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發展構想
●鄧小平回答說：“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鄧小平說：“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到20世紀末，使國民收入達到小康水平。”
●鄧小平說：“實現翻兩番這個目標，是個了不起的事情。它不僅使我國人民的生活能達到小康水平，而且將大大增強國家的經濟力量。”
● 發展構想
共和國故事·規劃藍圖鄧小平提出小康概念
1979年12月，鄧小平提出的在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爲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所採納。這是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目標的一個重要構想。
黨的“十二大”以後，鄧小平到江蘇蘇州、浙江杭州進行調研，實地考察“小康”目標的可行性。
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又進一步提出包括“溫飽—小康—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內的中國分“三步走”戰略，提出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部署。
早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屆全國人大會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對“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作了最早的表述。
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央，第一次正式宣佈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第四屆全國人大，重申了這個目標。
1978年，鄧小平頻繁地出國訪問考察，上半年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朝鮮，下半年訪問了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1979年初，鄧小平又訪問了美國。
特別是在訪問日本期間，鄧小平到神奈川縣日產汽車公司工廠參觀。
當了解到這裏的勞動生產率，比當時中國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高几十倍時，鄧小平感慨地說：“我懂得甚麼是現代化了。”
197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以馬爾科姆·麥克唐納爲團長的英中文化協會執委會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這個概念。
兩天後，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
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20世紀末，我們大概只能達到發達國家70年代的水平。
“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出，表示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有了比較準確的定位。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中國。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以及隨同來訪的外務大臣大來佐武郎、國會議員等人。
鄧小平在會見廳前，迎接日本貴賓，對他們前來中國訪問，表示熱烈歡迎。
在這次會談中，大平正芳問鄧小平：“中國的現代化藍圖，究竟是如何構想的？中國將來會是甚麼樣的情況？”
鄧小平回答說：
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到20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
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用“小康”這個新名詞，來描述未來20年中國的發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關於小康的含義，鄧小平在此後有過多次闡述，最概括的解釋是“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這實際上就是從溫飽到現代化的中間階段。
根據鄧小平的構想，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從1981年起到20世紀末，在20年時間裏，實現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萬億元左右，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十二大確定經濟目標
1982年9月1日至11日，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出席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1600人，候補代表149人，代表全國3900多萬名黨員。
鄧小平首先致開幕詞。在開幕詞中，鄧小平說：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復了正確的政策。並且研究新情況、新經驗，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確政策。
和黨的“八大”的時候比較，現在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刻得多了，經驗豐富得多了，貫徹執行我們的正確方針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大大加強了。
我們有充分的根據相信，這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正確的綱領，一定能夠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使我們黨興旺發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使我們的國家和各民族興旺發達。
鄧小平強調指出：
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
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在這次會議上，胡耀邦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
