吸收各方人才。
場裏三分之一的務工勞力和一半以上的務農勞力，是從外地聘來的。年產值有100多萬元的服裝總廠，340名人員中，有95％以上來自外縣或外鄉，就連廠長也是兩年前諸暨縣的一個供銷員。
向外聯營，走向全國，農場的領導者們打開了眼界。農場先後與20多個省、市的100多個單位，建立了各種類型的經濟技術協作關係。
農場向河南省投資60萬元，開發小煤窯，以補償貿易方式，每年獲得一批數量可觀的優質煤。
他們還在廣東省的深圳、惠陽等地，建立了聯營公司。農場的購銷隊伍，活躍在全國各地。年運量爲20萬噸的水運隊，終年奔忙。
場裏還成立了農工商企業公司，派人進城開店營業，展銷自己生產的各種工業產品。
一個開放型的“小康社會”，通過與外部社會多種多樣的經濟聯繫，而變得欣欣向榮。撒拉族人不斷開拓樂土
自從搞承包責任制後，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糧食總產量大幅度上升。就說1983年，小麥平均畝產780斤，最高達1100多斤。
只見農戶家中，家家糧食滿囤。有的家糧倉盛不下，只得一麻袋一麻袋碼在屋角。一位撒拉族大爺，笑眯眯拍拍這些圓鼓鼓的麻袋，風趣地說：“往年，每到這個青黃不接的時候，要等國家救濟糧，現在你看，糧食沒處放！”
周圍的社員也連連點頭，發出一陣陣會心的大笑。這笑，讓人品味到生活的歡樂與甜蜜。
但是，撒拉族人並不以糧食豐收爲滿足。在下草灘壩村，在一家養雞專業戶家的門外，未進門，便聽到“咯咯咯”雞聲，叫成一片。
主人叫韓文奎，時年30多歲，對人總露着笑。
韓文奎說，在1983年，他從雜誌上看到一篇採用電熱孵小雞的文章，便動了念頭。他先跑到臨近各地，去打聽信息，發現到處缺小雞，他回家來就幹開了，試驗作了一間電熱孵化房，居然成功了。
頭幾個月就獲利2400元。後又餵了300多隻來亨雞，由他愛人馬桂香經管。
只見在屋後，數間雞舍一字兒排開。雞舍前的院子裏，來亨雞白花花一大片，桂香的臉半掩在黑色“蓋頭”下，甜甜地笑着，正在給雞撒食。
馬桂香立在雞羣之中，像站在一片浮動的白雲之上，那“嗬嗬嗬”的吆喝雞的聲音，像唱着一支動聽的歌。
韓文奎說：“這是內地引來的先進品種，管理得當，一隻雞3天能下兩個蛋。”
在查汗大寺鄉運輸專業戶韓衛國的家，只聽韓衛國侃侃而談。他買了一臺拖拉機跑運輸，一年收入一萬元，還開了一個飲食小店，加上農業收入，全家一年人均收入兩萬多元。
在村民韓成良的家，一踏進院子，一棟式樣獨特的新居便屹立在眼前，雕樑畫棟，宛如一座精美的宮殿。
時任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縣委宣傳部長老馬興奮地說：“這樣的專業戶很不少，僅查汗大寺鄉，就有263戶，佔全鄉農戶的27％。除上面看到的外，還有經營果園的、做生意的，養牛羊的、造林的……”
撒拉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開始在家鄉的土地上，描繪出了一個大大的“富”字，而倍加的興奮和激動。習仲勳欣然覆信八七村
1984年9月20日，河南省長葛縣城關鎮八七村黨支部及全村農民，懷着喜悅的心情，給25年前到此做過實地調查的習仲勳同志，寫了一封長信，彙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八七村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10月20日，習仲勳欣然提筆覆信，對八七村幹部羣衆，迅速由窮變富，走上康莊大道，表示衷心的祝賀。
八七村原叫宗寨村，是1958年，毛澤東視察過的地方。1961年4月23日至5月9日，習仲勳先後兩次來到長葛縣，進行農村調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八七村迎來新的經濟振興。到1984年，這個僅有2000多人的小村，已自辦或聯辦了27個工廠。全村80％以上的勞力，從事工副業生產。
1983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達3543萬元，人均1500多元。集體經濟的壯大，帶來了農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學生上學、羣衆犁地、澆水、就醫，都實行了半免費。