在報告中，胡耀邦說：
在全面開創新局面的各項任務中，首要的任務是把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繼續推向前進。
爲此，黨實事求是地確定了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步驟和一系列正確方針。
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億元左右。
實現了這個目標，我國國民收入總額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將居於世界前列，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將取得重大進展，城鄉人民的收入將成倍增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
到那個時候，我國按人口平均的國民收入還比較低，但同現在相比，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將大爲增強。
只要我們積極奮鬥，紮紮實實地做好工作，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個宏偉的戰略目標是能夠達到的。
胡耀邦最後說：
爲了實現20年的奮鬥目標，在戰略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10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
這是黨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國經濟情況和發展趨勢之後，做出的重要決策。
我們相信，全國各族人民必定能夠萬衆一心，奮發圖強，努力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宏偉目標。
這次大會選舉了由210名委員和138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72名委員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以及由132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地完成了這次會議的歷史使命，爲全國人民投入經濟建設，指明瞭前進的方向。
在隨後召開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胡耀邦爲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爲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批准鄧小平爲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爲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省委書記解讀十二大
1982年9月4日，黨的“十二大”代表、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在小組會上說：“聽了鄧小平同志的開幕詞和胡耀邦同志的報告，感到深受教育，深受鼓舞，我完全擁護。”
毛致用提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進一步端正思想路線，跟上黨中央的偉大部署，在大會以後，堅定地貫徹黨的“十二大”精神。
毛致用說，胡耀邦同志的報告，高舉共產主義旗幟，集中了全黨的智慧和意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戰鬥綱領。
報告科學地分析和總結了黨的“十一大”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歷史性轉變的偉大勝利和豐富經驗。
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領導全黨，全面清理了多年來“左”的錯誤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實踐證明，三中全會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是合乎國情、順乎民心的。
毛致用說：“要貫徹好黨的‘十二大’的精神，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進一步端正我們的思想路線，跟上黨中央的戰略部署。
這次大會，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有了更加精確的行動綱領。我們一定要堅決貫徹黨的‘十二大’精神，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毛致用說：“1981年底，全省90％左右的生產隊選擇了雙包生產責任制。現在農村形勢確實大好，廣大農民多年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高興過。”
湖南省的農民們說：“如今我們講大好形勢是實實在在的，形勢就反映在我們的倉裏和鍋裏，反映在每個人的身上。”
0社員們還說：“只要上邊的政策不變，我們一年二年自給有餘，三年四年可以開始富裕，再過些年就是小康之家了。”
農村的這種變化，最根本的是執行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執行生產責任制，調整生產關係的結果。
毛致用認爲，現在，我們腦子裏一些老框框還不少，例如，對教育、科學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我們的認識還很不夠，對培養選拔人才，我們的認識還差得很遠，抓得也很不得力。
特別是按照“四化”的要求，選拔一批有文化、有專業知識的中青年幹部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這方面差距更大。我們一定要認真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
毛致用最後說：
當前我們必須認真學習黨的“十二大”文件，努力提高思想水平，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二大”精神上來。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好工作，開創湖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十二大令首都各界鼓舞
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後，首都人民熱烈歡呼，衷心擁護新成立的黨的中央領導機構。
生活和戰鬥在黨中央身邊的首都廣大黨員、幹部和羣衆，決心堅定地沿着得到“十二大”指引的方向前進，做好首都各方面的工作。
1982年9月12日晚上，在首都城鄉千家萬戶的電視機、收音機旁，人們興高采烈地收看、收聽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的盛況。
第二天上午，許許多多的工人、科技人員、幹部、解放軍指戰員和居民，在郵局和售報亭前排成長隊，踊躍購買報紙，互相傳告喜訊。
許多人表示相信，有了中央委員會的堅強領導，有了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重要參謀作用，有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加強紀律檢查工作，我們黨一定能夠更加朝氣蓬勃地領導全國人民，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首都各條戰線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紛紛舉行座談會，學習黨的“十二大”文件。
中共北京市委向全市做了學習、宣傳黨的“十二大”文件的部署。“十二大”一閉幕，許多單位立即開會研究，如何結合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學習和貫徹黨的“十二大”精神。
京郊南苑人民公社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及廣大社員羣衆，從廣播中收聽到黨的“十二大”勝利閉幕的喜訊後，無不歡欣鼓舞。
被人們譽爲“百萬富隊”的東鐵匠營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郭鳳歧，興奮地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們農村生產大發展，農民生活大提高。上一年，我們大隊每人平均收入已經提高到1200元。
這次，黨的“十二大”爲我們規劃了更加美好的前景，大家的高興勁更不用說了。我們大隊已進行了規劃，爭取經過4年的努力使每人平均收入達到2000元，提前15年達到小康水平。
黨的“十二大”的勝利召開，讓全國人民增強了達到小康水平的信心。舉國暢談十二大目標
在討論黨的“十二大”文件時，爭取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內工農業年總產值，實現翻兩番的目標，是個最熱烈的議題。舉國上下，談翻番，議遠景，樹雄心，立大志，令人感奮。
與1958年、1978年比較，黨的“十二大”提出翻兩番的歷史條件，已經完全不同了。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開始了全面的、堅決的、深思熟慮的撥亂反正，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變。
這一轉變的第一個主要標誌，就是我們黨在思想上，堅決衝破了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我們各個工作領域，獲得了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
黨中央果斷而妥善地解決了一大批，長期遭到錯誤處理的重大問題，清除了不利於安定團結的一系列重大因素，使國家進入了政治穩定的新時期。
經過必要的組織調整和作風整頓，黨內生活漸趨正常化，黨的民主集中制基本上得到恢復，集體領導代替了個人專斷。
全黨、全國工作的重心，從1979年起，就堅決地認真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機關的主要精力，愈來愈多地集中於研究和解決經濟問題。
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指導思想，開始得到清理，我國經濟開始走上了適合國情、循序前進、講求實效、穩定發展的軌道。
特別是黨總結了長期歷史經驗，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方面，邁出了十分可喜的步伐。
正是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才提出翻兩番的設想。這個設想，是在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由中央集體討論決定的。
因此，翻兩番不僅不是1958年、1978年兩次冒進的重複，而且恰恰是吸取了這兩次冒進的教訓，提出的切合實際的奮鬥目標。
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不同的發展經濟的規劃或設想，有許多質的不同。
黨的“十二大”提出了翻兩番的設想，並沒有提出任何沒有根據的產品產量的增長指標。例如，原煤、鋼等的產量，20年只要求增長一倍左右，每年平均增長3％多一點，不到4％。
這些都不能說是高指標，這些速度是過去經過正常的努力，曾經達到的。今後，經過正常的努力，也可以達到的。
另有一點不同的是，無論1958年或者1978年，都沒有按照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提出要求，而是孤立地提出一項或幾項指標。結果，違反了經濟規律，不能不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
計劃部門反覆進行綜合平衡，按照各個經濟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我國各經濟部門的實際情況，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設想。
例如，到20世紀末，鋼的產量、能源總產量，只設想比1980年增加一倍，多了做不到；機械工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則可能增長几倍；而電子、信息、核能、石油化工、新型材料等一些新興工業部門，可能得到迅速的發展。
這一點不同，足以說明翻兩番不是隨意的、主觀的決定，而是按照經濟規律和實際情況，慎重地提出來的，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這個前提十分重要。
離開了經濟效益，來談發展速度，就不能不帶有虛假的成分。正因爲這樣，黨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爲中心的軌道上來”，並提出了相應的措施，這很重要。
黨的“十二大”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爲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
從長遠看，翻兩番的目標實現以後，我國城鄉人民的收入將成倍增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
從近況看，隨着國家經濟的好轉，特別是農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城鄉人民的生活都有所改善，並將繼續逐步得到改善。
廣大人民羣衆，越來越深切地感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他們自己的事業。這種主人翁的使命感，也是翻兩番的現實可能性的重要根據之一。鄧小平考察翻番可行性