村裏還辦起了託兒所、遊藝室、圖書室和青年之家。僅1983年一年，全村新蓋房630間。農民存款多的達萬元以上，有些戶已達到小康水平。
習仲勳在看到八七村幹部羣衆的來信後，非常高興。
習仲勳在回信中說：
25年前，由於“左”的錯誤指導思想，破壞了農業生產力，使你們從一個好端端的富隊變成一個響噹噹的窮隊，廣大幹部羣衆吃了很大苦頭。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走上了由窮變富的康莊大道。
希望你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增強黨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閡，團結一致，治窮致富，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杜湯堡村向商品經濟轉化
1984年7月21日晚，在河北省肥鄉縣杜湯堡村會議室裏，只見燈火通明。1000多人在聽到村黨支部書記王文義講到奮鬥二三年、人均收入達到“雙千”元時，都滿意地笑了。
杜湯堡羣衆在這樣的場合發笑，已是第三次了。前兩次都是“搖頭”笑，這次卻是“點頭”笑。
那還是在1981年春天，王文義走馬上任，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
王文義一上任，就立即發表了就職演說：“大幹一年，實現人均收入300元的奮鬥目標。”
大夥兒一聽這話，便“轟”地一聲笑了，認爲王文義說的辦法倒不錯。但是，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達到那樣高的目標，很難辦到。
史有堂全家3口人，兩個勞動力，常年幹活分不到錢。當時，史有堂就站起來說：“爺們，別說那麼大，秋後能讓咱把九分錢的‘紅滿天’，換成一角六的‘崗南’煙，就行了。”
這一年，杜湯堡的農民，在王文義帶領下，實行了聯產責任制，調整了作物佈局，擴大了棉花、油料等多種經濟作物種植面積。
秋後，算盤一響，全村糧食總產達到243萬斤，比上年增加53萬斤；棉花總產達到315萬斤，比上一年增加88萬斤，人均收入達到393元。
全村家家戶戶都分了錢，70％的戶，存款在500元以上，20％的戶，存款超過千元，最多的達到3000元。
1982年元月，王文義參加了省勞模會，取回了科學致富的“真經”，決心帶領杜湯堡的羣衆，再打一個翻身仗。
王文義在羣衆會上講道：
有了科學，咱村生產再前進一步，人均收入可達1000元。
大家一聽，這簡直是想坐“直升機”！於是，“譁”地一聲，又大笑起來。
但是，王文義沒有笑，他知道要實現宏偉目標，必須去掉目光短淺的小農經濟思想。
王文義帶領幹部羣衆，先後到河南省劉莊、本省晉縣周家莊等先進單位進行參觀學習，開闊大家的眼界。
王文義還組織各家各戶，與本縣農藝師李中高，簽訂了技術承包合同。
全村2500畝棉花，全部搞了地膜覆蓋栽培。人們大量引進、繁育、出售棉花優良品種，並對果園、磚廠、飼料加工等副業攤，實行了專業承包，從多種渠道增加經濟收入。
一晃，兩個年頭過去了，杜湯堡村又發生了巨大變化，1983年，人均純收入達到1015元。
1984年6月，王文義作爲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農民代表，訪問了日本，使他又一次大開了眼界。
王文義感到，杜湯堡要提前奔小康，光靠發展農業不行，還必須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引進技術，搞好專業生產，大力發展商品經濟。
王文義回來以後，與幹部羣衆，共同制訂了杜湯堡3年發展規劃。
他們在搞好“種子基地”、“林果基地”、“蔬菜基地”的同時，又與一家科研單位，簽訂了技術轉讓合同，投資150萬元，建起一座中型化工廠。
杜湯堡村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的“三部曲”，是整個中國農村變革的一個縮影。