1983年2月5日，爲了實地考察“小康”目標的可行性，鄧小平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江蘇蘇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
2月6日下午，鄧小平抵達蘇州。
第二天，鄧小平就約見陪同考察的江蘇省負責人江渭清、顧秀蓮，以及蘇州地委、市委的負責人等，聽取彙報。
談話一開始，鄧小平就問：“到2000年，江蘇能不能實現翻兩番？”
江蘇的同志回答：“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時間，就有把握實現翻兩番。”
鄧小平又問蘇州的同志：“蘇州有沒有信心，有沒有可能？”
江蘇的同志告訴鄧小平：“像蘇州這樣的地方，我們準備提前5年，實現中央提出的奮鬥目標！”
鄧小平接着問：“人均800美元，達到這樣的水平，社會上是一個甚麼面貌？發展前景是甚麼樣子？”
蘇州的同志告訴他，若達到這樣的水平，下面這些問題就都解決了：“第一，人民的喫穿用問題解決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問題解決了，人均達到20平方米；第三，就業問題解決了，城鎮基本上沒有待業勞動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農村的人總想往大城市跑的情況已經改變；第五，中小學教育普及了；第六，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犯罪行爲大大減少。”
聽了這些介紹，鄧小平很振奮，他繼續追問道：“蘇州農村的發展，採取的是甚麼方法？走的是甚麼路子？”
江蘇的同志告訴他，主要靠兩條：一條是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依靠技術進步。還有一條是發展了集體所有制，也就是發展了中小企業；在農村，就是大力發展社隊工業。
江蘇的同志彙報說，蘇州的社隊工業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歸根結底，憑藉的是靈活的經營機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體制。
聽了這番話，鄧小平說：
看來，市場經濟很重要！
2月9日下午，鄧小平離開蘇州，前往浙江杭州考察，當晚下榻杭州劉莊。
在劉莊，鄧小平對浙江省委書記鐵瑛、省長李豐平，以及省委領導王芳、薛駒說：“這次，我在蘇州看到的情況很好，農村蓋新房子很多，市場物資豐富。現在蘇州市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已經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江蘇從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時間裏，產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後可以達到翻兩番的目標。”
鄧小平問：“浙江能不能實現這個目標？”
在聽到浙江省委負責人表示“翻兩番”不成問題時，鄧小平非常高興，並且提出，江蘇、浙江恐怕要多翻一點，不止“翻兩番”。
鄧小平說，因爲寧夏、甘肅這些地方比較落後，“翻兩番”困難，如果江蘇、浙江只“翻兩番”，全國平均起來就翻不了兩番。
1983年2月，爲期12天的蘇杭之行，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蘇、杭農村的巨大變化，使鄧小平對“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標，充滿了信心。進一步深化小康構想
1983年3月，鄧小平結束對蘇、杭等地的考察回京後不久，立即約請胡耀邦、萬里、姚依林等同志談話。
鄧小平說：“這次，我經江蘇到浙江，再從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況很好，人們喜氣洋洋，新房子蓋得很多，市場物資豐富，幹部信心很足。”
鄧小平還提出，到20世紀末實現“翻兩番”，“要有全盤的更具體的規劃，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體規劃，做到心中有數。”
蘇杭之行，驗證了“小康”目標的可行性。也就是從這時起，鄧小平開始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小康”目標實現之後，中國的長遠發展規劃問題上。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出了包括“小康”目標在內的分“三步走”，到21世紀中期“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中國長遠發展戰略構想。
1984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時，第一次對“小康”之後的發展目標，作了設想。
鄧小平說：
自從大臣閣下1978年訪華以來，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同我們的大目標相比，這僅僅是開始。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到20世紀末，使國民收入達到小康水平。
我們還有第二個目標，那就是要在30至50年內，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鄧小平接着說：
中國的發展前途不取決於個人的作用，而取決於政策是否正確、路子對不對頭。如果路子對，誰也不能改變，因爲那樣做不得人心。
中國過去幾年的變化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們喜歡，因此我們的政策將繼續下去。
這是關於“兩步走”的最初表述。
把20世紀最後20年的“一步”改作“兩步”，再加上21世紀前50年的“一步”，從戰略上，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做出分“三步走”的規劃和部署。這是在1987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時，第一次提出來的。
鄧小平說：
我們的目標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爲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達到500美元。
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着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
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一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
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
鄧小平的這個戰略構想，爲黨的“十三大”採納。
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
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
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
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強調軍隊要服從建設
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作重要講話時強調：
軍隊工作要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要緊密配合這個大局，大力支援國家發展國民經濟。
鄧小平首先概述了當前國內的大好形勢。
鄧小平指出，現在我們國家生氣勃勃，一派興旺景象。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近3年來出現的大好局面。這就爲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創造了條件，也大大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六五”計劃提前完成，各項工作取得很大成績。黨的十二大確定的到20世紀末，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肯定可以實現。
鄧小平說：
實現翻兩番這個目標，是個了不起的事情。它不僅使我國人民的生活能達到小康水平，而且將大大增強國家的經濟力量。
鄧小平還指出，現在開展以城市爲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把這個工作搞好了，就肯定可以實現或超過翻兩番的目標。
鄧小平說，改革比預想的要搞得好，搞得快，很有希望。現在需要全國黨政軍民一心一意，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照顧這個大局。
鄧小平強調指出：
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我們軍隊有自己的責任。軍隊要顧全這個大局，要在這個大局下行動。
軍隊各個方面都和國家建設有關係，都要考慮如何支援和積極參加國家建設。
鄧小平說，無論空軍也好，海軍也好，國防科工委也好，都應該考慮騰出力量來支援國民經濟的發展。
如空軍，可騰出一些裝備和技術力量，一是搞軍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國家發展民航事業。
海軍的港口，有的可搞合用，有的可騰出來搞民用，以增大國家港口的吞吐能力。
國防工業設備好，技術力量雄厚，要把這個力量充分利用起來，加入到整個國家建設中去，大力發展民用生產。這樣做，有百利而無一害。
鄧小平說：
軍隊大力支援國家建設，爭取全國早日實現翻兩番這個大目標，使國民經濟充分發展起來。國力大大增強了，搞國防建設就容易了。
鄧小平指出，培養軍隊和地方適用的兩用人才，也是個顧全大局的問題。
鄧小平說，近兩年來，軍隊培養兩用人才的工作做得不錯，很有成績。從整個國家建設這個大局來考慮，軍隊培養兩用人才，地方是歡迎的。這個方向注意了，工作做好了，部隊幹部戰士轉業、復員到地方就比較好辦。
我們軍隊培養了不少有專業技術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轉到地方各行業去，對地方也是個支援。鄧小平強調科技力量
1985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
鄧小平說：
我很高興，現在連山溝裏的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們未必讀過我的講話。他們從親身的實踐中，懂得了科學技術能夠使生產發展起來，使生活富裕起來。
農民把科技人員看成是幫助自己擺脫貧困的親兄弟，稱他們是“財神爺”。
“財神爺”這個詞，不是我的發明，是農民的發明。但是，他們的意思，同我在科學大會上講的話是一樣的。
鄧小平說：
現在要進一步解決科技和經濟結合的問題。所謂進一步，就是說，在方針問題、認識問題解決之後，還要解決體制問題。
上一年，中央作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全世界都在評論，認爲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勇敢的創舉。
現在，中央還要做出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你們這次會議爲中央做出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作了準備。
……
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爲了解放生產力。
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於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體制。
雙管齊下，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有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
在講話中，鄧小平強調改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
鄧小平說人才問題，別的不說了，今天就講兩點。第一，能不能每年給知識分子解決一點問題，要切切實實解決，要真見效。第二，要創造一種環境，使拔尖人才能夠脫穎而出。
鄧小平說改革就是要創造這種環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爲他們不是全才，不是黨員，沒有學歷，沒有資歷，就把人家埋沒了。
鄧小平說要善於發現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是領導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標誌之一。
鄧小平最後說：
我們奮鬥了幾十年，就是爲了消滅貧困。
第一步，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的水平。
第二步，再用30年、50年的時間，在經濟上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較富裕。這是大局。
我們在國際上要爭取和平的環境，在國內要排除一切干擾。我們這些人能做的工作，只是爲大家創造條件。有了干擾，就排除它一下。
發現有甚麼東西束縛了大家，幫助大家想點辦法，解放出來。工作還是要靠大家去做。希望大家放開手腳，把經濟搞上去，把生產力搞上去。
鄧小平的講話，爲全國科技工作者指明瞭工作的方向。科技是生產力，是促進人民羣衆走向小康之路的重要手段。胡耀邦視察偏遠山區
198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了山西、陝西的部分偏遠山區，勉勵這些地區的人民治窮致富，後來居上。