種田人以商品經濟觀點搞農業，同時搞多種經營，爭着富，賽着富，已成爲時代的潮流。開闢解放生產力新途徑
1984年8月27日，北京市四合莊農工商企業聯合總公司電腦服務部開始營業。
這是一家農民辦的軟件企業，負責人是陳萬華和張玉敏夫妻。
這對夫妻從1979年秋天起，帶領四合莊二隊的農民，進行大膽改革，艱苦奮鬥，科學辦企業，科學種田，使這個原來在全鄉出名的窮隊，躍入人均收入1600多元的京郊“小康”之列。
1979年11月，張玉敏毛遂自薦，當了四合莊二隊隊長。當時由於推行了責任制，騰出了不少勞力。
張玉敏和擔任四合莊大隊長兼副支書的丈夫陳萬華，精心地算了一筆賬，光在土地上折騰，就是產量再翻兩番，人均收入撐死了，也不過三四百元。
於是，他們決定另闢蹊徑，把多餘的勞力轉向工副業。於是，他們開辦了一個保溫瓦廠。
1981年春後，保溫瓦廠在昌平縣和外縣設立了幾個推銷點，收益日見增加。然而，推銷工作還是跟不上。隊裏決定，增加推銷員。男的不夠，陳萬華和張玉敏把幾個年輕媳婦，也請了出來。
陳萬華夫婦給推銷員的“錦囊妙計”是：“別人不願應、不能應的活，我們應！”
推銷員不但推銷了產品，還帶回來市場信息。對急用戶，他們及時送貨上門；對產品質量，他們嚴格檢驗制度，每塊瓦上都印上製做者的號碼，不合格的產品包退包換。
四合莊二隊生財有道，聚財有道，用財也有道。保溫瓦廠賺錢多了後，陳萬華夫婦又辦起來了石灰粉、水泥製品、塑料製品、小五金等五六個企業。
到1983年底，全隊從事工副業的勞力，已佔總勞力的90％多。
1983年春天，陳萬華夫婦在《北京晚報》上刊登廣告，徵聘技術人才。
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就接到了100多封應聘信。他們從中選聘了4名五六十年代的中專畢業生。
陳萬華夫婦不但捨得用重金聘請技術人員，也捨得用重金購買技術成果。
有一次，張玉敏聽說市食品研究所，有一項新的科研成果食品添加劑要轉讓。於是，便立即與對方簽訂合同，花25萬元接收了過來。
爲了及時瞭解市場信息，二隊在城裏設立了業務聯絡站，聘請3名工作人員，每人月薪120元。
到1984年初，二隊聘請的顧問，有高級工程師和專家、科研人員及律師共20多人。這些人才，有力地促進和保證了企業的發展。
在1982年底，張玉敏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84年初，她又被選任爲四合莊大隊黨支部書記。
四合莊二隊經過三四年的艱苦奮鬥，已經富起來了。但是，大隊長陳萬華卻憂慮起來：二隊富了，別的隊怎麼辦？一個念頭在他腦子裏出現了：以二隊爲骨幹，搞個更大的經濟實體！
夫婦倆經過商量，成立了“四合莊農工商企業聯合總公司”，徹底改革了生產大隊的體制，商品生產和流通的經營權全歸公司。
張玉敏任總公司黨支部書記，陳萬華任公司總經理，另聘兩位副總經理，公司下設各類分公司。
上級十分欣賞陳萬華的膽識和氣魄，認爲這是一種農村經濟體制的新變革，大突破，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的新途徑。共產黨員進行扶貧活動
1985年3月，在吉林省九臺縣西營城鎮街口一個大院的門前，掛出一塊醒目的牌子：
西營城鎮扶優扶貧扶殘服務中心
一位身穿舊軍大衣的中年農民，端詳着這塊嶄新的牌子，禁不住兩行熱淚滾下面頰。他就是這個“中心”的經理、共產黨員鄭長錄。
鄭長錄激動，是因爲他所執著追求的事業，又展現出了一個新的前景。
1973年3月，鄭長錄就要從部隊復員了。在部隊4年多時間，他一直在電源室搞通訊配電，是個技術兵。
於是，不少親朋好友勸他：“你有技術，還是走走門子，留城工作吧。”當時農村的困苦，鄭長錄是深有體會的。但他離不開養育他的家鄉這塊土地，更離不開待他情深義重的父老鄉親。
鄭長錄決心和鄉親們一塊奮鬥，改變家鄉貧窮落後的面貌。在留城工作還是回鄉勞動的抉擇中，鄭長錄毅然選擇了後者。復員回來的當天，鄭長錄就到公社落下了戶口。
鄭長錄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道路卻艱難曲折。回鄉勞動後，他跟社員一起，苦沒少喫，活沒少幹，汗沒少流，但年底分配，口糧卻只夠喫多半年，不少社員掙不夠口糧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到了農村，富民政策給鄭長錄帶來了希望。