胡耀邦說：
每個山區都有自己的優勢，希望在山區工作的同志們，把本地區的優勢摸清摸透。然後定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一步一步把這些優勢發揮出來。
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奮鬥，一定能夠趕上甚至超過平原地區。
在6天裏，胡耀邦風塵僕僕，沿着山西、陝西兩省的接境地區，先後幾次橫渡黃河，視察了黃河兩岸8個地區的22個縣、市，以及山西平朔礦區和陝西神木、府谷礦區，並且還看了內蒙古的準格爾煤田。
胡耀邦這次重點視察的地區，都是經濟上比較落後的山區。雖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些地方羣衆的溫飽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但是，羣衆的生活還遠談不上富裕。
在視察過程中，胡耀邦同當地幹部羣衆多次座談，共商治窮致富大計。
胡耀邦反覆強調，要在這些地區建設好“兩個寶庫”：地下的黑色寶庫和地上的綠色寶庫。地下寶庫，就是這些地區豐富的煤炭和其他礦產資源。
在座談中，胡耀邦說，開發、利用好腳下如此豐富的資源，就會較快地富裕起來，悲觀失望和無所作爲的思想是沒有根據的。
胡耀邦指出，山西這幾年，羣衆生活比以前有了較大的改善，主要是把小煤窯放開了。但是，光靠挖煤還不行，煤多了運不出去，只靠國家修路往外運，也是不行的。
胡耀邦還指出：
應當儘可能地就地消化，充分利用煤炭資源優勢，發展三大材料工業：一是黑色和有色金屬材料工業，二是化學材料工業，三是建築材料工業。
特別是山西，一定要建成以煤爲主，帶動電力、冶金、化工、建材工業綜合發展的工業基地。
胡耀邦強調說，這件事不能太急，並且要向幹部、羣衆講清楚，不要一談辦工業，就伸手向銀行要貸款、向國家要錢。
應當主要依靠羣衆自己辦，因地制宜地興辦小電廠、小鐵廠、小煤化工廠、小水泥廠、小玻璃廠、小硫磺廠等等，這就叫打“麻雀戰”。
還有一條，要遍地開花，由小到大，一年一年發展起來，這就叫“驢打滾”。
胡耀邦說，這樣做的好處，是“就煤就礦就勞力，能省能快能致富”，比過去那種統歸縣上辦、喫“大鍋飯”的辦法好得多。
胡耀邦說，用這種辦法，把煤和原材料方面的優勢發揮起來，就可以吸引本地和外地的大企業，吸引沿海發達地區，在資金、技術、人才、裝備等方面，進行合作。
如果能夠逐步做到把百分之七十的煤消化在當地，煤的產運矛盾就解決了，經濟效益就提高了，還可以促進整個地區的工業、交通運輸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使人民更快地富裕和發達起來。
關於建設地上綠色寶庫，胡耀邦強調：山區要堅持種樹種草，發展畜牧業。
胡耀邦還指出，眼睛不要只看到現有的耕地，還要看到荒山、荒坡、荒灘都是地。可以種草種樹，可以種經濟作物、乾鮮果品，還要“一種（即種植）、二養(即養殖)、三加工”。
6月16日，胡耀邦和山西省呂梁地區13個縣的縣委書記，就怎樣才能治窮致富、後來居上的問題，進行了一天的座談。
胡耀邦強調說，要使山區經濟全面繁榮，羣衆儘快致富，在指導思想和工作作風上，必須注意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我們所有的幹部，都不要忘記黨的十二大提出的20世紀末，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這個總的奮鬥目標。從幾年來的實踐看，這個目標是可以達到，甚至可以提前達到的。
每一個地方的同志，都要按照總目標的要求，結合本地的情況，摸清摸透自己的優勢，實事求是地制定出自己的具體目標，滿懷信心地去努力實現。
第二，要更切實地幫助農民多想致富的辦法。中國的農民多，農村經濟搞上去，對實現總的奮鬥目標有決定性的作用。
農民富不了，全國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沒有保證。當前，農村經濟正處在發展變化之中，新情況層出不窮，新辦法也要層出不窮，不要以爲一條老經驗、老辦法可以管多少年。
這就要求我們地方的同志，一定要加強調查研究，爲農民致富出主意、想辦法，並且努力從人才、技術、信息、市場、流通等方面爲農民提供服務。
第三，鄧小平同志最近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少講空話、多幹實事……
我們幹部的才幹，歸根到底，只能在實踐中增長。講空話這種“病”，歸根到底，也只有到實踐中才能夠治好。
走下去是第一步，這一步很重要。這一步不走，甚麼廣泛聽取羣衆呼聲，甚麼總結羣衆經驗，並同羣衆一道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就都談不上了。
胡耀邦最後強調說：
只有走下去，才能更有效地幫助農民儘快致富，才能一步一步地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中央提出農村工作建議
1985年12月5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同志，彙報和交流了各地一年來，貫徹落實中央今年一號文件，進行農村改革的新成果、新經驗，深入分析研究了當前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探討了推進農村改革向縱深發展的新措施、新辦法。
在此基礎上，根據國民經濟全面改革的要求，提出了關於新的一年農村工作的建議。
關於“無工不富”與“無農不穩”的關係，是會議的一個議題。
會議指出，發展鄉鎮企業是振興我國農村經濟的必由之路。事實證明，它是有強大生命力的，它爲解決我國農村勞力過多、而耕地有限、資金短缺的矛盾找到了有效的途徑，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
在我國條件下，農業和農村工業必須協調發展，既不可以工擠農，也不可以農擠工。不發展農村工業，多餘勞力無出路，也無法以工補農。
反之，沒有農業提供不斷增多的食品和原料，農村工業也難以持續發展。這兩種結果，都會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安定。
因此，在實際工作中，應當把“無工不富”與“無農不穩”有機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看成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互相支援的，而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
對鄉鎮企業，應該堅持“積極扶持，合理規劃，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使之保持健康發展。
會議認爲，以工補農，以副養農，以工業、副業支持種植業，以經濟作物支持糧食作物，將是我國長期實行的一個辦法。
改革中發生的問題只能靠堅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決，決不能倒退。
會議明確了1986年，農村工作的指導思想是：
鞏固、消化、補充農村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存利除弊，着重把已有改革中的一些突出問題解決好，讓改革發揮出更好的效益。