1981年，鄭長錄求親告友，跟本村農民崔佔國籌集了一筆款，置辦了一套冰棍機，到鄰近的城子街鄉辦起了一個冰棍廠。
1982年5月，冰棍廠正式生產，到第二年5月，盈利14萬多元。兩人對半分，一人得7000多元。
消息傳開，一些人說：“長錄這回算先富起來了，把錢存進銀行，利息也夠喫夠花的了。”
的確，鄭長錄在外搞工副業，妻子在家勞動，收入不少，算得上“小康之家”了。但是，鄭長錄想的不是經營個人的“安樂窩”，而是要幫助鄉親們擺脫貧困。
農民馬忠范家缺柴少糧，鄭長錄就送去1200斤糧食，外加一車柴禾。
曾兆海承包的地旱了，沒水澆，鄭長錄掏錢幫助打了口井。
孤寡老人劉貴同，生活困難，鄭長錄經常給送喫的。一次，老人不小心摔折了腿，鄭長錄把他送進了醫院。醫療費當然由鄭長錄來支付。
爲羣衆排憂解難，鄭長錄從不吝惜錢財。然而，時間一長，他發現，一些人家裏送去的糧喫光了，拿去的錢很快就花完了，生活還是老樣子，“窮”字並沒抹掉。
鄭長錄思考着：怎樣才能從根子上治窮？
在1984年初，黨中央發出了一號文件，號召農民發展商品生產，搞活農村經濟。
縣、鎮負責同志，多次跟鄭長錄一塊學習文件，引導他把眼光放遠些，路子想寬些，要從發展農村經濟這個根子上，來使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此時，鄭長錄的思想透亮了，他決心邁大步，大大方方幹一場。
鄭長錄跟崔佔國商量，把冰棍機從城子街鄉拉回來，又跟本村黨支部書記陳文舉等另外3人，籌集資金5萬多元，組成一個經濟聯合體，辦起了一個冰棍廠，一個油坊和一個粉坊，建成了一個穩固的扶優扶貧基地。
這個聯合體當年產值18萬元，獲利6萬多元。這筆錢他們沒有分掉，而是用來擴大扶貧事業。
1985年，又增辦了一個食品廠、一個油坊、一個電器修理部和一個工藝美術社。
鄭長錄這個聯合體，一開始就辦出了不同於一般企業的特點。在招收工人上，他們是“擇貧錄用”。
油坊蒸坯工馬會來，過去家裏生活困難，鄭長錄找他來上班。一年多來，馬會來攢下了一筆錢，想回家搞個蔬菜專業戶，但又怕對不起鄭長錄。
鄭長錄知道後，主動找到馬會來說：“你要搞個專業戶，我堅決支持。大夥都能像你這樣靠勞動富起來，我心裏比喫蜜還甜。”
馬會來1985年離開油坊，回家搞起了蔬菜專業戶。鄭長錄的廠裏已有多名工人在積攢了資金後，另起爐竈，辦起了自己的工副企業。
鄭長錄帶動了不少貧困戶，逐漸富裕起來，但自家過的仍是很一般的生活。
鄭長錄是經理，但是工資卻跟包掛麪的盲人一樣。企業內不少工人，比鄭長錄的工資要高得多。
妻子照常在家養豬、養雞、種地。去過他家的人都看到，鄭長錄住的是3間泥瓦房，屋內沒有高檔傢俱和時興的家用電器。
1985年，新建食品廠時，爲了節約資金，鄭長錄把3間房上的瓦揭下來，蓋到了廠房上，自家瓦房變成了草房。
鄭長錄就是這樣生活着。他物質生活雖然清貧，但精神上卻十分充實和富有。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理想，一位退伍軍人的博大無私胸懷！十三大鼓舞人民致富信心
在1987年12月的一天，在晉南平原最早富裕起來的山西省侯馬市秦村，出席過黨的“十二大”的村黨支部書記孫惠民，一見面，就對來訪者興沖沖地說：“你們來得正好，我們村出新聞哩。黨的‘十三大’後，專業戶又‘鬧騰’起來啦。10來天裏，光大汽車就買回來8輛。‘初級階段’的理論好哇，能治農民怕變的心病！”
秦村是一個454戶的大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由於受“左”的路線的束縛，生產發展十分緩慢。
從合作化到1978年，23年間，人均收入才由70元上升到200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堅持集體個人一起上。在9年中，興辦集體企業26個、發展汽車運輸專業戶84個、個體工商戶20個，集體積累由100萬元增加到500萬元，社員人均收入由200元上升到1100元，平均每年增長100元。
村委會主任趙蔭西說：“羣衆富起來了，但是心裏不踏實，還是怕變。今年以來，有些農民又鬧起‘心’病來了，一些專業戶該更換汽車的不更換；一些想擴大經營規模和範圍的個體工商戶，也不敢動彈了，都在等着、看着……”
正說着，一輛嶄新的汽車停在來訪者身邊，從駕駛室跳下一個壯實的小夥子，他叫葛建民。
從1984年起，葛建民與別人合夥經營一輛汽車，賺下幾萬元，早就想單獨買一輛，心裏不託底，不敢買。
10月25日晚，葛建民收看了黨的“十三大”開幕的電視節目，當聽到報告中說“對於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時，葛建民高興地對妻子說：“這一下好了，政策不變，咱們的車買定了！”
說完，葛建民就收拾行裝，夜裏23時，登上北去太原的列車。第二天，葛建民就開回了這輛新車。
在村委會會議室，村民趙守旗，眉飛色舞地講述了他們兄弟3人買新車的經過。
在1984年，趙守旗和大哥趙守臣、四哥趙守貽，各買了一輛汽車跑運輸。1987年，汽車都該更換了。
四哥主張買新的，大哥怕政策變，不讓買，趙守旗一直拿不定主意。
在黨的“十三大”召開那天晚上，四哥聽完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後，來到趙守旗家說：“五弟呀，政策不會變，車能買了。”
沒想到，老大趙守臣比他倆還積極。當時，他正出車在晉城，看完電視後，從那裏就直接上了太原。
10月26日，趙守臣就開回一輛新車。老四、老五28日打點錢款，去太原。29日，他們也各自開回了自己的新車。
說話間，門外進來一位樸樸實實的中年婦女。她是這個村的女能人，即利民鑄造廠廠長畢續珍。
還沒有落座，畢續珍就向支部書記和村委主任說開了：“我去了一趟石家莊和山東，跟聊城訂了加工一萬件風扇底座和5萬件電動機殼子的合同，今年和明年都有乾的了。”
書記問她：“你不給村裏交廠子了嗎？”
畢續珍回答：“我纔不呢！現在我放心啦，還要大幹哩！”
1985年11月，畢續珍和兩位退休老師傅，聯合辦了一個鑄造廠，僱用了七八個工人，老擔心給扣“剝削”的帽子。
1987年，這裏提出發展合作經濟，畢續珍以爲是要限制個體企業，幾次提出要把廠子交給集體，村裏沒收。
9月份，老師傅崔文奎怕變，藉口有病，回襄汾老家“養病”去了；另一位老師傅丁家雲，也勸畢續珍“收攤”。
畢續珍則說：“沉住氣，黨的‘十三大’開了再說。”
黨的“十三大”召開的那些日子裏，畢續珍一到晚上，飯也顧不得喫，就坐在電視機前，收看新聞聯播節目和有關黨的“十三大”的專題報道。
黨的“十三大”召開的第五天，畢續珍給崔文奎寫了一封信，說：“黨的‘十三大’召開了，政策更好了，你回來吧。”
崔師傅接到信，高高興興地回了廠。11月9日，崔師傅又和畢續珍一道，去了石家莊和山東。
孫書記問畢續珍：“還有甚麼想法和要求？”
畢續珍說：“想買3臺車牀，搞鑄造加工一條龍，就是廠房有點小。書記、主任，你們給我批地盤，蓋廠房吧。”
此時，還有的村民纏着書記和主任，給他們批地基，要求沿街辦商店、開飯館、搞修理門市部和百貨、日雜代銷店。
老支書孫惠民蠻有信心地說：
黨的“十三大”把羣衆的勁兒鼓起來了，照這樣下去，我們村可以更快地達到小康水平了。本書主要參考資料
《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呂書正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
《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與雲南實現小康目標研究》楊宗德劉建文主編雲南人民出版社
《改革開放與農村小康社會建設》李義波徐敏李惠玲編著中國三峽出版社
《從貧窮到小康三十年廣東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路》黃學平劉洪盛湯建東編著廣東科技出版社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黨的理論創新》韋定廣張明主編藍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