與此同時，認真調查研究，爲農村下一步改革再邁出重要的步伐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基於這一指導思想，會議提出了1986年農村工作的總要求。
爲此，要進一步擺正農業的經濟地位，依靠科學，增加投入，保持農業穩定增長，必須繼續深入進行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切實幫助貧困地區逐步改變面貌，必須加強和改進對農村工作的領導。
這些方面的具體方針、政策和措施，經黨中央、國務院審批後，以中央1986年一號文件公佈。
在這次會議結束時，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就農村改革形勢與發展前景、堅持改革與深入改革、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與共同富裕的目標、商品經濟與發展合作制等理論和實踐問題，作了闡明。
會議最後強調：
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對國民經濟的全局至關重要，對實現20世紀末小康目標更具有決定的意義。
中央已經爲農村發展制定了一系列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政策，只要各級領導和各有關部門密切協同、奮發努力、堅持改革，切實加強和改進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依靠億萬農民的創造奮鬥，農村改革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定會更加繁榮，全國農村一定會出現嶄新的局面！十三大確定三步走戰略
1987年10月25日上午，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
鄧小平主持了這次大會。
代表們肩負着全黨4600多萬黨員的重託，胸佩紅色的大會出席證，喜氣洋洋地從各個住地，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大會開幕式。
在大會主席臺前排就座的有，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胡耀邦、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萬里、習仲勳、方毅、田紀雲、喬石、李鵬、楊尚昆、楊得志、吳學謙、餘秋裏、胡喬木、姚依林、倪志福、秦基偉、陳慕華、陳丕顯、鄧力羣、郝建秀、王兆國、王震、薄一波、宋任窮、王鶴壽等同志。
9時，鄧小平宣佈大會開幕。軍樂隊高奏《國際歌》。
中央負責人在報告中指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
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基本實現。
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至此，黨的“十三大”確定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戰略設想。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積極而又切實的重大決策，體現了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的辯證統一，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實際，符合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規律，反映了事物發展從量變到部分質變、再到質變的辯證發展過程，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
與“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相聯繫，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中，還根據事物發展“波浪式前進”和“跳躍式發展”的辯證特點，先後提出了“先富帶動後富”的發展戰略和“臺階式”的發展戰略。
“先富帶動後富”的發展戰略，體現了事物發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發展規律。
鄧小平把事物發展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關係，運用到經濟建設上，把優先發展和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結合起來，形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共同富裕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形成了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與各地區共同前進的發展局面，有力地推進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使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實踐中獲得了新鮮活力。
“臺階式”戰略，實際上是波浪式發展規律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又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後，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因此，“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
毛澤東曾經把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分爲兩個方面，一是不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一是不同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性。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鄧小平運用這一思想，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戰略決策，其中“先富帶動後富”是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羣體發展的不平衡性採取的方針，“臺階式發展”是針對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發展的不平衡性採取的方針。
這兩大決策的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